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歌谣》概观及影响

第一节　《歌谣》概观

这里所论述的“歌谣”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歌谣》周刊；二是指以《歌谣》周刊为核心的“歌谣”运动。主要论述的内容是围绕《歌谣》周刊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探讨以《歌谣》周刊为核心的“歌谣”运动向“五四”新文学尤其是早期白话诗和早期新文学批评观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和思想，这些经验和思想如何参与了“五四”新文学的建设。《歌谣》周刊的创办、发展是“五四”时期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文学运动的显著标志，但是，在《歌谣》周刊诞生之前，就有《北京大学日刊》之“歌谣选”；周刊的诞生，更是触动了同时代很多期刊、杂志有关“歌谣”的整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五四”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以及新文学创作中开始注重“歌谣”的价值和意义，而他们对“歌谣”的研究、借鉴恰恰是这场民间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及期刊、杂志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作用，陈平原认为，“五四”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1]。众多的报纸附张、副刊成为文艺思想生长与传播的园地。相对于《新青年》这样引领时代风骚的杂志，《歌谣》周刊（包括其前身《北京大学日刊》附张）似乎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沉静的表面之下往往隐藏着实际的努力。正是以这份杂志为中心，从1918年到1925年，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一批“五四”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近世歌谣征集和研究运动。以此为起点，现代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眼光投向“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这绝非一时的个人兴趣或历史的偶然。

“五四”时代的整体倾向是知识分子以启蒙为目的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甚至文学不得不牺牲部分自身的特性参与到启蒙民众的文化运动中去。但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生成过程中，我们还应该重视另外一种倾向，这就是以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更多地从本土化的角度思考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歌谣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资源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他们发现民间的文化、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审美资源，并将其纳入新文学的建设过程中，《歌谣》周刊的创立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正如钟敬文回忆《歌谣》周刊时所说：“这份从传统学术观点看来，不乏有点离经叛道性质的小刊物，却在当时文化新潮怒涌的环境中起着巨大的应和与推动作用的。她唤起了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情感。一时响应她的心理和活动遍于全国。”^[2]这里所说的“学界”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的“现代学界”。实际上，“歌谣”运动在起步之时遭尽白眼。传统学界视“歌谣”为粗鄙之物，认为歌谣走入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有失体统，就连后来转向热情参与歌谣事业的顾颉刚，在歌谣征集之初也拒绝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歌谣；北大的其他很多教授均认为歌谣的整理发表有害于正常的社会秩序；聚集在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周围的许多传统文人也极力反对白话文写作，指责歌谣为洪水猛兽，对歌谣运动痛心疾首^[3]。卫景周的《歌谣在诗中的地位》就是一篇深刻剖析这一社会现状的文章，其文详细描述了歌谣征集之初备受责难的情况。他将这些批评歌谣的人分为三类：一是鉴赏派，即将歌谣作为与虫鸟唱歌一样的消遣之物；二是混合派，将歌谣与谜语、谚语一起看作下等品，对研究歌谣大惊小怪；三是笑骂派，认为歌谣是小孩胡喷出来的东西。他还绘声绘色地举例说保定的一位进士公对蔡元培校长的冷嘲热讽，其讽刺与批评的实际上就是发现进而重视歌谣的现代知识分子^[4]。歌谣研究者身处这些责难的包围中，不得不考虑如何冲破传统文人所设置的观念上的藩篱，有论者就针对这种状况，指出在歌谣搜集的过程中，搜集者应该打破的观念是“怕羞耻、怕被社会上咒骂、怕私人报复、怕荒废时间、怕人品下流”^[5]。可以说，歌谣征集活动在其伊始就缠绕着新旧文人的对立冲突，而这种冲突是由他们与底层民众、民间文化的观念和情感上的巨大差异而造成的。而正是这些传统文人不能容忍的歌谣，为苦苦寻找新文学资源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些思想与创作的资源。

