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歌谣”与刘半农的文学活动
提到歌谣运动的兴起，刘半农的首倡功不可没。然而，在大多数《歌谣》周刊同人开始意识到新文学可以从“歌谣”中汲取文学经验之时，创作实绩显然无法与理论倡导的热闹场面相媲美。这倒似乎更加印证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个人性”的，任何理论主张替代不了独创性的追求。既要在诗歌创作中发掘“歌谣”的价值又要不湮没于“歌谣”，这是需要特立独行的勇气与才气的。当我们寻找能够打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之说的早期白话诗人之时，我们的目光又要回到刘半农的身上。
当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大多从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吸取文学的精神资源之时，刘半农却特别强调那些被“受教育的阶级瞧不起的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早在民国初年，刘半农任《中华新报》特邀编辑时就写了许多通俗的市民言情小说，正是这样的创作实践为其后来的理论论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17—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组举办了三次演讲，其中一次就是刘半农所做的《中国之下等小说》，这篇讲演与其他两篇共同构成了“对现代小说理论的最初探讨，也是奠基之作”[175]。这里，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刘半农与“五四”新文学其他作家价值立场上的差异。相比周作人以日本小说为参照，为“五四”小说创作寻找理论根据，刘半农更为关注对传统经验的另类发现，从另一角度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那些“内容接近现实生活，思想尖锐深刻的”下等小说“是真正的好作品”，“这类作品在描写中，下层阶级的社会生活方面往往相当精彩，没有哪一部文人小说可与之相媲美。”“文人学者要了解底层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参与并体验他们的生活”，刘半农还预言“将来贵族文学的出路日渐衰落，学者活动的中心应从贵族社会转向普通民众。”[176]因此，他极力倡导眼睛向下，走到底层社会中去观察那里的阶级生活。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刘半农开始了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他的“歌谣选”从1918年5月到次年5月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当我们把刘半农的文学活动和他的思想联系起来，就能发现他热爱、从事民间活动似乎是必然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刘半农的存在，才有了后来的《歌谣》周刊。1926年，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出版，刘半农为其作序，他诙谐地说：“现在编出这部〈吴歌集〉，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七八年以来的第一件大事”。在这篇序里，刘半农将“歌谣”研究分为语言、风土和艺术三个方面，进而指出这三个方面就构成“民族的灵魂”[177]。刘半农也正是通过诗歌创作、现代语言学的创建以及外国文学译介等方面的文化实践，参与到民族灵魂建构的实践中去的。1933年，刘半农选编《初期白话诗稿》之时，不禁感叹：“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178]，虽然他声称没有“胆量和勇气”将自己的白话诗选入这部诗稿，但是，在我们考察新文学尤其是新诗的历史，刘半农的创作常常让我们觉得他其实从不缺乏“胆量和勇气”。
刘半农创作新诗的尝试得到了同时代人的称赞与钦佩。周作人赞其为真正“具有诗人天分”之一的诗人[179]；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评价道：“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氏早就有。他那时主张（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增多诗体’。‘增多诗体’又分自造，输入他种诗体，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三项，后来的局势恰如他所想”[180]。他的尝试也同时为新诗开拓了路径。从周作人的早期诗作《小河》、康白情的《草儿》等新诗中，我们都能看到民间歌谣的影响。特别是，在《歌谣》周刊创刊之前，刘半农已经开始了“歌谣”搜集和整理，使大家看到了这一文学活动中所包含的重要的文学意义，促成了《歌谣》周刊的筹备和创办工作。
《歌谣》周刊创办时，刘半农已经在法国留学，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在巴黎求学期间，他仍然与歌谣研究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凭着一个会员的责任感参与到歌谣搜集、整理的活动中去。在一封信里，他描述自己从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敦煌石室写本中录出材料的情形，叙述自己在1921年以前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抄完巴黎所有相关的材料的情况[181]。另外，刘半农还为歌谣研究会发展海外会员，如1 9 2 4年1月8日，他致信歌谣研究会负责人周作人、沈兼士和常惠，商议为借鉴法国歌谣研究法，聘请一位法国出色的歌手阿脑而特女士（Mademoisele Theruse P．Arnonld）担任北大歌谣研究会通讯员事。信中写道“我校征集歌谣，年来所得虽已不少，但在研究上，不免时时感到困难。至外人研究此学之方法，并其已得之结果，足以为吾人参证者，尤为隔膜万分”，故而将阿脑而特女士作为征集歌谣的“人才”介绍给国内同人[182]，最后，“歌谣研究会欣允了刘的要求，在刘复的远隔重洋的配合下，开始了最早的中西民间文学研究的国际合作。”[183]《歌谣》周刊除了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国内外民间歌谣研究的理论文章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国外民间歌谣的翻译。此时的刘半农虽然在研究语言学，他发挥了自己一贯的敢做敢想的气概，亲自翻译外国民歌，一是为起到号召的作用：“现在我从英国Charles G．Leland所著的Pidgin－English Sing－Song一书，算是对于海外的中国民歌，做一个初次介绍。希望有了这一个介绍之后，能有海外的热心同志，将同样的歌词调查到了寄给本会（北大歌谣研究会——引者注）。”进而，他又从与外国歌谣兴起与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我们想到薄海明民族，他们也是漂流海外，也是造成了一种特别语言，而对于欧洲近代文学上所发生的影响，（尤其是美的方面）有何等的大！这不是可深思其故么？”[184]可以说，刘半农在留学巴黎期间的民间文学方面的活动，构成了《歌谣》周刊重要的内容。
