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边城》的民间理想

第二节　《边城》：民间理想的忧伤

作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在《边城》中以来自于民间的理想，在边远的“湘西”营造出了一个美丽、淳朴的民间审美世界。跨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会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12]。沈从文的这种创作理想可以说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中。虽然他的创作受到了一些非议，但他坚信自己在追求着“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当殉道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沈从文的这种写作态度，使他的“湘西世界”有了民间性、现代性、地域性、普遍性的统一，火塘、山村、沅河码头、方言、民歌、民俗等等，成为沈从文文学想象的重要内容，民间文化形态不仅成为其精神的栖息地和审美的归宿，而且表现出用民间文化重塑“民族文化形象”的努力。沈从文的《边城》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创作意旨。

一

理解《边城》，首先需要理解“民间文化形态”在沈从文精神世界的意义。沈从文从边远的湘西小城走向北平之后，他的精神世界就充满了一个“乡下人”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与纠缠。“乡下”在他独自沉思的世界里，就成了一个与乡村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诗意化”世界，他记忆中“边城”有着淳朴与高尚、洁净与美丽，过滤掉了那些丑陋、自私与狭隘，保留下的是人性中最富有诗意的光辉。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这个“乡土”的文化精神又是现代都市中所失落的某种东西，他排斥城市文化中膨胀的享乐欲望和松散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心灵寂寞，他排斥缺少道德感的实用主义行为方式和仅仅为消遣而存在的人性追求，他对都市文化的“虚伪”和所谓“文明秩序”的无生气感到深深的厌恶。因此，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中说：“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由此可以说，“民间文化形态”在沈从文的精神世界里，是作为对社会文化的对峙面，以自足的、整体的形式存在着。他不是以党派的立场来写农村的凋敝，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明角度来写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废，但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现代文明”带给他的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而更加执著、坚定地返回了湘西民间，从中发现着“生命”、“人性”的现代意义，“想借文学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者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13]民族的文化形象便在这里获得了新的特质。那么，属于民间的《边城》带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在《边城》的开端，他把湘西一个叫作峒乡的地方写给我们，自然轻盈，那样富有中世纪而现代化，那样富有清中叶的传奇小说而有风物化的开展。他不分析，他画画。这里是山水，是小县城，是商业，是种种人，是风俗，是历史而又是背景。在这样真纯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有这样光明的性格，请问能有一丝阴影吗？”^[14]沈从文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理想融于民间之中，呼唤着生命本真的存在形态及其庄严的意义—它的自由、淳朴与美。《边城》是一曲美的生命与人性的赞歌，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着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是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老船夫为他的孙女，大佬为他的兄弟，然而倒过来看，孙女为他的祖父，兄弟为他的哥哥，无不先有人而后—无己。这些人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父亲听见儿子死了，居然定下心，耐住自己的痛苦，体贴到别人的不安。在这个地方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中人更可信任，淳朴自然的爱意温馨地洋溢于生存的空间。因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顺乎自然心性的、善良的生存方式，翠翠和老船夫摆渡客人时，从来不多收钱，偶尔客人无意间多送了钱，也要还回去；老船夫的酒葫芦丢在了别处，其他人也会送还到家里；团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翠翠时，两人都为对方着想，用不同的方式减轻对方的痛苦，老大为此远走他乡，在水中消失了自己的生命，老二则在他乡漂泊，留下翠翠一腔痴情等待着他的归来。这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其实都燃烧着一颗善良、淳朴的心，虽然这种热情也带来了他们的痛苦——生命消失、灵魂破碎，然而新的连续而来照射到地面的阳光，仍旧和昨天的阳光一样温厚，在这片土地上促进一切新的生命的成长，在这生命与生命接触而致的哀乐得失的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沈从文构建的属于民间文化世界的一种生命秩序，这个生命秩序中所包含的核心就是善与美，或者说“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就是追求的一种象征”。在这一种民间的文化里，这些人物的善与美，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就是说是一种“自在状态”的本真形态，唯其自在，他们的生命才有自由舒展的魅力，即使是痛苦、哀伤、劳累，也是心甘情愿的一种选择，如果说“自由就是选择”，那么，他们在自在状态获得了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生存方式。汪曾祺曾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藏着很深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虽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去理解，但这种悲剧感恰恰映照出了淳朴、善良人性的庄严，生命流失，人性不易，在自然状态下的美好生命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幸，但处于自在状态的“人”的本性却流露着永恒的光辉。

