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后记-陇上学人文存支克坚卷

《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后记

收入这个集子的，是我1979年以后写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文章，共计二十五篇。读者从目录可以看出，我把它们分成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鲁迅的。而其中多数论述的是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关系，以及鲁迅在其发展中的作用、地位和影响，所以我想，用“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来概括它们的基本内容，是准确的。后一部分无论是研究冯雪峰、胡风这样的文艺理论家，还是直接研究思潮问题，总之都跟现代文艺思潮有关，所以我把它们归入“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这样一个大题目之下。这样书名也就定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我在大学中文系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当时接受了所有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根本没有想到学术界应该对它们来一番重新审视，更不可能想到这种重新审视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思想文化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不出几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鉴于这时文艺领域里出现的许多荒谬的现象，都跟原先所谓“经典性”的结论有内在的联系，于是从反面教育了我，使我终于明白了作这种重新审视，并由此取得对问题的新认识，实在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我1979年以后的研究，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不久前读到李辉的《与周艾若谈周扬》。据周艾若回忆，周扬50年代初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1]在中国，我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中，便是充满着对这两个东西的崇拜、迷信。有些人不能忍受迷信，但我没有这样的觉悟。50年代末，我虽然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不再继续向苏联顶礼膜拜，但思想并非从此得到解放，相反还被禁锢得更紧、更深。一直要到上面所说我终于明白必须对有关现代文学的一些“经典性”的结论重新审视的时候，才是我的这种状况改变了的时候。我也逐渐明白了，这不仅仅是正确地、历史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同时还是准确地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性质、恰当地评价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革命的成败得失的问题。而这些跟我们今天看清楚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种种文艺和文化现象，弄明白有关思想文化的一些根本问题，关系太密切了。真正深入到现代文学的是是非非中间去，你会感觉到，从究竟什么是文学，到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种种问题，其实都还应当作进一步的思考。而现代文学发展中这样那样的曲折，又为这些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发。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80年代，我的工作有过几次变动，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现代文学的研究；而现代文艺思潮，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起着某种决定的作用，是造成现代文学中许多重大现象的一个根源，所以我的研究又一直侧重在这方面。虽则到头来，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除了两本篇幅不大的专著，我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就只有这二十五篇文章。

我不讳言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是怀有某种人们常说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所谓责任感的。但我完全懂得，夸大这种责任感的意义，结果除了贻笑大方之外不会有其他。至于“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一类的想法，更从来与我无缘。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现了人。而即使有了人的自觉，对人的价值究竟表现在哪里，每个人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们的追求也并不相同。对于我来说，严肃地、独立地思考一点问题并能得出独立的结论，我作为人的价值也就算是得到实现了。而且只须我自己认为是实现了，无须别人承认。所以，我的研究，其实还颇有一点“个人主义”的味道。我这些论文有以下两个我自觉地追求的特点，它们主要是跟这种“个人主义”联系着，并非跟什么“责任感”联系着。我也知道，它们可能给我的论文带来了某些优点，但同时带来了缺陷。第一个特点是：跟主要研究文艺思潮的问题相一致，它们讨论的多半是一些宏观上的问题。因为正是这些宏观性质的问题，关系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最重要的现象的认识，实际上还关系到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认识。过去的崇拜、迷信，是在这些宏观性质的问题上；今天解放思想，也必须抓住这些宏观性质的问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问题，已往的研究，为具有政治的权威和文艺的权威双重身份的人和少数被认可的理论家所垄断，现在是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了。我并不认为文艺思潮的领域没有微观的问题，也绝无轻视微观研究的意思，微观的研究，往往能给人许多启发，其意义要远远超出研究的对象本身。要而言之，在研究工作中，包括在文艺思潮的研究中，宏观的研究需要人做，微观的研究也需要人做，而且在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两者这样或那样的结合。至于我，限于功力，研究宏观性质的问题，难免有概括不全面、认识不准确、分析不深刻之处。

第二个特点是：它们常常围绕前面所说“经典性”的结论展开论述。对这些“经典性”的结论，今天研究者们的态度是不同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它们或回避，或绕着走，或视而不见，是较年长的研究者中比较普遍的态度。本来对这些结论无所知，现在也不再想有所知，你那时说你的，我今天说我的，是较年轻的研究者中某些人的态度。在一种态度后面，是一种认识。持什么样的认识，进而持什么样的态度，属于每个人的权利。我则认为，这些结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背景。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孤立的，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思潮、哲学思潮、文艺思潮的一个集中表现。因此，给予它们充分的重视，深入分析它们所反映的特定的政治、哲学和文艺思潮的特点，特别是分析时代的原因或个人的原因所造成的它们的偏颇和局限，乃至确定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于现代文艺思潮以及文学史的研究，实在必不可少。在一定的意义上，现代文艺思潮和文学史研究的深度，是从这里来的；今天研究它们的意义，也是在这里，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时代会给我们的认识带来些什么，从而有助于我们防止和克服这方面的盲目性。只是同样限于功力，我的论文并未达到它们本来应该达到的深度，所以也未能具备它们本来应该具备的意义。(www.xing528.com)

表现着上述特点的文章，其观点招致不同的看法，或者说引起争议，是十分自然的。事实正是如此，这些意见，有见诸文字的，也有口头的。有些分歧，不是小分歧，是大分歧，原则性的分歧。它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对学术的发展有益无害。我这里说的似乎是一句所谓的“套话”。是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的确不过是“套话”；今天的情况，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了罢。至于我的态度，则是坚持严肃的、独立的思考。在这一点上，甚至用柔石《二月》里的陶岚和茅盾《虹》里的梅行素这两位当年追求人性解放的青年女性“我行我素”的话，来说明我的态度，都是可以的。但这不等于学术研究不需要思想的和观点的交流。我渴望这种交流，切盼这种交流。我衷心感谢所有曾经以各种方式，包括文字的方式和口头的方式，鼓励和支持过我的研究的同志，其中特别是严家炎同志和樊骏同志。他们使我确信我在研究工作中走的这条路，是可以而且应该走下去的。还要感谢王信同志，他在我的许多文章发表前提出过中肯的、细致的修改意见，表现了作为编辑的敬业精神和对作者的同志情谊。我尊重曾经对我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和我一样，是严肃地、独立地思考问题的。他们也和我一样，有权利认为真理是在自己手里。而他们的某些意见，又确曾给过我帮助，使得我注意到在思考中防止片面性和浅尝辄止。我蔑视这样一种人：理论在他们那里竟然变成了一种用来捧人或整人的东西。就是说，为了达到捧人或整人的目的，他们可以任意从什么地方搬来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并不代表他们的主张，他们其实除了捧人和整人之外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主张。

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二十年，也是人们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二十年。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包括对文艺问题的认识，往往有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在像今天这样不平常的岁月里，这个过程，就表现得更为明显。现在回过头去看前些年的文章，有些地方，自己也不满意了，甚至感到不妥了，也还有前后文章提法不尽一致的现象。但我除改正刊物发表时的个别错漏外，其余均一仍其旧，就是为了使细心的读者了解我的认识过程。至于今后，倘有可能，我仍将继续走这条我已经走了二十年的路。

我还必须感谢屈选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

1998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