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唐诗作对新的税收制度表达不同意见，认为新的税收制度是农民逃亡的罪魁。新的税收制度，具体是指盐法和两税两种制度。典型的诗歌如刘禹锡的《贾客词》：“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又如姚合的《庄居野行》：“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白居易通过《盐商妇》等诗歌抨击盐法，在《赠友五首》、《重赋》等诗歌中抨击两税法，希望恢复租庸调制。他认为两税使农民贫穷，使农民弃农：“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弃本以趋末，日富而岁贫。”“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25]其实，新的税收制度是农民逃亡的结果，而不是农民逃亡的原因。
刘晏行盐法是大历元年（766），杨炎行两税是在德宗建中元年（780）。首先，在这两种制度产生以前，大量农民的逃亡就已经普遍存在。唐代随着均田制的推行，出现了普遍性的授田不足，但是，原有的税收方式又是主要按照人丁征税，“国防军计，并仰丁口”[26]，百姓流离失所，脱离户籍者已经很多，国家的税收制度无法继续执行。高宗时期韦嗣立就惊呼：“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于兹。”[27]杜佑也写道：“（开元）八年（720），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尽管按照记载天宝的户口数量是九百多万，杜佑认为“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28]如果把户口的人数量转化成为人口总量，实际上逃亡的人口按照杜佑的计算超过了一千万！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为了行两税法，奏请皇上时写道：“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29]文中“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未免有些夸张，“三十年”也是估计的数字，但是，从杨炎急迫的表达中，我们可以深切感知问题的严重。杨炎认为，大约早在天宝九年左右（750），逃亡农民占农民总人数的比率已经很高了。杨际平先生在论述均田制的灭亡时论述道：“乾元三年（760），在籍户口更猛跌至二百九十三万户，一千六百九十八万口[30]。至大历中，在籍户口又跌至一百二十万户。短短的二十年时间，约有七百万户脱籍（或不向中央申报户口），这就意味着80%左右的农户脱离了‘均田’体制……这么一来，就只有更定税制与尽可能地检刮户口，才能摆脱财政困境。于是，两税法便应运而生。”[31]盐法和两税法是在农民普遍逃亡，国家财赋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新的政策，是农民逃亡产生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
具体到盐法而言，“上农大贾”才能够取得专卖权，普通的小商人无法得到专卖权，普通农民当然也不行。逃亡农民要成为具有专卖权的盐商，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刘晏“设立了专门的盐籍，将盐商从市籍中再划入盐籍，只有入盐籍的商人才能从政府处获得食盐，进行贩运”[32]。具有专卖权的盐商，是大批发商，不是小批发或者零售的商人，这可以从史料得到证实：(www.xing528.com)
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裨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商农，上无益于管榷明矣。[33]
度支盐铁户部诸色所由茶油盐商人，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或有违犯条法，州县不敢追呼。以此富屋皆趋幸门，贫者偏当使役。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自今已后，委本司条疏，应属三司及茶盐商人，各据所在场盐正额人名，牒报本贯州县，准敕文处分。其茶盐商，仍定斤石多少，以为限约，其有冒名接脚，短贩零少者，不在此限。[34]
白居易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入盐籍的是些“上农大贾”。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推论：产品因为统一的批发销售，减少了竞争者，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会大量减少。所以，盐法推行以后，从事鬻盐的职业商人相对于盐法推行以前，人数应该会减少。从这个角度能够理解白居易所谓盐法“有耗于商农”，不但农民受到损失，商人也受到损失。盐贵了，农民需要支出的多了；而原来销售食盐的商人也因为新的销售系统的介入，失去了自己的经营权。上面引用的唐武宗的赦文则告诉我们，不只是盐商是这样，茶、酒等专卖产品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因为盐、茶、酒都是生活必需，加上价格空间实在太大，有不少私鬻者，“亭户冒法，私鬻不绝”。[35]从总体上来说，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数，应该不会因为税收方式的改变而有太大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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