二

沈从文在谈到真正的文学家时，曾认为：“第一，他们先地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做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沈从文对“文学家”的这种理解，注定了他的创作不是与社会相脱离的世外桃源，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民族性格、生命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沈从文在城乡文化的对峙中，那颗沁润着乡土民间精神的心灵，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都市现代文明带给他的压抑和痛苦，由此更全面地理解了中国社会文化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而更加坚定、执著地返回了湘西那一民间文化社会，从那一与主流文化传统有所差异的社会形态中，以诗意的民间立场，重塑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我们由此知道沈从文为什么在民间文化形态中所着力表现的是自由、淳朴、自在的生命状态，把生命、自然看作是人的最高伦理标准的真正原因。这种追求与那些受庸俗的影响的市侩化人生、与乌烟瘴气的现实处境是格格不入的。《边城》的艺术世界在与“现实”的对撞、联系中，地域的生命方式便具有了普遍性的庄严，民间文化形态的一隅景观则具有了人类性的现代意义。为了更确切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把与“生命”相关的两性问题在《边城》中的表现形式作一分析。(www.xing528.com)

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中谈到两性问题时认为，两千年前的僧侣对于两性关系所抱有的原始恐怖感，与社会上某种不健康的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顽固、残忍的势力，滞塞人性的发展，近代政治史上阴谋政治权术的广泛应用，阿谀卑鄙所造成的风气渗透，无不见出有性的问题作祟，若“五四”以来，在这方面的观念健康一些，得到正当的发展，由此而产生的悲剧便可以减少许多，民族品格亦可以见出原有的朴素与光明，然而当前的两性关系却失去了那种抽象的庄严责任，唯有那一在政治习惯中加强其限制的道德，多数人生活在不可想象的脏污关系里，社会照例认为十分自然，那么，生命的尊严在哪里？沿着沈从文的这种认识回到《边城》时，我们发现了一个与“文明世界”截然相反的两性世界，民间自在状态的生命竟是那样的真纯、坦荡，富有健康、朴素的意义。在论述翠翠和顺顺的两个儿子的情爱关系之前，先分析一下“边城”人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处于自在状态中的边城人，对于性正如对待生命一样，把它看作自然发生的一种事情，完全遵从生命本能和情感的牵引，道德对于他们而言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之中的。当翠翠的父母偷情之后，老船夫并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世俗流言蜚语的伤害和攻击，这两人的弃世离去，并不是由于环境不允许他们存在，而是他们各自心灵中的“责任”承担，使他们无法相聚在一起——一个不愿意离开父亲，一个无法违背军人的责任。生命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本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但与死亡相关的性爱关系却具有了一份淳朴的庄严，是生命本真状态下所建立起来的至善至美的伦理追求。即使这里的妓女也有着淳朴、善良的心性，切切实实地尽一个妓女的义务，情感上也不尽是胡闹，而是全身心的为那点爱憎所渗透，见寒做热、忘了一切，也有为情去殉了生命的，身当其中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责和轻视。“性”对于边城人而言，是自在状态的一部分，并无肮脏、下流的因素。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出现了翠翠和两个小伙子之间那种顺乎生命本性的情爱追求，翠翠天真无邪、欲说还休的“思春”情怀两个小伙子之间那种至善至美的情感向往，有着无限的美和抒情韵味，使久困于“文明”重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得到了一种解放的快乐。这种精神也由此进入了现代人的生活与生命之中，获得了生命的现代性意义。这种现代性就是在普遍的、人类存在的意义上对于人的本性和精神的关怀。

在我们强调沈从文《边城》的这种现代性意义时，从《边城》中还读出了另一种意蕴——深沉的悲悯和悲哀。刘西渭认为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缩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的一个永久的法则：悲哀。这种悲哀几乎笼罩在《边城》中所有人物身上，老船夫为孙女劳碌终生，顺顺的大儿死于河中、二儿子带着满腹的内疚和伤痛漂泊他乡，翠翠在哀伤中等待着远去的情人——，这种悲剧的意义实际上包含着由一隅的民间文化形态出发对人类命运更深广的关怀。正如沈从文所说：“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人更可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15]这大概就是刘西渭所说的那个“命运缩影”和“永久的法则”，这种融于民间文化的生命体验，便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悯与忧伤，一个小地方，一群小人物的生命，在忠于命运、忠于自己心中的伦理法则时，由幻念接近事实，由枯寂而有所取予，而又终于在哀伤中等待着希望的到来，而死去的却已带着无可奈何的忧伤远去了，这就是《边城》中人物的结局。这一轮的“人事”就这样过去了，下一轮的“人事”是否仍旧会有这种“美丽的忧伤”呢？如果说《边城》的淳朴、洁净、善良的人性为民族文化的重塑灌注进了新的生命活力，那么对于民间文化形态的这种悲悯却有着对人类命运的忧患。在人类的整个生存过程中，去掉功名利禄的世俗“人事”纠缠，就其生命本身而言，不都有着陷于希望与绝望、欢乐与哀伤之中的永恒轮转吗？在这里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生命体悟已经融进了哲学意义的人类性思考。民间文化形态——民族文化重塑——人类生存忧思，构成了《边城》丰富复杂的生命文化意蕴。然而，在这悲剧性的哀戚之中，在对世俗文化环境的反抗过程中，沈从文更加意识到了民间文化形态中生命的庄严和伟大，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感悟到在别处寻找不到的生命伦理，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发现人的“本性”的神圣光芒，唯其有了这种人类——悲剧性的哀戚，才更加意识到这种生命形式的可贵。他要在永恒的消亡中，紧紧抓住这支撑生命灵魂的“短暂”，而这种“短暂”也会由于他的努力而变为精神的永恒。由此，沈从文才义无反顾地在湘西的边远小城融入自己的全部热情，感悟那些与这里的“生命”相依相生的自然、民俗风情、方言民歌，使其成为小说艺术中的审美因素，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一幅天然、和谐的至善至美的境界。

