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农抑商的立论基础
这一点得到古往今来一致的认定。《战国策》卷7记录了吕不韦父子的一段对话：“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这段对话将各种经营的回报率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吕不韦父亲认为，从事商业能够比从事农业赚更多的钱。司马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68]这个判断，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准确的。唐代不少诗歌体现了商业的暴利：
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69]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70]
一个行业的暴利总是在和别的行业比较中产生的。唐代商业的暴利参照系主要是农业。一方面是商人“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商人钱多，交通权贵；另一方面，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农民终年劳作，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唐代诗歌农商对比的诗歌，对于商人的贬斥比较多，作为消极的史料，客观的反映了商业的收益远远高于农业的史实。唐代农商对比的诗歌，下文还将详论。
农业的收益，往往需要受制于自然条件，并且收益的周期长。今天，全世界的工业成品的关税，平均已经降到百分之四，而农业的关税仍然达到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需要大力保护。[71]我国2005年起更是彻底免除了农业税，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上缴的税利可以全部免除并且对于国家的发展有促进，足见农业的回报率比其他的行业要低很多。
人是趋利益的。商业的回报率比农业高，但是，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是以农业为主体，重农抑商的政策成功的执行了两千多年，并且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有多种立论基础，比如，从政治角度而言等级制度是重农抑商的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论述。
2．重农抑商立论基础之一即是预先假定以农为本。
现代经济学也是在一些基本假定之上建立起来的，比如，假定人是自利的；假定资源是稀缺的。在我看来，重农抑商政策也是建立在一个事先的假定基础之上：以农为本。这样的假定，最初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自然经济的根本是农业，解决了农业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的根本问题。唐代众多的诗人诗作强调农业的核心作用；强调提高农产品价格的重要。
人惟邦本本由农，旷古谁高后稷功。百谷且繁三曜在，牲牢郊祀信无穷。[72]
分符指聊摄，为政本农桑。[73]
畬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毕竟金与银，何殊泥与尘。且非衣食物，不济饥寒人。弃本以趋末，日富而岁贫。[74]
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垄亩。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边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我仓常空虚，我田生蒺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烝黎。[75]
张绪逞风流，王衍事轻薄。出门逢耕夫，颜色必不乐。肥肤如玉洁，力拗丝不折。半日无耕夫，此辈总饿杀。[76]
以上诗歌反复强调的是农桑的重要。国家的根本是人，而人的根本问题是衣食问题，这又要农业来解决，所以，古往今来，谁的功劳能够比后稷大？诗人都一致强调：农桑是根本，一旦大家都从事商业的话，谁来养活黎民百姓？
诗人提到的农业，具体指衣食生产的农业。所谓“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即使是农民从事商业性的农业致富，诗人认为也是不正常的，应该回归到种田上面去：
山槛凭南望，川途眇北流。远林天翠合，前浦日华浮。万井缘津渚，千艘咽渡头。渔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畴。[77]
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一蕊才占烟，歌声已高会。自言种花地，终日拥轩盖。农夫官役时，独与花相对。那令卖花者，久为生人害。贵粟不贵花，生人自应泰。[78](www.xing528.com)
张九龄的诗歌，将商业和农业作为对立的矛盾对象进行表述，从事商业的人多了，耕种的良田就少了。即使是耕种良田，还必须是种粮食。司马扎《卖花者》写的是郊区种花的花农，这是典型的都市农业。从诗歌中我们也了解到：“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长安富贵之家很多，处处需要鲜花，城市的鲜花需求量很大；“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这些买花的人，对于价格不敏感，出手阔绰，但对于花的质量要求很高，到了园中就选最贵最好的。“自言种花地，终日拥轩盖。”对于花农而言，不但卖出了鲜花，还见识交往了很多权豪富贾。诗人如果是从农民本身的角度出发，应该为农民感到高兴：鲜花需求多，价格高，农民种花收入肯定比种田要高。但是，诗人的结论是：“那令卖花者，久为生人害。贵粟不贵花，生人自应泰。”“生人”，乃是民众之意。诗人认为，这样的花农销售鲜花日久，必定成为民众的祸害！只有让粮食价格高起来，而鲜花的价格低贱下去，民众才自然安泰。可见，诗人对于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视，对于不是从事粮食生产的普通民众，都本能地抱着一种敌视，认为其乃害群之马。
与农桑重要密切相关联的是：诗人们普遍认为农产品具有价格优势，能够激起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欲望。所谓“贵粟不贵花，生人自应泰。”[79]因为需要提高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所以，需要提高粮食的价格。“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80]类似的意思，在唐诗中多有表达：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81]
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82]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粮食的价格高了，百姓还是不愿意从事农业：
