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论》之“写在本书后面”
这几句话，对于本书来说，不是非说不可的；但却是我，作为本书的作者，既想说，又应该说的。
2000年4月，我曾在一次通信里，谈到当时我的研究工作：
写完《胡风论》之后，我感到我的研究应该有一点变化。过去我说到底还是站在革命文学的立场看问题，想问题；现在我想应该站得再高一点，即从今天回过头去，对当时的各种思潮流派作一番真正的“俯瞰”。比如革命文艺运动，它本来要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结果又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比如自由主义文学，它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你能否认它的生命力吗？再比如现代小资产阶级，他们究竟在中国民主主义和革命的文化和文艺的建设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得到怎样的历史评价？这种“俯瞰”使我感到必须重视一个现在被一些研究者有意或无意抛在脑后的问题：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时代的问题。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自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自由主义文学同革命文学的比较之所以会成为新文学内部各种思潮的比较中最重要的一种比较，也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决定的；而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问题，同样因为中国发生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要认识新文学发展中的各种重大现象，必须紧紧抓住时代的根本点，即这是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发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忘记了这一点，就好比丢掉了钥匙，不管有什么新观念新方法，都难以真正进入认识之门。你说中国根本未曾有过这样的革命么？必须看历史的事实。你说正是这个“新”字把事情都弄糟了么？那也必须尊重历史的事实。近几年我写的《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和《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就都贯穿着这样的认识。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一篇文章根本谈不完，我准备再写几篇，构成一组。问题是还需读大量的材料，这十几年又做行政工作又写书，该读而未读的书太多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年到太原开会见到一位我尊敬的朋友。他强调研究周扬理论的重要性，而我这时忽然“大彻大悟”：通过研究周扬，不正可以回答上面说的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本来要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结果又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的问题么？于是我又转而写《周扬论》。
这里所说“一位我尊敬的朋友”，指的是樊骏同志。无论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还是我对周扬的研究以及这本《周扬论》的写作，都曾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着眼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不带任何私心，高标准地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毫不保留，是樊骏同志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最令我尊敬的地方。当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还有别的同志，例如谢永旺同志，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令人难忘的大学时代。其余的，不再一一列举了。我难以说清写这封信时我开始写《周扬论》已有多少时间，总之是又过了一年半，即2001年9月，我写出了一个基本上就是现在这模样的书稿，其重点是在探讨上面所说“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本来要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结果又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我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文革”后周扬文艺思想的最重要的方面及其基本特点进行概括，理出其中的线索，说明他所接受的苏联的影响，当然更主要的是他对毛泽东的“忠实”和他自身的“创造性”，进而勾画出他的理论的体系，并从其指导实践的后果来看它的成败得失，历史功过。我以为，周扬等人，曾经怀着真诚和确信，为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而奋斗，但由于客观历史的和一些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主观的原因，事情的发展，实际上正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我这个书稿，便是对此提出了一点认识，一点看法。我这种认识和看法是否能够给研究者和读者以启发，不能由我来说，要由研究者和读者来说。但我须得说明：中国现代的革命文艺思潮，革命文艺理论，革命文艺运动，不是孤立发展的。和它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的思潮，其他的理论，其他的运动，其中特别是自由主义或自由派的思潮、理论和运动。这是周扬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然而，本书为了突出上面所说的重点，不得不把这个大背景推到幕后：就是说，对于周扬理论跟它们的关系，采取了一种“虚”的写法。倘非如此，这本书就将是另一种写法，另一个样子了。我写完这个书稿之后写的几篇论文，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尚未发表，就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不只是为了弥补这个书稿的不足，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也确实值得研究。(www.xing528.com)
目前在研究者和读者中间，对于周扬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怎样认识周扬其人，一是怎样认识周扬的理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周扬这个人和他的理论持怎样的看法，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产生分歧很正常，而且每个人都有坚持自己的见解的权利。我在本书的前言中，已经声明原则上不谈周扬其人。但我不赞成的是，有人只因为对周扬这个人有不好的看法，很坏的看法，就不加分析，一笔抹杀周扬理论的意义，甚至认为周扬没有什么理论。你可以说周扬的观点对的多错的少，也可以说他的观点错的多对的少；你可以说周扬的观点根本上还是对的，也可以说他的观点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全错了；你可以说周扬的理论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也可以说他的理论除了消极面一无所有——但你总还是要承认周扬理论在其所属的时代的特殊重要性。换句话说，倘使以真正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那就必须联系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对周扬的理论做具体的分析。经过分析，周扬的理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理论，它所属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这些在我们的认识中将逐渐从不清晰、不够清晰到比较清晰；事物的规律是什么，历史的教训又是什么，这些在我们的头脑里也将逐渐从不明确、不够明确到比较明确。在这样的分析中发生的分歧，是认识的分歧，学术上的分歧。鉴于周扬理论所特有的宏观的性质，虽说是认识上和学术上的分歧，却也并非所有的问题都经过一般的讨论就可以得出结论，那么，就把结论留给历史去做吧。我这样说，丝毫不包含拒绝研究者和读者对我这本书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的意思。我欢迎不同意见。无论现在也许可以达成一致的或结论要由历史去做的不同意见，都在欢迎之列。
最后我还必须提到，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王文金先生、关爱和先生、王刘纯先生的持续关心和大力支持，责任编辑袁喜生先生也为此书尽心尽力。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学术事业需要志士仁人，出版事业也需要志士仁人。“一身而二任”，就更加难得。
2003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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