刘半农始终对民间文学活动保持着强烈的热情与不懈的探索，它促成了《歌谣》周刊的产生与发展，《歌谣》周刊的产生、发展又壮大了民间文学运动的声势。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的，刘半农发挥自己的独特的艺术感觉和创造力，汲取民间文化、文学的养分，从创作层面上促进了中国“五四”新文学（尤其是早期白话诗）的产生和发展。
二、刘半农诗歌中的民间精神
刘半农并非对歌谣在民俗学上的地位和意义全然不知或有意回避，但是，他对歌谣的研究兴趣一直很明确：“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旨趣……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文艺的欣赏方面的。”[185]而这是与他对文学建设的思考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与胡适从启蒙角度提倡启蒙的文学不同，刘半农更多地发掘和丰富了文学本身的可能性，民间资源几乎构成了他全部的写作资源。
刘半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新诗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最早发表新诗，且创作成绩优秀——朱自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和废名的《谈新诗》都非常重视刘半农的新诗。更重要的是，在“五四”新诗起步阶段，当更多的诗人将眼光投向西方诗歌的时候，刘半农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民间歌谣的意义，进而发掘歌谣所蕴含的独特的民间精神。“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持的都是启蒙立场，当他们将眼光转向民间大众的时候，看到的往往是大众的顺从与麻木，因而多像鲁迅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刘半农却显出与时代不同的倾向，当大多数人从西方“民主”、“自由”、“个性”中寻找精神力量时，刘半农却试图在民间大众那里寻找精神依托。于是，他自觉为民众代言，发出民间大众的声音，如同他在《瓦釜集·代自叙》中所说：“我现在要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里而没有呻吟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186]他尊重民间精神，并承认民间大众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他自觉与启蒙者的立场保持距离，不是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去同情弱者；在他眼里民间大众不是弱者，他们有苦难，但更有自己对苦难的承担和超越，这其中蕴含着自由达观的生活态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而这些在视民间大众为“弱者”的启蒙者那里是难以看到的。
与胡适相同的是，刘半农也是从语言层面入手，发掘“歌谣”对新诗建设的意义。但是，胡适偏重的是民间白话语言的“工具”作用——“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187]。而刘半农则从审美角度重视民间语言，他认为：“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感情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感情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188]在刘半农这里，“语言”获得了更多的本体意义。
“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是刘半农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189]的重要主张，我们不难发现，他所提倡的新诗“语言”形式上的创新，都与其对民间歌谣意义的发现相关。从选辑《江阴船歌》起，民间语言的生动自然就深深地打动了刘半农，而他对白话语言最直接的一次学习，就是他在1920至1921年留学欧洲之际，以江阴“四句头山歌”的体式创作了60多首诗。其中，他自选18首拟民歌，加上1924年的3首，汇集出版，名为《瓦釜集》。他采用家乡江阴最普遍的一种民歌声调来创作新诗，这其实基于他对新诗的某种不满，“但因我对新诗的希望太奢，总觉得这已好之上，还有更好的余地。我起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经过多时的研究与静想，才断定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我们做诗做文，我们所摆脱不了的，而且是能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到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190]而这种“语言”就是刘半农所说的“方言”，显然，刘半农是在民间歌谣的语言——“方言”的学习、模仿中，来实现自己“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的理论主张的。