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斛，估钱五百尚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今耕夫未尽，织妇犹在。何故往年耕织，计时量力，劳苦忘倦，求免寒馁？何故今日甘心寒馁，惰游而已？於戏！曩时粟帛至贱，衣食至易；今日粟制至贵，衣食至难。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83]
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令很多的诗人困惑。比如白居易、张籍、姚合等。诗人们认为：重视农民，就是要提高粮食价格，这样，人们才不会舍本逐末。为什么农产品的价格很高了，还是没有人去从事“本”？元结此文，题为问进士，实际上他却已经给出了思考的路径：“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为什么人心会如此懒惰？他希望解决问题的路径，不是从满足需求的角度，而是从道德的角度。
应该说：唐代众多的诗人诗作最核心的是强调农业重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重要，所以，要以农为本。但是，这样的观点缺少逻辑力量的支持。其实，农民和商人的“劳动”含义不一样，劳动的价格也不一样。一个人的资源，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的资源包括象征财富的金银财宝，还包括具体的实物。无形的资源包括个人的技术、声誉、人际关系。农民种田，对于无形资源的使用，主要是种田技术。应该说，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种田的技术方面进步当然有，但相当缓慢，技术含量不高。在一切以钱来衡量的时候，农民的收入，总是比较少。历史上都是这样。商人经商，需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一切资源，同时具有风险性，所以，商人能够最大化地使用个人资源，使个人效益最大化，相对而言，能获得比较好的效益。我们强调的“多劳多得”，对于个人而言，就是是否充分利用了他的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多劳”，不是简单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是就他的劳动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比较而言。使用低级劳动和高级劳动这样的词，会和传统士农工商的观点形成很大反差。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人的等级按照士农工商排序，是有等级的，而且非常严格。但我们可以使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样的词，分别表示农业劳动和商业劳动，这样也许更加容易被接受。
“农业是第一次产业。一般农产品的产值较之加工、制造等第二次产业的产值本身就低，这一点并不为提价与否所改变。既如此，价值法则必然驱使社会劳动由值低利微的农业部门流向值高利大的工业部门，就始终是一个铁的规律。何况，事实证明，一味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不仅忽略了长期积淤的历史问题，而且也容易引起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紊乱。”[84]
3．重农而抑商的立论基础之二即是认定商业无利。商业无利的认定，非常直接地体现在相关诗文中：
古之有天下者，未尝直取之于人。其所以制赋税者，谓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税以供郊庙社稷、天子奉养、百官禄食也，赋以给车马甲兵士徒赐予也。言人君唯于田及山泽可以制财贿耳。其工商虽有技巧之作，行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盖欲抑损之义也。[85]
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矻矻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畬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毕竟金与银，何殊泥与尘。且非衣食物，不济饥寒人。弃本以趋末，日富而岁贫。[86]
君之所以为国者，人也；人之所以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出者，农桑也。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从天来，必是巧取于人，曲成其利……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闻榷管之谋，则思侵削于下，见羡余之利，则念诛求于人，然后德泽流而歌咏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国子人者，贵本业而贱末利也。[87]
杜佑所谓工商行贩“皆浮食不敦其本”。浮者，无所依托之谓也，言工商行贩脱离农桑则无利可言。白居易在诗中之意，乃谓商业交易所得金银，不果腹、不遮体，无济人之用；其在《策林》中更直接的指出：所有的财富均出自农业，商业是不产生利润的。不依靠农业而获取利润，即使是圣人也不行，更何况商人不是圣人！白居易对于商人奢侈的反感、对于商人家属奢侈的反感，是有理论基础的。
其实，白居易的观点，在当时并不算是特别落后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他雇佣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88]伟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已经蓬勃之时尚且认定商业不产生剩余价值，唐代的诗人们认定商业无利也就非常好理解。我们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人认同这样的观点：
商业不创造财富，它的社会职能在于互通有无，促进商品在各部门和各地区间的流通，商人贩卖的主要商品是粮食，商人本身又要消费粮食，这些都有赖于农业的发展。[89]
纯粹商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并不是被马克思忽略而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已在较深的层次上注意了它，但并未肯定它创造价值。总之，我们认为：纯粹商业劳动是不创造商品价值的，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结论至今依然是合理的。[90]
当然，现在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上改变了，商业产生利润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商品生产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商品生产时间包括生产、购买及销售时间。商品价值的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这里的劳动时间应包括生产、购买与销售时间，同样，生产商品的劳动，应包括生产、购买与销售人员的劳动。 因此，商品价值应由生产与商业服务人员的整体劳动所创造。”[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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