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义利观：重义轻利与先义后利

一、唐诗中的重义轻利

唐诗中的“义”，有“忠义”、“礼义”、“道义”、“诗义”、“高义”、“情义”等多种类型；唐诗中的“利”，有“声利”、“名利”、“地利”、“利器”、“利嘴”等不同的描写组合。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义”，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规范。当“义”与“利”联系起来，“利”则为“私利”，“义”则为“公利”。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重群体、轻个体和整体至上的基本价值关系，使传统义利关系同公私关系、个体与群体关系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甚至在一些历史阶段和思想家那里两者相互等同。儒家创始人孔孟主张社会本位的义利观，将义视为公利，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制民之产”等。墨家则直接将义与公利等同起来，主张公利、大利作为义的具体存在形式，提出“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而在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也将义利关系等同于公私关系，二程说：“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张载主张：“仁，统天下之善；礼，嘉天下之会；义，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动。”^[49]

只有在一定的利的基础上，才能使义确立起来：对个人之利的超越与升华，形成群体之利、共同之利，后者包涵前者，又高于前者；群体之利、共同之利及其辩证运动，又趋向于义、接近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又具有义的内容和属性。^[50]

唐诗中的“义”与“利”，基本上是两个对立的范畴，唐诗仍然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一对范畴：

富贵难义合，困穷易感恩。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51]

直言身可沈，谁论名与利。依倚孟尝君，自知能市义。^[52]

第一例中，诗人的逻辑是这样演绎的：富贵的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一心关心私利而不关心公利，富贵与公利是对立的；贫穷的人，财富的边际效益大，得到一些关怀就铭记在心，图谋报答感恩。古代的忠烈者，多出身贫贱。这样思维，表面上看也符合今天的经济学关于边际效益的论述。实际上这是诗人对于富贵和富贵者的否定，这又是与当今经济学相背离。第二例的含义类似。

唐诗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表达：

市井不容义，义归山谷中。^[53](www.xing528.com)

道安奋衣去，义重利固轻。^[54]

富者非义取，朴风争肯还。^[55]

市井乃是争夺私利之处，公利无法容身；山野之人彼此相互关心，“义归山谷中”。市井交易，一般是陌生人的交易，当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旨归；山谷村夫相互帮助，一般是熟悉的人之间彼此互助。其实，山野之人的利他从长时间来看与利己相连。“市井不容义，义归山谷中”，诗歌的论述其实非常吻合当今的博弈论：一次或者少数几次交易的时候，就尽量榨取对方的利益；反复交易的时候，就要认真考虑对方的利益。除了义与利的对立以外，诗歌还表达了市井和山谷的对立，白居易在《朱陈村》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旨，所谓“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诗歌树立了一个山村礼义典范，实际上是表明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从更加本质的层面来看，诗歌是对于商业交易的否定，因为：“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56]“经济活动、交换是城市社会最普遍的互动形式，城市规模越大，城市互动频率越高，由此而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也越高。”^[57]尽管不少封建城市，政治功能为主，百姓受到的政治压迫，但是，城市的商业红利大于乡村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又反正了“市井不容义，义归山谷中”的诗歌表达。

追求私利在今天看来本身不是坏事，而“义重利固轻”、“富者非义取”则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诗人普遍是义而非利，并且把“义”与“利”放在一个完全对立的位置上面。

义利组合主要有四种模式：“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义利俱轻”、“义利并重”。^[58]是义非利属于“重义轻利”的一种。“重义轻利”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先义后利”。“先义后利”在逻辑上就承认“利”的必要，只是次序排列不同体现二者重要程度不同：

所逢苟非义，粪土千黄金。^[59]

这是一个假设句。此句另外一个面就是：如果是按照“义”而应该得到的，千黄金就无比珍贵啊！孔子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60]其实，也是承认了“利”的必要。董仲舒云：“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61]董仲舒的观点，义和利重要程度不同，但是俱为一体。

对于诗人本人而言，当时个人出路最好的就是“学而优则仕”，按照封建等级秩序，士农工商，士者为上，士而入仕能够实现个人效益的最大化，所以，诗人按照社会提供的个人发展逻辑空间，对于义利做出了这样符合统治者需求的表达，实际上也符合诗人本身人生规划。唐代诗歌中表达的义利观，本质上没有超越先秦以来的思想。“汉代至宋代七百余年间，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社会的巩固和发展时期，义利思想内容没有大的变化。”^[62]这一论断于唐诗而言大抵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