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文化：以《我的引路人》为例

第三节　1957，作家海默^[1]的民间世界——以短篇小说《我的引路人》为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7年那个不寻常的春天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最寒冷的冬天的开始。如果说1955年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被整肃还只是局部现象的话，1957年以后则是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剥夺发言权、集体性地置于“革命大众”的反面，成了“反右”斗争的主要对象，抗战后所形成的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相互认同和血肉联系此时在主流叙事中已不复存在。创作于1957年的《我的引路人》是海默带有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沦陷区知识分子在前往抗日根据地途中的见闻，还原式地呈现了富有生机的民间世界，在乡村人物刻画和美学气质上与同期的小说具有较大的差异，它历史性地联系了1930年代、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民间写作，在“潜在写作”的观察视角之外提供了一条不可多得的线索。《我的引路人》是作家海默所观照的民间世界的最后一次出场，小说在1957年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具有强烈的政治隐喻的意味，实际上暗示了作家主体的渴望归属民间的焦虑。这里试图通过对该小说到电影剧本《路》叙事改造过程的观察，反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与民间的叙事呈现之间变动的联系，以期为知识分子的民间写作和主体转换建立可参照的价值维度和历史联系。

一

海默在文学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主要与1958年前后引起巨大争议的电影《洞箫横吹》有关。创作于1956年的《洞箫横吹》是一部大胆反映农村“典型”合作社的内部矛盾和官僚主义问题的剧本，是作者根据其在东北深入生活时发现的问题创作的，海默在剧本中把一个县委书记塑造成了具有严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的反面人物，他揭露的这一种政治“典型”的光环掩盖下的问题在当时的农村非常普遍，被老百姓称为“灯下黑”，海默因此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被指恶毒攻击合作化运动和党的领导，虽然后来经过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干预暂时得到平反，但他在“文革”中仍难逃厄运，最终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

海默在电影界和剧作界的名气与他耿直、刚强和朴素的人格魅力有很大关系。海默酷爱民间文学，非常注意收集民歌、民间故事和吸收运用民族文学形式，藏书丰富，在冀察热辽联大“鲁艺”时他还曾讲授过“民间文学”，因此海默对民间传统非常了解。《我的引路人》一开始并未引起政治批评家的注意和争论，是因为它没有像《组织部来三个年轻人》（王蒙，1956年）、《在桥梁工地上》（刘宾雁，1956年）、《水滴石穿》（康濯，1957年）那样直接展现现实层面的冲突，但是它却在更深的层次上隐喻了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尖锐的政治问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预言了“反右”运动的来临，折射出了知识分子与民间对象建构之间的变动关系这样一个历史线索，因此这篇小说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政治意识形态或知识分子话语的范畴，必须在更广泛的人文意义上进行解读。正如小说一开始和结尾处都在呼喊的那句话：“老马同志啊！你现在在哪里呦？”它事实上传达的是海默作为知识分子对即将来临的风暴的预感，对自我身份归属的焦虑，以及对民间世界的理想诉求，因而就像知识分子唱给自己的最后一曲挽歌，空旷而孤独。

海默的民间理想主要承载于“老马”这个农民革命者的角色，老马一出场就不太完美，倒更像一个有着各样缺点、有着些许“匪气”的农民，我们甚至可以从海默塑造的这些人物身上发现1930年代、1940年代沈从文和艾芜笔下的原野乡民和乱世草莽的影子：

又停了一会儿，窗外传来人声：

“老马来啦？”

“嗬！怎么老马才到啊？”

说着，门帘一掀，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瘦小得出奇，从打扮上看有点不像好人，他头上戴了顶瓜皮帽，身上穿了件对襟青夹袄，这大袄长到膝盖上。他一进屋先向张清华打了个敬礼，敬礼完，手在帽边拐了个弯，一伸手把张清华的烟卷取走了。他把烟迅速在嘴上吸了一口，然后看了看我们这四个奇装异服的人，立刻不客气地说道：“嗬！就是你们这四位二大爷啊！可把我坑苦了，叫我一直等到天黑！幸亏老警察告诉我……”

我吃了一惊，这简直是个神人，我们走了一天零半宿的道，他不到四小时就赶来了！

张清华好像很欣赏似的微笑地看着他，等他说完，马上顶了他一句：“是不是又钻到哪儿喝酒去了？”

老马没回答，张着嘴向张清华哈了两口气。张清华推他的脑袋一把，然后扶着他的肩膀说道：“这就是老马！”

“老马是我，我是老马，我这个马专门驮人的！”

海默很会运用传统故事的形式，由“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出发投奔抗日根据地，到一进山就迷了路，再到几经曲折竟然与八路军游击队不期而遇，本来要找的接头人老马就是不露面，最后终于姗姗来迟，造成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悬念。如果十七年小说中仍然还有一些类似老马这样“不完美”的农民革命者的形象存在的话，那也很少像海默这样把一个“不完美”的角色置于叙事的中心位置并让他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叙事空间。在《我的引路人》中，革命是叙事的次要线索，而由老马贯通了知识分子通向民间世界的道路，年轻媳妇、民兵队长一一出场，质朴无华，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则非老马莫属。