“增多诗体”这一方面，更是很少有同时代的新诗创作者能够与刘半农相比。刘半农自己曾经不无骄傲地说过：“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花样翻新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民九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191]，刘半农此举，是试图通过研究、仿效民间歌谣各种样式，试验拟儿歌、无韵诗、散文诗等等新诗样式，为打破传统诗歌严格的格律，解放诗歌的精神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以上所述刘半农的新诗理论似乎都是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但是，“形式”是诗歌最初的革命，也是本质意义上的探索。通过形式对内容的转化作用，诗歌的意义才能得到凸现。没有形式上的探索，刘半农难以实现其民间精神的确立。晚清“诗界革命”之时，“新诗派”虽然也注重民歌民谣，但他们努力的方向不是“创造新诗”，而是试图完成“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革命”[192]，因而，他们只是在五、七言诗的创作中加入一些散文用词和民歌的常用语汇，无法真正吸收民间歌谣的语言形式和精神思想。所以，晚清诗歌革新无法完成对传统旧体诗和语言形式的深刻颠覆。也许，我们可以说，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诗派”在既定的诗歌框架里的革新，只能更加显示旧诗在新的时代要求面前的无可奈何，那么，刘半农模仿民歌的新诗创作，则很快在诗歌精神层面上超越了他的前辈。
这种超越，首先表现为一种新的诗学观念的建立。刘半农不愿承认自己是“诗人”，认为“诗人”一旦成为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193]。他不屑于为做诗而做诗，认为做诗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因而，他比同时代的诗人更为敏锐，更容易发现民间歌谣不受功名利禄的羁绊，常常能够率性而为、挥洒自如地表达最真实的情感。他的审美倾向与歌谣很相似：“爱阔大，不爱纤细；爱朴实，不爱雕琢；爱爽快，不爱腻滞；爱隽趣的风神，不爱笨头笨脑的死做。”[194]
刘半农非常强调“真”。他说：“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他进一步引用《随园诗话》说：“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律者，能出其范围否？”“可怜后来诗人，灵魂中没有一个‘真’字，又不在自然界及社会现象中，放些本领去弹出一个‘真’字来。却看得人家作诗，眼红手痒，也想勉强胡诌儿几句，自附风雅。于是真诗亡而假诗出现于世。”[195]他尖锐地指出“假诗”假就假在，一是旧体诗词，以格律形式为工，忽略内容，二是内容虚假、感情虚假。他对民间歌谣的赞美也正是基于其“真”，“歌谣中也的确有真好的，就是能与我的感情互相牵引的。它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抒发出来。”[196]苏雪林曾评价说：“刘半农先生在‘五四’时代新诗标准尚在渺茫之时，他居然能够打破藩篱绝去町畦，贡献一种活泼新鲜的风格，而且从容挥洒，谈笑自如，没有半点矫揉之态，不是天分过人，何能如此？”[197]
由形式创新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探索，显示了刘半农在新诗创作中确立了独特的精神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指出，在那种封闭的近于原始的环境中还具有了这样的可能：‘依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诸如淳朴、善良、义气、正直、节俭等等都是这另一方面的具体表现，是这种生活特点在农民性格特征上的又一不同色彩的投影”[198]显然，刘半农注重的是民间大众淳朴、善良、正直等等美好的品质，这使得他形成与其他同时代知识分子很不同的价值判断：当鲁迅以启蒙者深邃的目光发现了民间的苦难，同时更多看到的是民间大众的愚昧、麻木之时，刘半农则以清澈的眼、真挚的心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民间日常生活里的农妇、儿童、牧羊儿，甚至是受到启蒙者同情的妓女，以他们的欢喜而欢喜，以他们的悲苦而悲苦。
《扬鞭集》中的那种“平民的精神”，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民间的精神”。沉迷于对歌谣的借鉴与发掘，诗人不由得将眼光投向民间日常生活，那暮色里的小小农家、烧饭的妇人、夜色中归来的农人和嬉戏玩闹的孩童等等都那么亲切。这些乡土生活中的人和事，构成了诗人笔下独特的民间乡土世界。比如《一个小农家的暮》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勾勒出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几幅画面，没有抽象的说理和唠叨的叙事，仅以画一样的笔致淡淡地叙述和简约地描写；《教我如何不想她》则以类似情歌的缠绵调子——它是刘半农为数不多的抒情诗之一，以“微云”与“微风”、“月光”与“海洋”、“落花”与“鱼儿”等的相互眷恋起兴，音调上重复吟咏、一唱三叹，更是类似民间情歌的情韵，被废名赞为“正是这首诗的真实，令人心悦诚服”[199]；《母亲》一诗，仅三行便托出一幅静谧动人的画卷。“黄昏时孩子们倦着睡着了，/后院月光下，静静的水声，/是母亲替他们在洗衣裳。”淡淡的黄昏、清清的月光和静静的水声衬托着母亲浑厚的身影，无限慈爱和温暖蕴含其中。废名不禁感叹道：“这首诗表现着一个深厚的感情，又难得写得一清如许。”“比月光下一户人家还要令人亲近，所以点头之后我又有点惊讶，诗怎么写得这么完全，这么容易，真是水到渠成了。这样的诗，旧诗里头不能有，在新诗里他也有他的完全的位置了。”[200]我们把这首诗与民间歌谣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五四”前后表现母爱的作品很多，这首如此动人，仍是感情的深挚——与歌谣之“真”一样。《奶娘》也写到了母爱，它以奶娘自言自语展开叙述。当奶娘拍着别人的孩子睡着时，却梦见正拍着自己的孩子入睡，辛酸之情溢于言表；《战败了归来》所塑造的“战败者形象”在平静之中展示出属于民间世界的苦难；《两个失败的化学家》像一幅素描，没有浓艳的字句，却深藏着失败者的悲哀。
马克思评价希腊神话时说道：“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起初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201]刘半农以赤子之心去感受儿童的世界的纯真与快乐，也因此在创作中为时代添上一抹鲜艳活泼的亮色。刘半农诗歌世界中最惹人爱怜、最有情致的是孩童的形象，他写下了《题小蕙周岁日造象》、《一个失路归来的小孩》和《雨》等诗，这些几乎都是为女儿小蕙而作，体现出对儿童的喜爱和对儿童独立人格的尊重。《题小蕙周岁日造象》写女儿周岁时的各种娇憨之态，“你饿了便啼，饱了便嬉，/倦了思眠，冷了缩衣”，趣味横生；《一个失路归来的小孩》写女儿迷路，归来见到爹妈后的委屈和伤心，小蕙的神态、语言和动作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尤其是那些富有童趣的语言更见精彩；《雨》中“诗中的小蕙是可爱的孩子，她的话是我们成人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诗。”[202]例如“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为什么还在那时叮叮咚咚的响”和“它为什么不回去呢？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早些睡呢？”特别是“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这样一些具有想象力和孩子气的语言，只有童谣儿歌中才有。