那么，对“五四”新文化、文学的生成产生了重要作用的歌谣“整理”是怎样兴起的呢？《歌谣》周刊的创办过程是怎样的呢？《歌谣》周刊的办刊宗旨及其基本面貌又是怎样的呢？

刘半农1917年从江阴北上赴北京大学任教，于1918年1月底在北京大学首倡歌谣运动。他在《〈国外民歌译〉自序》中回忆说：“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6]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北大歌谣征集处很快成立。在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校长启事》一栏里，蔡元培发出号召：“本校现拟征集全国近世歌谣除将简章登载日刊敬请诸君帮同搜集材料所有内地各处报馆学会及杂志社等亦祈各就所知将其名目地址函交法科刘复君。”^[7]同一期的《纪事》专栏也刊登了刘半农亲自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8]。《简章》规定歌谣征集处的任务，即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日出版《中国近世歌谣汇编》和《中国近世歌谣选粹》两书。歌谣征集方法是号召教职员学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搜集歌谣，甚至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将各地方学校和教育团体组织到歌谣征集的运动中来。对于所选歌谣，《简章》作出如下限制：

……

4．入选之歌谣当具左列各项资格之一：

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

寓意深远有关格言者；

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

童谣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

5．歌谣之长短无定限。

6．歌谣之来历如左所限：

不知作者姓名而自然通行于一社会或一时代中者；

虽为个人著述，然确已通行于一社会或一时代中者。

对于搜集事项，规定如下：

7．寄稿人应注意之事项：

字迹贵清楚；如用洋纸，只写一面；

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

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释，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

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字音，能用罗马字或phonetics尤佳；

有其音无其字者，当在其原处话一空格加□，而以罗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

在《简章》发出后的三个月内，征集处共收集到歌谣一千一百多首。从1918年5月20日起，《北京大学日刊》（第141号）开辟“歌谣选”专栏。由刘半农亲自甄选、审定的歌谣在《日刊》“歌谣选”专栏陆续刊出。截至1919年5月22日，共发表四川、江西、黑龙江、安徽、广东、湖北、江苏、直隶、北平、河南、陕西、山东、浙江、云南、辽宁等省市歌谣一百四十八首^[9]。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因《北京大学日刊》停出，“歌谣选”随之暂时结束。所刊每首歌谣之后都附刘半农所作注释，内容涉及歌谣音义考订、方言考察、体式方法研究、音韵研究等艺术分析，以及一些地方风俗、文化风貌等简单扼要的社会文化分析。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北大学生的呼应，因此，围绕“歌谣选”还掀起了关于个别歌谣的讨论。比如，1918年11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歌谣选”第61号发表当时为北大学生、《新潮》的主要成员罗家伦所搜集的歌谣：“凉棚、水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所附注解是：“此六事，为北京高等旗人家中之所必具，故北京人有此谣。”由此引发一场讨论，常惠根据北京人称“天棚”而非“凉棚”认为：“一处地方的习惯名，在普通文字中或可随便改得，在于歌谣之中，就断断改不得的。要改了，就失了研究歌谣的本旨了。”^[10]十天之后的《日刊》上，刘半农就为自己擅自将“亲贵”改为“高等旗人”表示“自悔”^[11]。另外，刘半农还提出“比较”与“搜集”并重的研究方法^[12]，后来歌谣研究会的歌谣研究策略也由此扩展开来。

从歌谣征集处的章程及其活动来看，此时的歌谣征集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歌谣征集方法上寻求“真”。也就是《简章》中规定的对歌谣不加润释、修改，不以官话改写俗话、方言。在这里，刘半农等已经认识到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显著区别，也就是其“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而想要忠实记录歌谣尤其是方言俗语，需要一定的语音记录技术，所以征集处确定由语言学家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尽量按口头语音记录。这也显示出刘半农等对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形态有着相当的尊重和严谨的研究态度；二是歌谣征集内容上倾向“文艺性”。从刘半农对入选歌谣所做的限制——“寓意深远”、“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以及“有天然之神韵”之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歌谣运动在刚开始就有着对文学性的特别关注。这自然是与刘半农自身所具有的诗人的才情和智慧分不开的。从对这些歌谣的热爱到对它的研究，他内心已朦胧地孕育某种希望，这就是将歌谣与现代新诗实践联结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得其后的歌谣研究会一直将“文艺性”作为歌谣搜集、研究的标尺。