三

《边城》里的自然有着永恒的宁静，清澈透明的河水，在青山绿水之间，有渡船，有深翠颜色的细竹，春天有桃花，夏天有阳光下的紫布花衣裤，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边、河水旁的，无不朗然入目。大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有着庄严的静穆。就在这里，那些淳朴、自然的人们过着自在的岁月，女人魅力如水，男人结实如虎却又和气可亲。特别是《边城》中那些风俗传说、方言、民歌的叙述和运用，使《边城》的民间文化形态有了感性、生动的内涵和浓郁的地域性色彩。沈从文在早期创作时，曾搜集和加工未被规范化和无结构的街头巷语以及山歌、趣闻和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文化的因素，在《边城》里已经成了与人物融合在一起的叙述性内容，变为人物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写到端午节、春节等各种节日，这些与农事、名人故事、神话传说相关的节日，由传说变为风俗，风俗成为文化，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时，这些节日期间的欢乐、热闹、美丽在小说中已经有了不可取代的艺术独特性，不仅仅是诗意描写本身的艺术魅力，还有在其中的生命感受。甚至这种风俗习惯成为小说结构、人物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歌求爱”是当地的一种风俗，翠翠正是在求爱的歌声中产生了“思春”的情怀，一种不可言说的忧伤缭绕于心中；二佬也正是由于自己的歌声不被理解而衍生出了后来一系列的“人事”变化。在这里我们看到沈从文对于风俗的理解已不是一种单纯的猎奇和爱好，而是融入人的生命中的一种气质。民歌作为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代表了民间的情感、精神，民歌的这种特质也融于《边城》的整体韵味中，使《边城》成为一首无韵的民间长歌。在《边城》中，翠翠曾唱过十二月里巫师为人还愿迎神的歌，这首歌歌唱了这里的乡民健康、淳朴、快活的生活以及他们自由自在的情感表达方式，还有他们朴素的民间信仰和宽厚的待人之道。如果把这首歌所表达的情感、思想，作为《边城》的主旨是非常贴切的，也可以说《边城》所要表达的就是这首歌的意思，民歌的那种内在韵律、结构，消融于日常生活的“人事”变动和纠缠中，就成了《边城》的小说意境。

“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作家，在面对乡村民间文化形态时，其思想情感是极为复杂的，他们必然也把民间文化形态中与其思想相共鸣的内容收入新文学的建设过程中，但乡村民间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整体特征是愚昧、麻木、狭隘、自私的，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在批评的意义上凸现出来，这自然包含着在西方启蒙思想观照下民间社会存在形态的真实性，并且具有现代性的历史深度，但是，沈从文在城乡差异中，以乡下人的视角去审视民间社会时，由于他所感受的“现代文明”对于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他发现了被“历史深度”所遮蔽的另一层面，民族文化形象出现了另一种特征——淳朴、善良、富有生命自由的活力。

《边城》以后的沈从文又写了《长河》等作品，但小说意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沈从文所追求的那种来自于民间的淳朴人性在日益变化的社会中开始出现了堕落的趋势，他的灵魂出现了失去凭借的焦虑，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赞歌。在充满古典与典雅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我的妄想在生活中就见得与社会隔阂，在写作上自然更容易与社会需要脱节。”这种焦虑使得沈从文在现实中融于民间的精神动力笼罩着巨大的忧伤，他在担心“那株在小阳春十月开放的杏花会不会被冷风冻坏”，“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等待回答，没有回答。这没有回答的问题却由沈从文的生命历程作了回答，那个“乡下人”后来的生命追求本身就是一首无韵的民间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