刘半农的诗歌在“五四”那个时代有着非常独特的美学追求。他推崇民间歌谣，并将其作为资源纳入新诗建设中去，从语言形式的借鉴到民间精神的确立，使得他的创作在同时代的诗人创作中显得卓尔不群。尤其在许多人将目光转向西方，宣称歌谣“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203]并进而否定歌谣对新诗之创作和理论建设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时，刘半农却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民间精神和情感，从而创造出早期白话新诗的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
如上以《歌谣》周刊为核心，对民间文化、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梳理与思考。这种研究仅仅是初步的，如果进一步地讨论“五四”新文学与民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五四”知识分子怎样理解“民众”？他们试图了解民间大众的哪些生活和情感？这些问题反映到歌谣里，似乎可以从《歌谣》周刊对不同“歌谣”的“选”与“不选”角度加以讨论。有些类型的歌谣在《歌谣》周刊上较少见到，比如政治歌谣。中国历史向来不缺乏“观风知政”的政治歌谣，但是直接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歌谣在《歌谣》周刊上却很少见到。《歌谣》周刊的编辑徐芳曾经承认，歌谣研究会收到过许多政治歌谣，只是他们对此不加讨论[204]。《歌谣》周刊不选、不登政治歌谣当然是因为现实的政治压力，这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貌似“回避政治”的宗旨相一致[205]，但周刊却刊发了大量富有反抗色彩的歌谣，其矛头指向传统道德和封建制度，研究者似乎特别注重发掘民众生活、情感所蕴含的个性、自由精神。再比如市民歌谣。钟敬文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干流”阐释为“上层社会文化”、“中层社会文化”和“底层社会文化”。“中层社会文化”主要指“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即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206]。当“五四”知识分子利用底层民众文化来对抗上层社会文化之时，市民文化被有意识地忽略了。《歌谣》周刊似乎很少有关市民生活状态与情感表达的歌谣。反而是一些对“歌谣”的文学价值不太看重的史学家、音韵学家等等，由于学术兴趣的不同，似乎对“歌谣”能够持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比如历史学家顾颉刚，他的《吴歌甲集》，除儿歌之外还辑录了很多市民“俗歌”，但却因此被胡适批评为“真正民歌太少”[207]。可以看出，像胡适这样偏重歌谣文学价值的研究者，往往以歌谣的审美价值为标准，对歌谣进行删减。“五四”时期，关于“民间文学”的界定，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其特质之一是“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208]但是，“民族全体”的概念在歌谣研究者那里，往往与“底层民众”的概念合二为一。我们似乎可以说，歌谣研究会在歌谣征集的过程中有一种“纯化”倾向，也就是说，歌谣研究者有意地忽略某些类型的“歌谣”，而这与他们对“民间大众”的认识和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第二个问题是，除了与《歌谣》周刊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批作家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作家与民间文学、文化也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五四”新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别的文学的重要特点。由于论题的限制，本文对于其他作家未能展开较充分的讨论。但通过以“歌谣”为核心的民间文学、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考察，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民间文学、文化在“五四”新文学产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它与世界文化、文学一起，共同构造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内在精神品格。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民间文化、文学中粗鄙、落后内容的无视或肯定，实际上，在“五四”以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化、文学中的非现代性内容对新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作用，因为本文主要讨论民间文化、文学为新文学提供了哪些有益的资源，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就没有过多分析，留待以后再做深入讨论。
何其芳在《论民歌》一文中曾经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许多作家在这方面（指民间文学——引者注）是有缺陷的。所有外国的文学艺术上的优良而且有用的东西都是应该学习的，民间文学并不就是一切；但是我们绝不可因此就忽视本国的文学遗产，忽视本国民间文学的宝藏。”[209]他的话提示我们不仅在文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民间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之下，也要重视民间文化、文学对文学从精神底蕴到创作实践各个层面的重要作用。
【注释】
