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兴盛与唐诗：纠正重农抑商误区

二、重农抑商的误区辨正

周晓琳先生在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时写道：

国以农为本，民则以农治生；社会道德提倡重义轻利，个体成员便鄙视趋利之商。古代文人士大夫在治生之道的选择上普遍受“农桑本务，商贾末业”价值取向的支配，一直将“耕读传家”视为美德，所谓“治生之道，不仕则农”，“传家两字，日读与耕”，“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实为士大夫阶层共识。^[92]

周先生的论述，普适于唐代。文人士大夫的这种选择和共识，是源于他们的阶级，源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93]重农抑商的做法，从诗人阶层来说，是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的。首先，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特点不同，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同，而诗人阶层就主体而言，他们或者是进入了统治阶层，或者是统治阶层的预备队，为了维护统治利益，维护等级制度，在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的表达两个层面不断强化抑商的政策和思想，压制商人和商业乃在情理之中。其次，于普通的民众而言，重农抑商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包括短期的财富的积累，也包括社会认同带来的身份红利，更包括对于未来的期许。大多数民众稳定在土地上，本身符合民众自身的利益。而这也正是诗歌需要达到的一种效果。在分析这类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要防止被诗人的视角所蒙蔽。

而后人要跳出诗人这种思想影响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不断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中，这种观念又随着文化的学习而进入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在中国，冲破小农意识恐怕是一件比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还要任重道远的事。更令现代人尴尬并进退维谷的是，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延续，那些农业社会的品格别无选择地成为了民族的品格，而且许多还作为美德被一味地倡导弘扬，如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这一切使今天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似乎面临的不是物质上的挑战，而是一种道义上的挑战。^[94]

关于重农抑商文章和专著甚多。笔者以为，对于我们今天而言，“重农抑商”产生的不利影响仍然需要我们清醒、警惕地面对，并且有这样几点是需要特别关注：

1．社会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商业的快速发展。

全世界发展最快的时间，是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的时间；全世界发展最好的地方，是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地方。这点已经是世人共识，无须赘述。“居杂商徒偏富庶，地多词客自风流。”^[95]一个地方商人多了就比较富有，一个地方词客多了就非常风流。唐代的诗人，客观表达中能够体现商人与富裕的关系；而主观表达则处处皆是重农抑商。唐诗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对人的影响沦肌浃髓，研读唐诗，尤需牢记社会的发展主要依赖商业的快速发展。即便是古代的农业，也会因为商业的发展而加速发展：郑学檬先生谈到太湖地区的商业性农业时写道：“太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营的多样化，打破了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开始造成自然经济的崩溃瓦解；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同时，密切了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和市场的联系。”^[96]

2．本末之间，并非一成不变。

唐人所论“本末”，是固定的，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商业。而今天，“本末”是相对的、变化的。古人将农业看成“本”，今天农业未必还是“本”。一成不变的“本”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本”是不同的。本末是相对的、变化的。商业贸易，就是要善于利用比较优势，用自己的长处来交换别人的长处，各自得到效益的最大化。如果限定一个“本”，则实际上限定了自身的发挥和发展。粮食对于谁都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意味着粮食就是“本”。日本是粮食进口大国，粮食进口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并不是粮食对于日本人不重要，而是日本认识到要发挥本身的比较优势。“日本的经验表明，进口农产品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可以通过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适当进口一部分农产品来增加供给，将开垦的林地和草地退耕，以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97]我们如果强调粮食重要而不思考从世界贸易的角度来解决，就是对于“本末”认识出现了偏差。国内的粮食不足，可以依靠世界市场来解决。所谓《谁来养活中国》，是有意无意阻碍我们粮食自由化路程的绊脚石；所谓三农问题是第一问题，其实农业、农村问题未必是第一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第一问题。不是因为存在所谓本末之序，而是农民人口全国第一。农民人口过多，其实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中等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上下，落后的农业国通常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98]我们正在努力改变农业人口过大的现实。“预计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左右，2014年会超过百分之五十；预计202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七点零五左右，2023年可能超过百分之六十。”^[99]在城市化进程需要不断加快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更多的不是要“深挖洞，广积粮”，更多的是要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世界分工的格局中获得良好的效益。

3．公私之念，不宜顾此失彼。

袁林先生认为：

既然中国古代的“抑商”，只是“抑私商”，并不是“抑制商业”，只是国家从私商那里夺取商利，那么关于“抑商”政策合理与否的各种见解就都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抑商”也好，不“抑商”也好，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100]