在小说里，不仅仅是老马，而且“我们”见到的所有的乡村人，都洋溢着活脱脱的生命的力量，没有伪饰和做作，没有豪言壮语，抗日的重大生死命题和日常人性在普通的乡村百姓身上交融为一体，它内化为民间个体的生命追求：

接着，屋里跑出一个光着屁股的孩子，这孩子不小了，看来有八九岁，孩子看见老马就迎上来。老马一看，先照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小兔崽子，我给你那件小褂呢？”

……

于是老马成了主人，他把我们一直领进老乡家里。我们还以为家里没有人，原来屋里炕上坐了个年轻的媳妇，这媳妇也是破衣烂裳，下身穿的是条补了又补的蓝裤子，上身的白褂子早成了灰颜色，而且半个肩膀和一个乳房都露出来了。

媳妇看见我们来了，立刻跳下来，顺手拾起笤帚将炕扫了扫，炕上只有半截破席，她一扫，扬起一屋尘土。老马进门先逗了她一句：“嗬，嫂子一个人也不怕叫狼叼了去！”

“哦！是老马呀！你还没死啊？”

“死了一回啦，这是刚又托生下来的，找嫂子吃咂咂来了！”(www.xing528.com)

老马这样一说，媳妇一下子变得大脸通红了，她立刻把衣服拉了一下，将那个翘起在外边的乳头遮住，然后回头照老马头上打了一笤帚说：“小心你大哥回来撕了你的嘴。”

海默的民间书写仍然具有理想主义的色调，但这种理想主义还是与同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改造保持了相对的距离，这可以与杨朔、峻青、孙犁等人的理想主义作出明显的区分。由解放区文学所开辟的传统一直并不愿意给肉身和人性留下多少空间，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学禁忌。十七年小说写作迅速在两极延伸：一是不断在世俗的层面上记录集体性的劳动和战斗（当然这是在对美好明天的价值预设下完成的）；一是将现实抽象为政治理性的表达。这两个方向其实又被一种强大的功能性的政治道德话语所规约，从而对人类自身的脆弱性、悲剧性和个体生命意义的复杂性进行了排斥。1957年海默的民间叙事能够逃开政治理性的强制而在生命的意义上获得呈现，可以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海默和《我的引路人》是一个异数，海默没有预设过多的个人道德判断和理想塑造，他把乡村民间世界还原成了一片道德混沌和具有复杂意义的生命空间：

老马唱得可真叫怪。起码我初听时的印象是如此：他把嗓子挤得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了，挤出的声音尖得刺耳。他唱的是河北梆子腔，我虽然那时还不喜欢这调儿，然而却感到这声音有一种强烈的力量，正像那充满精力的老马本人一样。

“小佳人……”老马几乎每次总是由“小佳人”开头。

……

“滚你一边去！”民兵队长打了他一枪托子，然后回头对我们说，“你们怎么瞎了眼跟上老马来了，你们想，老马不能干活，欠杀的货了！”

“我是老马，你是老龙，身上净窟窿！”

老马作为民间生命个体的象征渗透着海默的民间理想，这种理想本身又包含着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主体价值确认，当“我”坚持要替日夜操劳的老马做事的时候，老马又说出了曾多次说过的话：

老马的脸色沉下来了，他不笑了，倒是有些过于感情地说道：“小伙子啊！你们都是党的宝贝啊！什么抗日工作没有文化也不行啊！我到根据地去看过，那个联大，嗬，全世界的名人都有啊！书都是人家那儿编的，干部都是人家那儿出的，将来天下一统了，开工厂、造机器都得仗着你们。我天生是干这个的材料，革命胜利了给你们看门去！同志，你们好好学习去吧，到那会儿只要别忘了老马这点苦劳，我就什么都知足了！”

虽然老马是从政权建设的角度提到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并不是寄生关系，因而仍然可以被视为民间与知识分子之间双向的主体确认，这事实上是作家海默所建构的一种理想民间类型，这种理想模式在塑造民间的世界过程中试图为知识分子找到一个适合的身份，这种身份具有民间的亲和性和归属意义。而在海默的理想类型中，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相互认同，除了基本的政治认同以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基于对民间个体意义的发现和尊重，它促成了知识分子民间身份的自然转换，这区别于强制性的集体改造，而后者是1957年以后知识分子命运的主要发展路向。因此，出现在《我的引路人》中的老马对知识分子的感情认同只能是1957年共时性历史叙述的次生话语，它出现于知识分子逐渐被抛出权力中心，甚至被置于反面的大趋势“进行时”当中，这种叙事本身具有历史的逆向性质。冯牧对海默的评价准确地指出了海默与民间社会的深入的联系：“他总是自然地、甚至是本能地使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与人民的沸腾的斗争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于人民生活的广泛而深入的观察和容受能力，……加上他那种或者可以说是独有的性格特色：热忱到近于奔放，顽强到近于固执，单纯到近于天真，随和到近于大而化之，粗犷到近于不拘细节，严格到近于疾恶如仇……”^[2]海默是以感性的方式进入民间的，他坚持在农民和普通人的层次上诠释一个革命者，还原了民间所具有的人性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海默在他的民间世界里加入了自己的身影，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与民间共生的世界。