[1]陈平原对这一观点又进行了修正，认为“兼及报纸的文艺副刊与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这样来谈论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无疑更为合适”。参见陈平原：《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书城》2004年2月。
[2]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3]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页。
[4]卫景周叙述去往保定省途中与一位前清遗老对话的情形，文中引述这位遗老的原话是：“可惜蔡孑民也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轻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那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什么：‘风来啦！雨来啦！王八背着鼓来啦！’……一类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见卫景周：《歌谣在诗中的地位》，《歌谣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
[5]孙少仙：《研究歌谣应该打破的几个观念》，《歌谣》周刊43号，1924年1月27日。
[6]刘半农：《〈国外民歌〉译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7]《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
[8]《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1918年3月9日、3月21日、9月21日的《日刊》均重新发表）。
[9]《发刊词》，《歌谣》周刊第一卷1号，1922年12月17日。
[10]《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5日。
[11]《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25日。
[12]《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2日。
[13]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4]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15]刘半农：《〈国外民歌〉译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6]《歌谣》周刊发刊词，《歌谣》周刊第一卷1号，1922年12月17日。
[17]应该说明的是，要对《歌谣》周刊所刊文章进行分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用我们今天特征分明的“学科”去套《歌谣》周刊里的文章，其不尽配合之处，自然不难想见。实际上，这里的分类仅仅是为了展现刊物衍变的风貌，而可能正是这种种不尽吻合之处体现了草创时期《歌谣》周刊的丰富驳杂。
[18]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6、127页。
[19]《歌谣》第一卷63期，1924年10月12日；64期，1924年10月19日；65期，1924年10月26日；66期，1924年11月2日；67期，1924年11月9日；68期，1924年11月16日；69期，1924年11月23日。
[20]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21]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周刊第一卷2期，1922年12月24日。
[22]董作宾：《歌谣与方音问题》，《歌谣》周刊第一卷32期，1923年11月11日。
[23]参见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24]周作人：《歌谣》，《歌谣》第一卷16期，1923年4月29日。
[25]陈独秀：《答程演生》，《通信》，《新青年》，卷2，6期，1917年2月1日。
[26]嘉白：《童谣底艺术的价值》，《歌谣》周刊第一卷61期，1924年6月29日。
[27]《文学周报》（第四卷），开明书店1928年，第137页。
[28]同上书，第259页。
[29]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年—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30]《歌谣》周刊第一卷4号，1923年1月7日。
[31]《歌谣》周刊第一卷16号，1923年4月29日。
[32]《歌谣》周刊第一卷18号，1923年5月13日；19号，1923年5月20日。
[33]《歌谣》周刊第一卷25号，1923年9月23日。
[34]《歌谣》周刊第一卷20号，1923年5月27日。
[35]文中论道：“这几年来征集歌谣的人很是不少，可是提起古代的歌谣，还有些人研究他；要是说到近世的，简直就没有一点影响，因为这是文人所不齿的东西：要是再提到外国人，就不是这样了，人家不但研究他本国的历代的歌谣，就连中国的历代的，也都已经有一番研究了。”见常惠：《帮助研究近世歌谣的朋友》，《歌谣》周刊第一卷18号，1923年5月13日。
[36]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2—435页。
[37]《歌谣》周刊发刊词，《歌谣》周刊第一卷1号，1922年12月17日。
[38]转引自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2页。
[39]12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1号，1923年3月25日；20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4号，1923年4月15日；82首，《歌谣》周刊，第一卷39号，1923年12月30日。
[40]8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1号，1923年3月25日；10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4号，1923年4月15日。
[41]《歌谣》周刊第一卷20号，1923年5月27日。
[42]20首，《歌谣》周刊第一卷24号，1923年6月24日。
[43]《歌谣》周刊第一卷39号，1923年12月30日。
[44]同上。
[45]《歌谣》周刊第一卷40号，1924年1月6日。
[46]周作人：《猥亵的歌谣》，《歌谣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
