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行商与水运密不可分

一、唐诗中的行商多与水运关系密切

唐代大商人和水运关系如此密切，主要缘于这样三点：

1．唐代的造船技术高超，船大、船多。

“大艑高帆一百尺”^[1]、“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2]，说明船之大；“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3]，说明船上生活方便；“白榜千家邑，清秋万估船。”^[4]“秋江欲起白头波，贾客瞻风无渡河。千船火绝寒宵半，独听钟声觉寺多”^[5]，说明船之多。鄂州在唐代非一流大港口，“广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鄂州失火，烧船三千艘”。^[6]即使非一流大港口，一旦失火被烧船只居然多达三千条，亦足见其时唐代鄂州船只之多、港口之繁盛。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众婢仆，以据舵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7]从这条材料我们至少可以得知三点：当时商船的规模很大，操驾之工达数百人；在船上生活很方便；商船主要为富商所有。

2．唐代有发达的水运系统，行商可以方便地进出货。(www.xing528.com)

所谓“天下货利，舟楫居多”。^[8]房仲甫、李二和二位先生在论述唐代漕运、河运、海运、港埠、造船技术的基础上，得出唐代的水运是整个封建社会“中国水运事业的繁荣期”。^[9]水运沿线的物产情况，《旧唐书》记载了天宝二年（743），水陆转运史韦坚把全国各地的商品用船运到长安的情况可以说明：

（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10]

史料充分说明了当时内河水运之发达，发达的水运自然充满商机。不只内河发达，海运也非常繁忙。杜甫形容南海是“海胡舶千艘”^[11]。何芳川、万明二位先生认为：“8世纪中叶以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多汇聚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岸海港。”^[12]海运成本比陆路低、规模大，海运的重要性超越陆路，这和中唐以后商业的发展和发达密切相连。唐代行商与水运息息相关，也同时印证了经济学家史祖亚当·斯密的论断：“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13]

3．中唐开始商业经济的繁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

“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14]与此相反，江南土壤肥沃，适宜耕种，“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15]；“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期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16]。中唐以后，国家行两税法，钱币的用途增大，商业交易增多，贸易发达，江南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而江南的水路交通便捷，水路交通成本相对较低，唐诗中的行商呈现与水运密切相关也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