二

《我的引路人》是后来电影剧本《路》^[3]的文本原型（pre－text），相对于前者的民间色彩而言，后者则是政治意识形态“纯粹化”改造的结果。十七年文学的纯粹化取向是一步步完成的，二元对抗思维的强制包含了对模棱两可事物的警觉和排斥，这构成了文学叙事的政治文化禁忌，叙事文本逐渐将人间社会的肉体层次、世俗性质和普通特征淘洗干净，文学被改造成一种仪式行为。1949年4月拍摄完成的《桥》被视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在这部电影中，“总工程师”作为接受工人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角色，奠定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三十年的特定符号关系^[4]。知识分子逐渐成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同义语，最后直接变成了“地、富、坏、反、右”的阶级敌人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的同构关系彻底断裂。电影剧本《路》在知识分子与民间两个路向上进行了分解和离析，首先对“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四人群体进行了细分：有学养、有独立判断能力并亲和民间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刘教授，正直、有活力的新青年何风，立场游移、软弱、虚伪、好逸恶劳的小资代表罗崇高和温菲，性格和出身的差异是导致阶级情感和政治立场不坚定的给定条件，这暗示了知识分子必然被改造的命运；在民间这个路向上，老马出场的机会已经不太多，而且性格也多有软弱之处，“我的引路人”已经悄然退隐，民间的自由泼辣转而为革命者的高大、无私、纯粹所充溢，老马、年轻媳妇、民兵队长这些民间人物原来的生命本色（像袒胸露乳、打情骂俏等细节）都一一被革命的“严肃性”取消掉了，不完美的农民革命者形象则由“四嫂”这样的“纯粹”形象取代：四嫂为了救知识分子罗崇高，忍心看着孩子被鬼子放火烧死，在缺水的关头挤出乳汁让罗崇高喝——这是革命叙事中典型的“施恩—感恩”式的隐喻模式，它由知识分子和民间自然的主体亲和关系转换为革命大众“哺育”知识分子的寄生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几乎支配了每一个叙事细节，本来从老马嘴里说出来的尊重文化人那样的农民话语也由革命力量的代表“参谋长”说出：“革命需要人哪，特别是文化人……”从而突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被革命大众和革命武装影响、改造的过程，以及改编剧本的新题目“路”的浓重的政治意味——知识分子通向民间的道路已经被政治完全规约，民间巨大和复杂的人性空间已经被革命大众的政治语义置换，海默作为知识分子的民间叙事在此时走到了末路。即使是经过这样的改动，这部电影最终也因为海默被划为“右派”被紧急勒令停拍，而半途夭折了。

从《我的引路人》到《路》的转变向我们呈现了知识分子与民间“互为主体”这样的理想关系被革命叙事模式改造的过程，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文化层次被压缩和取消的过程也恰恰是民间主体在主流叙事中被遮蔽的过程，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民间叙事的困境，真正具有民间意义的叙事再次出场已经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事实上，真正的民间立场离不开作家独立的人格支撑和书写民间真实的勇气，它必须首先是一种超越政治权力形态的独立的叙事立场，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民间的主体空间，因而民间立场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休戚相关。像沈从文这样写民间的作家早在1948年就被批倒了，建国以后在文学创作上几乎不着一字，然而他对于民间无法与权力调和的本质看得十分清楚：“在某一时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避免将人简化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5]在人性的层面上理解人之所以为人、坚持书写民间的自由生命这个路向与知识分子的命运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它反映为作家对民间个体生命价值的人文观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6]由“我”到“人”才是构成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基石。

尽管经过了由《我的引路人》到《路》的改动，但是在同期创作中民间意识大多作为“隐形结构”隐匿于革命英雄叙事文本之中的时候，海默已经为写民间的固执和勇气触及了革命叙事的禁忌，为自己很不“规范”的叙述模式承担上了风险，这与他在同期创作的剧本《洞箫横吹》一起，成为后来遭受迫害的主要罪状之一。民间意义的呈现不是必然地以放弃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独立精神来实现的，而事实上现代文学长河中每一次民间意义的显现都与知识分子的人文坚守暗合，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基本价值认同可以使知识分子的民间叙事转换为民间主体自身的生存叙事。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民间的叙事建构过程也是一个关于我们自身历史和作家主体的建构过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类普遍意义的过程，它往往体现为一种被主流叙事所遗忘和遮蔽的状态，因此发现民间本身则具有生存召唤的相对意义。

【注释】

[1]海默（1923—1968），原名张泽藩，剧作家，小说家，山东黄县人。主要作品有《粮食》、《深山里的菊花》、《母亲》、《洞箫横吹》（改编成同名电影）等。

[2]见《海默电影剧本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序第1页。

[3]见《海默电影剧本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序第1页。

[4]见尹鸿、凌燕著：《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5]沈从文：《抽象的抒情》（1961年），见《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6]同上书，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