[47]《白手巾》，《歌谣》周刊第一卷10号，1923年3月18日。
[48]《亚亚葫芦》，《歌谣》周刊第一卷28号，1923年10月14日。
[49]《新妇回门歌》，《歌谣》周刊第一卷1 3号，1 9 2 3年4月8日。
[50]《月老娘》，《歌谣》周刊第一卷22号，1923年6月10日。
[51]《我的爹》，《歌谣》周刊第一卷28号，1923年10月21日。
[52]《一张纸》，《歌谣》周刊第一卷10号，1923年3月18日。
[53]《月歌集录》，《歌谣》周刊第一卷37号，1923年12月16日。
[54]《燕子》，《歌谣》周刊第一卷5号，1923年1月14日。
[55]《天上的星》，《歌谣》周刊第一卷16号，1923年4月29日。
[56]《阿婆亮亮》，《歌谣》周刊第一卷36号，1923年12月9日。
[57]《南运河舟人歌》，《歌谣》周刊第一卷3号，1922年12月31日。
[58]《十八岁》，《歌谣》周刊第一卷28号，1923年10月14日。
[59]《宝塔高》，《歌谣》周刊第一卷35号，1923年12月2日。
[60]《潮州情歌》之四，《歌谣》周刊第一卷11号，1923年3月25日。
[61]《死了男儿》，《歌谣》周刊第一卷8号，1923年3月4日。
[62]《捶布石》，《歌谣》周刊第一卷48号，1924年3月23日。
[63]湖南山歌19首，第15首，《歌谣》周刊第一卷24号，1923年6月24日。
[64]《一棵树》（一），《歌谣》周刊第一卷22号，1923年6月10日。
[65]《一棵树》（二），《歌谣》周刊第一卷23号，1923年6月17日。
[66]《十二月》，《歌谣》周刊第一卷29号，1923年10月21日。
[67]《五月里》，《歌谣》周刊第一卷3号，1922年12月31日。
[68]《一颗豆子》，《歌谣》周刊第一卷29号，1923年10月21日。
[69]《山歌》，《歌谣》周刊第一卷5号，1923年1月14日。
[70]《唱山歌》，《歌谣》周刊第一卷15号，1923年4月22日。
[71]平远山歌20首，第4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4号，1923年4月15日。
[72]湖南山歌19首，第18首，《歌谣》周刊第一卷24号，1923年6月24日。
[73]《童生应试歌》，《歌谣》周刊第一卷5号，1923年1月14日。
[74]平远山歌20首之一，《歌谣》周刊第一卷14号，1923年4月15日。
[75]《蚕豆花》，《歌谣》周刊第一卷15号，1923年4月22日。
[76]《哆哆哆》，《歌谣》周刊第一卷27号，1923年10月7日。
[77]《五色旗》，《歌谣》周刊第一卷30号，1923年10月28日。
[78]《巡警狗》，《歌谣》周刊第一卷34号，1923年11月25日。
[79]《赃官》，《歌谣》周刊第一卷27号，1923年10月7日。
[80]《懒婆娘》，《歌谣》周刊第一卷17号，1923年5月6日。
[81]《懒婆娘》，《歌谣》周刊第一卷34号，1923年11月25日。
[82]《我命薄》，《歌谣》周刊第一卷17号，1923年5月6日。
[83]《不要慌》，《歌谣》周刊第一卷26号，1923年8月30日。
[84]《中拇指》，《歌谣》周刊第一卷10号，1923年3月18日。
[85]《踢菱角》，《歌谣》周刊第一卷12号，1923年4月1日。
[86]《天上有个月》，《歌谣》周刊第一卷1号，1922年12月17日。
[87]《乖乖睡》，《歌谣》周刊第一卷27号，1923年10月7日。
[88]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页。
[89]《歌谣》周刊第一卷8号，1923年3月4日。
[90]《歌谣》周刊第一卷15号，1923年4月22日。
[91]《歌谣》周刊第一卷30号，1923年10月28日。
[92]《歌谣》周刊第一卷46号，1924年3月9日。
[93]《歌谣》周刊第一卷48号，1924年3月23日。(www.xing528.com)
[94]《歌谣》周刊第一卷57号，1924年6月1日。
[95]《歌谣》周刊第一卷30号，1923年10月28日。
[96]《歌谣》周刊第一卷21号，1923年6月3日。
[97]同上。
[98]刘半农：《〈国外民歌〉译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99]《歌谣》周刊第一卷10号，1923年3月18日。
[100]《歌谣》周刊第一卷12号，1923年4月1日。
[101]《歌谣》周刊第一卷20号，1923年5月27日。
[102]《歌谣》周刊第一卷34号，1923年11月25日；35号，1923年12月2日。
[103]嘉白：《童谣底艺术的价值》，《歌谣》周刊第一卷61号，1924年6月29日。
[104]白启明：《歌谣谜语谈》，《歌谣》周刊第一卷47号，1924年3月16日。
[105]钟敬文：《江苏歌谣集·序》，《民众教育》季刊第2卷第1号。转引自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年—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106]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周刊第一卷6号，1923年1月21日。
[107]周作人：《人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81页。
[108]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280页。
[109]《歌谣》周刊第一卷3号，1922年12月31日。
[110]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歌谣》周刊第二卷第1期，1936年4月4日。
[111]刘半农的这份讲稿曾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54页。
[112]绍虞：《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歌谣》周刊12号，1923年4月1日。
[113]白启明：《歌谣谜语谈》，《歌谣》周刊第一卷47号，1924年3月16日。
[114]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周刊3号，1922年12月31日。
[115]绍虞：《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歌谣》周刊12号，1923年4月1日。
[116]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周刊第一卷31号，1923年11月4日。
[117]《淮南民歌第一辑》，第一卷85号，1925年4月5日；87号，1925年4月19日；88号，1925年4月26日；91号，1925年5月17日；92号，1925年5月24日。
[118]《歌谣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2—7页。
[119]同上书，第11—15页。
[120]同上书，第15—22页。
