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诗中的商妇怨
1．商妇之怨，乃因商人之职业精神。
与行商常年奔波在外密切相联系着的，是商妇对他们普遍的思念和怨恨。唐诗中商妇对于商人的一片埋怨之声，恰恰从反面说明了商人之具有职业精神。商人的这种职业精神，前人多有论述。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42]荀子亦有言：“良贾不为折阅不市。”[43]“折阅”，就是蚀本。整句话的意思是优秀的商人不因为有蚀本的风险而放弃。
具体到唐代商人的职业精神，我们还可以从唐人小说中得到印证。李隐《潇湘录》中的商人郑绍，新婚刚一月余，便对“容质殊丽，年可初笄”的妻子说：“我当暂出以缉理南北货财。”其妻曰：“鸳鸯配对，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又过了一个多月，郑绍决意启程，他对妻子所说的一番话颇有代表性：
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44]
《太平广记》还记载了一段类似的话：
安存经百余日，欲再商贩，谓赵倜妻曰：“我惯为商在外，在家不乐，我心无聊。勿以我不顾恋尔，当容我却出，投交友。”[45]
正所谓“商人不顾死，罗刹未能逾”！[46]吴融的《商人》一诗，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状态：
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阳暮看花。蹲蹬也应无陆地，团圆应觉有天涯。随风逐浪年年别，却笑如期八月槎。[47]
五两，乃是古代的测风器。用鸡毛五两或者八两结在高竿顶端，测风之风向。诗歌描写真正在江湖闯荡的商人，豪迈之状，四海为家之情，职业商人的神情跃然纸上。唐诗中大量的商妇怨，其实也充分说明了商人的职业精神。
2．商妇之怨，乃因商人之喜新厌旧、拈花惹草。
描写喜新厌旧，是爱情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商人的喜新厌旧，则是商妇怨恨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玉垒城边争走马，铜鞮市里共乘舟。鸣环动佩恩无尽，掩袖低巾泪不流。畴昔将歌邀客醉，如今欲舞对君羞。忍怀贱妾平生曲，独上襄阳旧酒楼。[48]
诗乃表达商人喜新厌旧引发被弃之妻无限怨恨。唐诗中普遍的商妇之怨，不少和行商们在外拈花惹草的行为密切相关。施肩吾《大堤新咏》曰：
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49]
襄阳大堤上的风月女郎，唐诗中多有描述：“大堤女儿郎莫寻，三三五五结同心。清晨对镜理容色，意欲取郎千万金。”[50]“大堤诸女儿，怜钱不怜德。”[51]《敦煌曲子词》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估客在江西，富贵世间稀。终日红楼上， 舞著词。 频频满酌醉如泥，轻轻更换金卮。尽日贪欢逐乐，此是富不归。”这样的行商，怎不令商妇们怨恨？最可恨者，当是其时一位贺氏之夫：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贺初为妇，未浃旬，其夫出外。每出，数年方至，至则数日复出。其所获利，蓄别妇于他所，不以一钱济家。贺知之，每夫还，欣然奉事，未尝形于颜色。夫惭愧不自得，更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已老且病，凛馁切骨。妇傭织以资之，所得傭直，尽归其姑，己则寒馁。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妇益加恭敬，下气怡声，以悦其意，终无怨叹。夫尝挈所爱至家，贺以女弟呼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无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怨，可谓贤孝矣。[52]
商人如此不良，家婆尚且为虐，而贺氏尚且贤惠若此。在强烈的对比与反衬中，贺氏无怨之怨，令人为之胸堵。
3．商妇之怨，乃因制度之不良。
唐诗中普遍的商妇之怨还和当时商业发达的现实以及“一夫多妻”的制度有关。唐代国力强盛，商业繁荣，不少商人腰缠万贯，生活阔绰，嫁给商人的少女也越来越多。但是，商人为了更多地聚敛钱财，又不得不到处奔波。中唐时期越州（今浙江绍兴）名妓刘采春善唱《啰唝曲》，其词反映商妇的集体性苦闷。“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53]说明这已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
此外，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下，即使行商们恪守婚姻道德，非常恋家，但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他也只能顾及诸妻妾中的某一位，总免不了要冷落其他人。陈寅恪在笺证白居易《琵琶行》时曾云：
此茶商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乐天之于此故倡，茶商之于此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轻重，不必顾忌者也。[54]
行商之正妻尚且经常见不到丈夫，遑论“外妇”？商妇之怨，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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