农民的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除了国家的正常税收以外，还要支付摊逃的费用。上文讨论了农民逃亡的原因。从统治者的角度，还有对于农民逃亡的处理政策。唐朝的统治者采取了非常不公平的“摊逃”政策，十家农户有五家逃亡，另外的五家就要平均分摊逃亡农民的税收，等于税收负担翻番！
天宝八载正月敕……盖为牧宰等，授任亲民，职在安辑。稍有逃逸，耻言减耗，籍账之间，虚存户口，调赋之际，旁及亲邻。此弊因循。其事自久。[92]
从唐玄宗时关于逃户的敕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旦有逃户，其“近亲”与“邻保”就要遭殃。
这样的政策到了中唐以后，变本加厉。元稹有诗道：“税户逋逃例摊配，官司折纳仍贪冒。”[93]相关的历史文献的记载更加详尽：
臣（李渤自称）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阏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94]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苟非艰窘，岂至逃亡。将欲招绥，必在资产。诸道频遭灾沴，州县不为申奏，百姓输纳不办，多有逃亡。长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或恐务免正税，减克料钱。只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亦有破除逃户桑地，以充税钱。逃户产业已无，归还不得。见在户每年加配，流亡转多。[95](www.xing528.com)
上面两条史料，第一条是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奉使泽潞，上疏陈述途次所见；第二条是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正月，皇帝下制。连最高统治者自己都已经认识到摊逃带给农民的巨大负担。这说明农民在正常税负之外的负担非常沉重。
农民负担沉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租太重，租比税重。《资治通鉴》卷234引陆贽的奏议云：“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因为土地的买卖，造成大量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他们成了数量庞大的佃农。两税、摊逃本身就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了，加上沉重的交租压力，农民的劳苦和困顿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就是无良官吏的盘剥：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96]
在分析中唐诗歌，解释诗歌中描写农民负担重的时候，了解“摊逃”、理解“租重于税”的现实，庶几能认识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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