袁林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于2004年。我个人认为：这说明我们在抑商对于社会的伤害认识方面还很不到位。这种认为古代的抑商“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的观点，明显不妥当：

首先，对于国有商业管理者的期望过高。唐朝固然有非常优秀的国有商业管理者，比如刘宴：“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101]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样的优秀管理者毕竟是少数。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指出：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净损失。^[102]

官员贪污腐化的不断出现，和他们手中具有权力有关系。今天 我们进行的政企分开，也就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国有商业有效，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假设之上的：政府有充分的信息；政府是为全体大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心；政府是言而有信的政府。实际上，这三个假设全部不成立。^[103]国有和商业本质上就存在冲突。国家是市场的“守夜人”，是裁判，是规则的制订者、维护者，国家有商业的话，主要是提供安全等公共产品。

其次，抑制了私商，其实是抑制了大众从事商业经营的权力和智慧。每个人的智力各有特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当代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人的多元智力理论基本结构划分为语言、音乐、逻辑、视觉、身体、自知、交往、自然观察等八种，每个人都拥有这八种智力，但是，其组合是多元的，各有千秋。不同的智力，只有在经营和交易中才能够得到发挥：

交换支出的价值小于交换所得的价值，而且双方都认为所得大于所失，或者说，交换使双方都得利。所谓等价交换是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不合乎逻辑的臆断……有人以为交换只能起到互通有无的作用，其实，交换的作用远不止如此，它更主要的作用在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发挥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104]

对于私商的贱视，其实就是对于商业的贱视。私商被贱视，真正优秀的人将不会从事商业，必然不能使商业的作用放大，整个社会的交易量受到影响，每个人发挥长处也就受到影响；从长远来看，古代商人是没有未来的：子孙甚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一个甚至连子孙都没有未来的人，能够全心全意的把事业主动的做好吗？影响了商人交易的激情，实际上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交易量，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注释】

[1]吴国林《观念变革与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

[2]［唐］王梵志著，项楚注《王梵志诗校注》下卷6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张祜《忧旱吟》，《全唐诗续补遗》卷六，《全唐诗》第10669页。

[4]［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7《遣使宣抚诸道诏》，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5]［后晋］刘《旧唐书》卷164，中华书局1975年版。

[6]白居易《策林二·息游惰劝农桑议赋税复租庸罢缗钱用谷帛》，［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70，中华书局1983年版。

[7]［唐］杜佑《通典》卷12，中华书局1984年版。

[8]［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9]莫家齐《对修改“投机倒把”罪名的思考》，《现代法学》，1990年第2期。

[10]转引自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9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汉］司马迁《史记》卷129，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唐］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60，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7，中华书局1956年版。

[14]［唐］吴融《祝风三十二韵》，《全唐诗》卷685。

[15]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80—8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陶一桃《经济文化论》第7页，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17]王金涛《投机论》，《经济问题》1993年第12期。

[18]贺怀民《有投机才能有投资》，《股市动态分析》2004年第39期。

[19]［唐］吴筠《韩康》，《全唐诗》卷853。

[20]［唐］王梵志著，项楚注《王梵志诗校注》下卷6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1]［唐］王梵志著，项楚注《王梵志诗校注》下卷6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2]［唐］刘禹锡《观市》，［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08，中华书局1983年版。

[23]［唐］杜甫《述古三首》其二，《全唐诗》卷219。

[24]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2—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唐］元稹《估客乐》，《全唐诗》卷418。

[26]［唐］柳宗元《鞭贾》，［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86，中华书局1983年版。

[27]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第35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8]刘忠德《生意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原则》，《石油政工研究》1995年第2期。

[29]马本江、邱菀华《一次交易中的讨价还价策略及其博弈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5年第4期。

[30]［唐］刘禹锡《贾客词并引》，《全唐诗》卷354。

[31]［唐］刘禹锡《昏镜词》，《全唐诗》卷354。

[32]［唐］柳宗元《宋清传》，［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92，中华书局1983年版。

[33]［唐］柳宗元《招海贾文》，［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83，中华书局1983年版。

