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人和农民对比的诗歌，对比的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农民赋税太重，而商人的赋税相对很轻；第二点承接第一点，农民为了逃避赋税，纷纷去做商人，整个社会出现“舍本逐末”的现象：经商的人多了，务农的人少了。从诗歌来看，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当然，也有的诗歌，商人成为一种衬托，衬托农村富裕地主何等豪富：“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1]“长闻乡人语，此家胜良贾。”[2]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很少。
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先论述第二点，即农民的逃亡和农民经商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两首诗歌入手：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潇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3]
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垄亩。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边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我仓常空虚，我田生蒺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烝黎。[4]
商人的忙碌与数量的庞大、农户的辛苦与逃亡，是诗人表达的一组含义；商人的赋税少甚至无、农民的税多而重，是诗人表达的另外一组含义。这里，农民因为税重、为了避税而去做商人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楚。
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一书在论述白居易的时候，指出“商业的发展与农业的矛盾开始出现激化，如白居易、张籍等人就都在诗歌中众口一词地攻击商人”，接着，他列举白居易的《盐商妇》、张籍的《贾客乐》、刘禹锡的《贾客词》、张籍的《野老歌》等诗歌作为证据。林庚先生接下来说：“这正说明农村兼并势力的膨胀和农民破产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城市商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中；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乃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衰落的真正原因。”[5](www.xing528.com)
陈贻焮先生在论述诗人顾况时也指出：
“（顾况的）东人利百，西人利百。有匪我心，胡为不易。河水活活，万人逐末。俾尔之愉悦兮。”这和张籍的《贾客乐》“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一样，反映的都是当时农村凋敝，商业畸形发达，人们舍本逐末的现实。[6]
两位大师忠实地理解了诗歌的原意。类似的忠实于原作的诗歌解读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张泽咸先生在《唐代工商业》一书中，不认同张籍、姚合等人的观点。他说：“不少文士众口一词指责商人暴富，促进了农民的贫困……（接下来张先生同样列举了张籍《贾客乐》、刘禹锡《贾客词》、姚合《庄居野行》等作品作为证明）唐中叶以后，商人的队伍确比以前壮大，但是，若说各地的村民已全部外出经商，乃是夸大其词。至今仍然有人指责唐中叶以后商人众多，商业陷入畸形发展，我认为所言并不确实。”张先生举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明古人的话是如何不可尽信。一是引用了《汉书》卷72贡禹呈给汉元帝的表：“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二是引用司马光呈给宋仁宗的《论财利疏》：“以今天下之民度之，农者不过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张先生指出：我们的城市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尚且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汉代、宋代的臣子们夸张太过。他在书中写道：“另一种意见认为唐前期是中古自然经济，中唐后转入市场商品经济。唐前期，商贸不发达，很少用钱，中唐后出现了重大变革。此说颇有一定道理。可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经济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唐以前和唐以后的宋、元、明、清之世，概莫能外。而商品经济早在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初期便已经存在，并先后为奴隶制经济和封建经济服务过。不能说，到唐中叶，商品经济才突然出现并且加以强调。”[7]张先生文章的重点在于论述诗人观点的错误，但不是对于诗歌本身的阐释，他用诗歌来说明商业的阶段性发展状态，没有详细解释诗歌中为什么出现商业畸形繁荣、农民大量从商。
上面我们介绍了后人对于中唐诗人笔下的关于商人和农民对比诗歌的两种解读：一种从诗歌本身来阐释，另外一种从历史真实来阐释。笔者认为，对于诗歌本身的阐释是正确的，但缺少深入的辩证分析；从历史的角度阐释是接近历史的，但没有辨析诗歌中提到的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