相对于《简章》所拟订的目标而言，征集处显然显得经验缺乏，人手不足。除了刘半农编订的一百四十八首歌谣外，没有其他更系统、更规范的整理研究成果。但征集处搜集歌谣的举动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首次走入中国高等学府，从此“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13]。《新青年》第四卷第3号对《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加以转载；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919年10月1日创刊的半月刊《少年》，共十九期，其中第18期为“歌谣号”专辑；歌谣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顾颉刚就是受《北京大学日刊》“歌谣选”的影响，于1919年在家乡苏州搜集歌谣，由于《北京大学日刊》的版面所限，应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郭绍虞之约，1920年底，他以“铭坚”的笔名在《晨报》上发表^[14]；同时期的《妇女杂志》、《努力》周报、《心声》、《学艺杂志》等也都开始发表歌谣及歌谣研究文章，有些甚至开辟研究专栏。后来《歌谣》周刊转录的很多研究歌谣的理论文章最初都是刊登在这些报纸杂志上的。

虽然刘半农于1920年春留学法国，但此时歌谣搜集风气已开，北大教授周作人、胡适、沈兼士、钱玄同等对以“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学、文化的关注热情不减。在“歌谣征集处”基础之上，由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发起，从1920年12月19日起把过去“北大歌谣征集处”的工作班子改成拥有会员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周作人、沈兼士任负责人。但由于周作人生病一年多，会内缺少负责料理事务的人，歌谣整理、研究工作中断了一年多。到1922年“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歌谣研究会得到重新整顿，负责人仍是周作人，执行编辑是法语系学生常惠。与其发起有关并为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胡适、沈兼士、顾颉刚、钱玄同、董作宾等。在一次歌谣研究会的会议上，参与者一致决定发行《歌谣》周刊，以期作日后《汇编》和《选粹》的资料，同时也为扩大社会影响和增大投稿量。《歌谣》创刊号于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即1922年12月17日正式出版。开始，周刊仅在每周一作为《北京大学日刊》附张发行，随着刊物的发展，附张发行已不能满足读者需求量，所以从1923年9月23日第25期起，《歌谣》开始独立发行。《歌谣》周刊到1925年6月28日停刊，共出版九十六期，增刊一期。虽然简章所规定的《汇编》和《选粹》一直未能付梓，但《歌谣》周刊却出版了一些歌谣研究专册如《吴歌甲集》（1926年）、《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看见她》、《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等。在其停刊后，另外一份杂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继续刊登歌谣，同时其登载内容也指向更宽泛的民间文化文学领域。到1936年，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日常工作，《歌谣》周刊再度发行。其中，1922年到1925年的九十六期汇集为第一卷。1936年4月4日到1937年3月27日出版十四期，为第二卷。1937年4月3日到1937年6月5日出版十期，为第三卷。复刊的《歌谣》周刊在1937年6月抗日战争前一个月停刊。1925年《歌谣》周刊首次停刊正值五卅运动之际，北京军阀混战、政治局势动荡，顾颉刚等被迫转移到广州，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心随之移至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11月，在顾颉刚、钟敬文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发行杂志《民间文艺》，12号后更名为《民俗》周刊。到1933年6月，《民俗》周刊共出版一百二十三期。与《歌谣》周刊相比，它开拓了民俗学的研究视野，更加学术化、专业化。

《歌谣》周刊的创立者有文学家刘半农、胡适、周作人，他们本身就是文学革命的先锋，新文学创作的主力；还有语言学家钱玄同，力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有史学家顾颉刚，从本土化的史学研究中生发出对民俗材料的兴趣。正如刘半农所说：“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类；魏建功先生研究吴歌声韵类，又是一类；此外，研究散语与韵语中的音节的异同，可以别归一类；研究各地俗曲音调及其色彩之变递，又可以另归一类；……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题目就是。”^[15]歌谣同人对于歌谣的搜集、整理大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歌谣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真正的研究需要搜集活态资料，没有直接可以借鉴的成熟套路和研究范本。所以，他们从各自的学术兴趣和立场出发搜集、研究歌谣，但在歌谣运动的起步阶段，他们大多将歌谣研究会所拟《发刊词》作为研究会的行动纲领。《发刊词》明确规定：“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16]

