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诗对坐贾特点的呈现
1．唐诗中坐贾多是小商人。
将商人按照财富的多少来分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分类方法。具体到诗歌中的商人，因为材料的限制，可以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大商人即是财力雄厚的商人，小商人即是日常的小商小贩。大商人和小商人之间，应该有中等商人。不分中等商人的原因，一是诗歌的语言具有模糊性，难以分辨；二是标准的制订普遍感到比较困难。张泽咸先生将唐代的商人分为“小商”、“中等商人”、“富商”、“官商”几类，涉及中等商人，也“由于资料限制，目前颇难谈到具体明确”[55]。唐诗中坐贾也有大商人，比如《酒肆行》中的老板。从总体言之，唐诗中描写的大商人，主要是行商；小商人多是坐贾。
唐诗中酒店旅馆业坐贾多是小商人。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中的纪叟，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中的酒家翁、《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中的客舍主人，“野田黄雀虑，山馆主人情”[56]中的山馆主人，均是小商人无疑，这类商人与诗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联。唐诗中涉及的“村店”、“山店”、“野店”、“山馆”、“江店”、“江馆”、“水馆”、“水店”、“孤店”、“孤馆”、“茅店”等等，经营这些店的众多坐贾亦为小商，大抵不假。
唐诗中描写的“屠沽”、“屠酤”等商人，明显为坐贾，亦为小商。“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57]诗歌中的屠酤必定是小商人，与之同群，才显得豪爽和不避低贱；“安知不及屠沽者，曾对青萍泪满巾。”[58]诗人因为比不上低贱的小商人，才会失落到伤心流泪。
部分以经商作为谋生手段的文人，避世的僧人、道人、山人多为坐贾，亦为小商。薛平拴认为，长安的商人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从其来源或自身构成看，他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城内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各种中小手工业作坊主、小手工业者；第二类是来自长安附近或更远地区的弃农经商者，他们已完全脱离农村，不再经营农业，而以经商为业；第三类是来自长安郊区的半农半商型商人，他们尚未完全脱离农业，但经商活动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59]我认为：薛先生的观点可以推而广之，全国商人构成率皆如此。对薛先生观点，笔者可以补充两点：
其一，商人的构成，我以为应该还要加上两种商人：一种是外商，外商中有行商，也有坐贾；有大商人，也有小商人。另外一种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有主体意识，仅仅以经商作为谋生手段的文人，避世的僧人、道人、山人。从史料的角度看，他们的人数不多，但是，从诗歌的呈现来看，相关诗篇不少。他们选择经商来逃避社会。
其二，薛先生观提到的第三类商人，不一定来自郊区。在山区，也有半农半商型商人，戎昱《过商山》写道：
雨暗商山过客稀，路傍孤店闭柴扉。卸鞍良久茅檐下，待得巴人樵采归。[60]
诗人作为过客，在商山的孤店等了很久，又是樵夫又是店老板的巴人才回来。此巴人亦樵亦商，甚为明了。
士人一般非但不做商人，甚至不屑于做任何的交易活动，即使偶尔交易活动，一般由小孩或者奴婢仆人完成。“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61]“晓日提竹篮，家僮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62]“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63]
但是，亦有非常穷困的士人迫于生计而经商，比如诗人王季友，《唐才子传·卷四》谓其“家贫卖屐”，杜甫在《可叹》诗中云：“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64]《太平广记》卷153记载：复州清溪山，“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宇于山下”。此儒生亦为药商。(www.xing528.com)
唐代有名有姓的诗人，绝大部分是士人，但是，也有极少几个商人。商人刘损及其诗歌，前文已经述及。另有“李达，一名处，赵郡人。商人，与日僧圆珍交厚，有诗唱和。”[65]“詹景全，时称詹四郎，商人。咸通、中和间，多次赴日，与日僧圆珍交厚，有诗唱和。”[66]“冯友仁，陇西冯用和之长子，商人。”[67]虞皋，“福州永贞人，以鬻黄精为业。”[68]亦属商人。这几位有名有姓的商人，反倒是不能确指为坐贾，且其中的刘损、詹景全可以确认为行商。
唐诗有体现僧人经商的作品：“上岁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69]这位僧人做的还是高利贷，是资本经营范畴。僧人经营商业，包括寺院田产，珠宝等奢侈品，经像等宗教用品，并且通过庙市发财。[70]道士经商，则主要是卖药：“道士于广陵城卖药，有灵效。”[71]“袖中短书谁为达，华阴道士卖药处。”[72]“山人”指隐士，山人卖药，唐诗中多有描写，比如皎然的《答韦山人隐起龙文药瓢歌》、皇甫冉的《卖药人处得南阳朱山人书》、卢纶的《行药前轩呈董山人》等。
之所以说他们具有主体意识，是因为他们尽管也是商人，却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把获得一定的利润作为一种手段。士人的目标乃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僧、道则主要是作为一种避世所需的生活保障。“卖药何为者，逃名市井居。”[73]“炼丹文武火未成，卖药贩履俱逃名。”[74]“卖药不二价，有名反深耻。”[75]对于“名”的逃避，甚至引为耻辱，是与正常的商业行为完全相反的。正常的商业活动中，追求的首先是知名度，更进一步追求的是美誉度，最后追求的是消费者的忠诚度。正因为他们的主体性意识，他们有不同于一般商人的追求，以名为耻。尽管他们也是商人，但又“不是寻常卖药人”。[76]
2．唐诗对女性服务人员的描述大多与坐贾密切相关。
如果说唐诗中与行商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更多的是怨妇，并且在诗歌中大量描写了她们的怨恨和可怜；那么，唐诗中与坐贾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更多是多姿多彩的服务佳人，并且在诗歌中大量描写了她们的美丽、风骚、多情：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77]
世名检束为朝士，心性疏慵是野夫。高置寒灯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炉。香浓酒熟能尝否，冷淡诗成肯和无。若厌雅吟须俗饮，妓筵勉力为君铺。[78]
远客无主人，夜投邯郸市。飞蛾绕残烛，半夜人醉起，垆边酒家女，遗我缃绮被。[79]
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香渡传蕉扇，妆成上竹楼。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留。[80]
“吴姬”是一个地方女性代称，类似的还有“秦女”、“越姬”等等；唐诗中“妓”的种类和名称更是花样百出，这点前文已经涉及；“酒家胡”、“胡姬”等充满异国情调的女性服务，更是为唐诗提供了几许浪漫的色彩。唐诗中的为数众多的坐贾，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女性服务员中体现出来：她们有的做体力服务，有的卖酒，有的卖艺，有的卖笑卖身，数量众多，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坐贾繁盛。
从唐诗对坐商贾的经营特点呈现来看，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一提。一是唐诗中对题诗板的呈现非常普遍，这一点已经为不少研究者所注意；二是唐诗中对酒旗的呈现很能体现坐贾的经营特点，凸显当时的商业氛围。下文将有重点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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