[121]《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歌谣》周刊第一卷47号，1924年3月16日。
[122]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123]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124]胡适：《你莫忘记》，《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125]胡适：《梦与诗》，《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126]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127]胡适：《“威权”》，《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128]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第二卷第9期，1920年。转引自龚奎林、黄梅：《“体制的革新和实验”——论康白情的诗歌主张及其历史定位》，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29]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3页。
[130]应修人：《天未晓曲》，《湖畔 春的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页。
[131]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湖畔 春的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132]应修人：《田野的春》，《湖畔 春的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133]应修人：《花蕾（一九二二年）》，《湖畔 春的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134]废名：《谈新诗·十〈湖畔〉》，《论新诗及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112页。
[135]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5页。
[136]胡适：《白话文学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5页。
[137]胡适：《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2页。
[138]参见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39]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李妙根编选《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4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9页。
[14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页。
[142]胡适：《白话文学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5页。
[143]胡适：《国语文学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3页。
[144]胡适：《白话文学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0页。
[145]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60—162页。
[14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28页。
[147]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2、173页。
[148]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2页。
[149]《歌谣》周刊第一卷46号，1924年3月9日。
[150]《歌谣》周刊第一卷55号，1924年5月18日。
[15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4页。
[152]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52页。
[153]胡适：《评新诗集（一）康白情的〈草儿〉》，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3—448页。
[154]胡适：《〈蕙的风〉序》，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5页。
[155]胡适：《评〈梦家诗集〉》，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63页。
[156]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66—469页。
[157]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歌谣》周刊第二卷第1期，1936年4月4日。
[158]周作人：《人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159]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160]转引自陈泳超：《周作人的民歌研究及其民众立场》，李扬编《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161]这份稿子一直没有面世，但能说明周作人与“歌谣”结缘之早。参见周作人：《〈绍兴儿歌述略〉序》，《歌谣》周刊第二卷第3期，1936年4月18日。
[162]周作人：《〈歌谣与妇女〉序》，《燕大周刊》第82期，1925年11月7日。
[163]周作人：《读〈各省童谣集〉》，《歌谣》第一卷10号，1923年5月27日。
[164]周作人：《十堂笔谈·风土志》，《新民声》，1945年1月16日。
[165]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页。
[166]周作人、钱玄同、常惠：《征求猥亵的歌谣启》，《语丝》第48期，1925年10月。
[167]周作人：《歌谣》，《歌谣》第一卷16号，1923年4月29日。
[168]周作人：《人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273页。