与刘半农所拟歌谣征集处简章相比，《歌谣》周刊的《发刊词》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将刘半农对于入选歌谣的限制完全取消。这也可以从《歌谣》创刊号所登简章看出——其他条目与刘半农所拟无太大出入，但对歌谣的限制这条，作了重新规定：“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由寄稿者加以甄释。”这就为歌谣在学术范围内的研究消除了很大的障碍，为进行更为专业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歌谣》周刊的搜集成果看，歌谣搜集者的确较少各种道德伦理约束，相反，大胆表露情爱甚至是两性情欲的歌谣在周刊上被大量刊载。甚至后来周作人之提倡研究猥亵歌谣，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二是明确提出了歌谣搜集、研究的两个目的。其中，“文艺的”目的作为歌谣征集研究的重要目标被明确提出，并且将这种搜集、研究的努力与“民族的诗”的产生联系了起来。于是，刘半农对于歌谣的个人兴趣在歌谣研究会的同人圈内成为共识。早期的歌谣运动也正是因为文学和民俗学两方面研究目的的并行不悖而呈现出了丰富多元的面貌，刊物从体例到研究重心都因此而不断变化。

资料统计大致如下^[17]：

从第1期到第54期，周刊的体例大体一致。每期开篇是理论文章，接着是《民歌》选录，很多期还有《儿歌》选录。然后是“通信”或“讨论”。最后是“来件”，对近一段时期收集到的各地方歌谣做一次统计。从第55号开始，体例开始变化，进行分体专论，出现了很多“专号”。

《歌谣》周刊（第一卷96期）共刊出理论文章一百六十八篇（含《歌谣周刊纪念增刊》）。从第1期到第48期理论文章共九十八篇，大体分类如下：

一、歌谣研究文章八十七篇：

（一）论述搜集歌谣的文章九篇

（二）论述整理歌谣的文章三十篇(www.xing528.com)

其中，资料性论述文章二十二篇，这些文章涉及研究者对歌谣一般问题的意见，有些直接陈述有关歌谣的资料；另外一部分，讨论歌谣分类问题的文章八篇。这些文章研究歌谣的不同的分类法，为从各个角度研究歌谣提供了较清晰的思路。

（三）研究歌谣的文章共四十八篇。

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二十八篇，这些文章关注的是歌谣本身所含的文学价值，以及歌谣与新文学的关系。其中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歌谣的文章十四篇，从歌谣与妇女、歌谣与政治，乃至歌谣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关系入手，研究者试图真实而深入地了解民间、理解本真生存状态下的民众思想情感；另外，对歌谣进行文本研究、直接论述歌谣与新文学关系的文章十四篇，这些文章从民间文化形态角度向新文学提供新的经验。

从民俗学角度研究歌谣的文章十篇；

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歌谣的文章十篇。

二、方言研究文章四篇。

三、译述，即翻译国外歌谣研究论文，共七篇。

从49期开始，随着民俗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从文学角度研究歌谣的理论文章比重减少，研究已不仅仅限于歌谣，更扩展到民间文学、文化的其他领域。即使是歌谣研究，也大多从民俗学研究角度展开。“正像后来容肇祖在一次讲演里所说：‘《歌谣》周刊自49号起，虽未曾改名（按以前有人建议改名），而实在是民俗周刊了。’”^[18]上面的分类法已不适用。新的分类如下：

一、单篇理论文章四十七篇：

（一）民俗研究文章四十篇。其中，歌谣研究十八篇，其他民俗学方向的研究二十二篇；

（二）方言研究理论文章七篇。

二、专号共十七个：

（一）一个方言标音专号（含研究文章七篇）；

（二）四个婚姻专号（含理论文章十三篇，歌谣选录十八首）；

（三）两个“看见她”专号（含理论文章两篇）；

（四）九个“孟姜女”专号（含理论文章二十七篇）；

（五）一个“腊八粥”专号（含理论文章六篇）。

三、杂谈：歌谣杂谈十五篇。

四、专集四部：

（一）吴歌甲集；

（二）写歌杂记（吴歌甲集附录之一）；

（三）读歌杂记（吴歌甲集附录之二）；

（四）淮南民歌第一辑。

五、征题：目的是征集母题“异文”，也就是同一类型的歌谣、民间故事由于流传在不同地区、区域所产生的不同形态的汇合。有《看见她》、《孟姜女》、《医用事的歌谣》、《关于歌谣的传说》、《关于鸦片烟的民间作品》、《娶了媳妇忘了娘》和《雷峰塔与白蛇娘娘》^[19]。