[34]［唐］司空图《白菊杂书》四首其三，《全唐诗》卷633。

[35]［唐］杜甫《佳人》，《全唐诗》卷218。

[36]［唐］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全唐诗》卷613。

[37]［唐］贯休《陶种柑橙，令山童买之》，《全唐诗》卷837。

[38]［唐］韩愈《师说》，［清］董诰等《全唐文》卷558，中华书局1983年版。

[39]陈晶《常州等地出土五代漆器刍议》，《文物》1987年第8期。

[40]［唐］吴筠《韩康》，《全唐诗》卷853。

[41]［唐］皇甫冉《卖药人处得南阳朱山人书》，《全唐诗》卷250。

[42]［唐］沈千运《酬李十六岐》，《全唐诗》卷259。(www.xing528.com)

[43]［唐］李端《赠道士》，《全唐诗》卷286。

[44]［唐］钱起《岁暇题茅茨》，《全唐诗》卷237。

[45]［唐］刘威《白衣叟途中吟二首》，《全唐诗》卷562。

[46]［唐］王梵志著，项楚注《王梵志诗校注》下卷6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7]［唐］柳宗元《种白蘘荷》，《全唐诗》卷353。

[48]［汉］班固《汉书》卷24，中华书局1977年版。

[49]曾盛聪《义利关系：历史性与现代性》，《思想战线》2006年第6期。

[50]张国钧《义利活动·义利关系·义利论》，《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

[51]［唐］崔膺《感兴》，《全唐诗》卷275。

[52]［唐］张昌宗《少年行》，《全唐诗》卷80。

[53]［唐］孟郊《蓝溪元居士草堂》，《全唐诗》卷376。

[54]［唐］柳宗元《韦道安》，《全唐诗》卷352。

[55]［唐］曹松《贻世》，《全唐诗》卷716。

[5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57]张鸿雁《侵入与接替》第80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8]王泽应《义利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实质》，《南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9]［唐］白居易《丘中有一士二首》其二，《全唐诗》卷424。

[60]《论语》，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61]［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9，《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62]张跃《致富论—中国古代义利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日本义利观的影响》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3]同上书，第2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4]胡海鸥《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5]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第3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6]［美］彼得·德鲁克著，齐若兰译《管理的实践》第52—53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67]林莎、邓春玲《“经济人”利己与利他行为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68]［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1959年版。

[69]［唐］元稹《估客乐》，《全唐诗》卷21。

[70]［唐］张籍《野老歌》，《全唐诗》卷382。

[71]刘新英《加入WTO后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原因及对策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72]［唐］周昙《后稷》，《全唐诗》卷728。

[73]［唐］储光羲《晚次东亭献郑州宋使君文》，《全唐诗》卷137。

[74]［唐］白居易《赠友五首并序》其二，《全唐诗》卷425。

[75]［唐］姚合《庄居野行》，《全唐诗》卷498。

[76]［唐］徐仲雅《耕夫谣》，《全唐诗》卷762。

[77]［唐］张九龄《候使登石头驿楼作》，《全唐诗》卷49。

[78]［唐］司马扎《卖花者》，《全唐诗》卷596。

[79]［唐］司马扎《卖花者》，《全唐诗》卷596。

[80]［唐］杜佑《通典》卷12，中华书局1984年版。

[81]［唐］杜甫《岁晏行》，《全唐诗》卷223。

[82]［唐］白居易《赠友五首并序》其三，《全唐诗》卷425。

[83]［唐］元结《问进士·第四》，［清］董诰等《全唐文》卷380，中华书局1983年版。

[84]唐仁健《论城乡利益关系》，《财经科学》1987年第5期。

[85]［唐］杜佑《通典》卷4，中华书局1984年版。

[86]［唐］白居易《赠友五首》其二，《全唐诗》卷425。

[87]［唐］白居易《策林·不夺人利，议盐铁与榷酤诫厚敛及杂税》，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34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8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89]毕井泉《论荀况的重农思想》，《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90]高会宗、张茂才《也谈纯粹商业劳动创造商品价值问题》，《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91]陈学法《商业劳动创造价值问题研究》，《江苏商论》2004年第1期。

[92]周晓琳《重本抑末与批判商贾—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一》，《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93]［丹麦］奥尔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94]陶一桃《经济文化论》第142页，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95]［唐］韩偓《过汉口》，《全唐诗》卷682。

[96]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147页，岳麓书社1996年版。

[97]李刚《日本农产品进口增长概况及启示》，《世界农业》2002年第6期。

[98]严正主编《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序言》第3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

[99]王军《城镇化全国蓝图浮现》，《瞭望》2007年第10期。

[100]袁林《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0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23，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2]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第10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3]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第77—8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4]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76—7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