[169]王光东：《民间形式的审美活力——重说胡适与白话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170]周作人：《人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274页。
[171]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289页。
[172]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周刊第一卷6号，1923年1月21日。
[173]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174]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289页。
[175]另外两次演讲，分别是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参见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4页。
[176]刘半农：《中国之下等小说》，《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54页。
[177]刘半农：《〈吴歌甲集〉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178]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179]周作人：《〈扬鞭集〉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3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39页。
[180]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6页。
[181]刘半农：《致吴立模书》，《歌谣》周刊第一卷51号，1924年4月20日。
[182]见《通讯》，《歌谣》周刊第一卷48号，1924年3月23日。
[183]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184]刘半农：《海外的中国民歌》，《歌谣》周刊第一卷25号，1923年9月23日。
[185]刘半农：《〈国外民歌译〉自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86]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叙》，《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
[187]胡适：《尝试集》自序，《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88]刘半农：《〈半农杂文〉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89]《新青年》第三卷3号，1917年5月。
[190]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叙》，《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
[191]刘半农：《〈扬鞭集〉自序》，《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19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1页。
[193]刘半农：《〈扬鞭集〉自序》，《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194]刘半农：《〈国外民歌译〉自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195]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196]刘半农：《〈国外民歌译〉自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197]苏雪林：《〈扬鞭集〉读后感》，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198]栾梅健：《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199]废名：《谈新诗·六〈扬鞭集〉》，《论新诗及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200]废名：《谈新诗·六〈扬鞭集〉》，《论新诗及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20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202]赵景深原评、杨扬辑补：《半农诗歌集评》，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20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276页。
[204]徐芳：《表达民意的歌谣》，《歌谣》周刊第三卷第13期，1937年6月26日。
[205]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32页。
[206]参见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
[207]胡适评价《吴歌甲集》第一卷，称“儿歌”“是最纯粹的吴语文学”；在评价第二卷时说道：“其中颇有粗通文事的人编制的长歌，已不纯粹是苏白的民歌了。其中虽然也有几首绝好的民歌——如‘快鞋’，‘摘菜心’，‘麻骨门闩，’——然而大部分的长歌都显出弹词唱本的恶影响：浮泛的滥调与烂熟的套语侵入到民歌之中，便减少了民歌的朴素的风味了。”见胡适：《〈吴歌甲集〉序》，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9、500页。
[208]胡愈之发表于192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第7卷1号上的《论民间文学》，文中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是关于“民间文学”的早期最有影响的定义之一。转引自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09]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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