除理论文章外，截止1925年6月28号《歌谣》周刊停刊，歌谣研究会共收集歌谣一万三千九百零八首。在《歌谣》周刊上共选登出二千二百二十六首歌谣^[20]。其中成果最丰首推情歌；其次是儿歌和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歌谣，还有很多描绘民间大众日常生活情境、自然风景的歌谣。

从以上资料整理的内容可以看出，《歌谣》周刊和“歌谣征集”运动以及其后的民俗学研究，与1936年复刊的《歌谣》周刊有着前后的承继关系，而将要重点讨论的是1922年12月至1925年6月的第一卷共96期《歌谣》周刊（含增刊1期）以及1918年《北大日刊》的“歌谣选”。之所以限定这样的范围，主要有两个理由：（1）《北大日刊》的“歌谣选”，是“歌谣征集”运动初期的主要阵地，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看作是《歌谣》周刊的前身；（2）从1918年到1925年是“五四”运动从酝酿到高潮直至落潮的时期，新文学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基本品格，“歌谣”对新文学生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体现出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如此关注“歌谣”这一长久以来不被重视的民间文学样式？“歌谣”如何在“五四”现实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生”？

歌谣研究会成员常惠将《诗经》的“国风”称为“歌谣的一部专书”^[21]，有的研究者甚至将“近世歌谣”称作“活的诗经”^[22]。的确，从《诗经》“国风”到汉乐府的大量民歌，以及魏晋、唐的民间歌谣，都对每个时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其表现之一就是，历朝历代，官府都会到民间去“采风”，而“采风”所得的成果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时的诗歌风范。但是，官府采集歌谣同时更是有其直接的现实政治目的的，统治者往往以“歌谣”来分析民心、民情和统治效果，甚至在歌谣的流传影响其统治秩序时会明令禁止。而在正统诗文创作中，像明代冯梦龙那样敢于承认歌谣是“真诗”进而大加赞赏的，更是罕见；晚清“诗界革命”，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以俗语、俗字入诗，但这派诗风仍固守五言、七言的传统体式，未能跳脱旧体诗的窠臼；辛亥革命时期，为了“开民智”，诗歌创作者们争相模仿民间歌谣写作，很多刊物都辟有歌谣专栏：如《新小说》辟“杂歌谣”、《绣像小说》辟时调歌唱、《复报》辟“歌谣”专栏，但是，这样的“歌谣体”创作，其指向却又较为简单、直接——集中于劝诫吸鸦片和劝放足^[23]。为那些创作者所看重的，似乎更是“歌谣”的“劝诫讽喻”的工具作用。历史地看，“歌谣”本身的文学价值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歌谣”这种“原始的——而又不老的诗”^[24]，在“五四”时期成为一种焕发青春活力的资源。

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五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本土的民间资源。在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一系列变革失败之后，他们重新审视自身从哲学、自然科学到文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传统文明，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从民主和科学的角度启蒙大众，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因此，在知识分子领导的“五四”运动中，文学革命成为实现他们文化理想的重要实践。《新青年》杂志和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给新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宣传文学革命理想的场所，而1917年后《新青年》同人与北京大学的融合，更是促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联合。《新青年》致力于介绍、宣传西方思想文化，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到了1916年，现代知识分子终于以“革命”的激进姿态向旧文学发起攻击。就在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同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在与朋友讨论、思考着文学革命问题。胡适在1916年10月1日《致陈独秀信》中提出了“八不主义”，从语言形式入手剖析旧文学之弊病；之后的《文学改良刍议》，对其文学原则作了更具体的阐释。这篇文章中胡适正式宣称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使用白话才能创造“活文学”。而陈独秀在文章结尾处加上小注，支持胡适的说法，强调口语应当被作为正宗中国文学的媒介。此时，钱玄同、刘半农也公开支持文学革命。1917年开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改革。维护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新的人事制度的确立，使得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陆续被引进北大，从而，北大成为这些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理想的依托。1917年初，陈独秀在他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任职宣言中明确提出“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尊一；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25]。白话文运动，是以建设新的民族语言、文学为宗旨的，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白话的倡导逐渐与爱国精神的高扬统一起来。正是在争取民间大众普通语言成为文学语言的过程中，以民间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文学形态被推到了引人注目的地位。而当“白话文学”和“国民文学”等文学革命的主要目标被确立后，源于本土文化语境中的“歌谣”，因其通俗易懂、情感真挚、口语化的审美品格，自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建设新文学以改造国民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在这里，国民改造——国民文学的建设——对民间文学的重视，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必然的历史追求。

其次，如果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歌谣的发现、利用放到更大的世界背景来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歌谣研究会的成立以及《歌谣》周刊的创办，也与世界文化的影响、世界意识的觉醒相关。首先是世界范围内的歌谣研究的兴起。嘉白的观点能够代表大多数歌谣研究会成员对于外国歌谣运动的理解：“人们生活于这样忙碌的世间，在短时间内想获得较多的慰安，这确是最当的要求。从这点上看来，民谣童谣也恰合时代的要求，所以西洋各国十分尊重民谣，并且流行，的确是现代生活上自然的倾向。”^[26]1800年前后，英国出现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搜集整理歌谣的热潮。中国也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一股译介德国、乌克兰等国歌谣的潮流，如东郊翻译德国情歌《你将知我底爱情是真》^[27]、威尔士民歌《诗人之恋爱》^[28]等，此时，不断有很多外国歌谣被引进国内。“浪漫主义作家的另一个共同感受是：现代工业文明是对自然淳朴的生活方式的否定。西方的浪漫派作家一再指出文化的演进，特别是大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人欲横流和由此导致的巨大精神灾难。他们因此恋古、复古，相信一切真实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在古代文化中找到。……因此，华兹华斯希望能够保持民间文化的本来面目，担心外界压力会毁坏它的自然美。中国民间文学家接受了上述思想，也十分担忧‘外来因素’洪水猛兽般涌入乡村地区的后果，常惠肯定地说：‘文化愈进步，歌谣愈退化’。抢救民间文化因此成为民间文学家们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29]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与传统中国文学时期一样，在文学体系中排斥歌谣，而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则激起作家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在浪漫主义诗人眼里，返璞归真、清新自然的民间歌谣体比其他诗体更具有艺术价值。

《歌谣》周刊的创办者们敏锐地感受到世界范围内歌谣运动的意义，从第4号开始就陆续有介绍国外研究歌谣的理论文章登出，如为君《歌谣的起源》，翻译、介绍一段有关法国的儿童诗歌的研究，来探讨歌谣的起源问题^[30]；家斌《英国搜集歌谣的运动》^[31]、《民歌》^[32]，向国内学界展示欧洲歌谣的历史与现状；刘半农留学巴黎期间，留心搜集流布于异域的中国民歌，并尝试与其他国家歌谣进行比较研究，发表《海外的中国民歌》^[33]等文章，而且还热心发展歌谣研究会的海外会员。可见，歌谣征集运动之初，这些发起人不仅注视着鲜为人关注的民间大地，更将眼光投向外面的“世界”。他们自觉地将歌谣搜集、整理活动视为世界性的行为，在与国外歌谣运动的交流中寻找本民族民间文化、文学的发展。

更为直接的触动，来自于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辑录我们民族歌谣的活动。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卫太尔，他曾编辑了《北京歌谣》、《中国笑话集》。卫太尔眼光之敏锐令人佩服，他在《北京歌谣》中指出：“根于这种歌谣和民族的感情，新的一种民族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34]，这句话为后来的中国歌谣研究者所反复引用。另一个人是何德兰，其著作为《孺子歌图》和《中国儿童》。《歌谣》周刊第一卷18号转录常悲（即常惠——引者注）于1921年2月14日撰写的《帮助研究近世歌谣的朋友》一文，文中论述中国歌谣搜集、研究现状，明确提出“世界歌谣”的概念，并将意大利人卫太尔的《〈北京的歌谣〉序》和何德兰的《〈中国的儿歌〉序》翻译出来，供研究歌谣的人参考^[35]。周刊又在第一卷21、22号分别刊登两篇序言的全文。胡适坦言自己就是受《诗经》中的歌谣和卫太尔的《北京歌谣》影响，开始关注民间歌谣，他尤其佩服卫太尔早于“五四”30年而对民间歌谣有如此卓越的见解^[36]。也正是这些外国人的研究使得我们的歌谣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世界性的文化因素。

当考察了为什么“歌谣”会引起现代知识分子极大的热情之后，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在“五四”新文学尤其是新诗建立之初，“歌谣”这种民间文学样式何以能为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很多新鲜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