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论》后记
这虽然是本篇幅不大的书，然而笔者从写下第一个字到写完最后一个字，前后花了差不多五年的工夫。所以弄到如此，并非由于对它“精雕细刻”，而是因为这五年里，我不得不把许多的时间用在行政工作上。在中国，我这一代人中，“文革”以后像这种情况的不少。人们的看法和态度却是不同的：羡慕、追求、鄙视、逃避、抗拒者皆有之。对其中任何一种态度，都可以结合中国传统的以及现实的政治和文化，分析其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但现在有什么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呢？我只想说说我因此而感到的悲哀。不过再仔细想想，诉说这种悲哀的意义又在哪里？假使我在一年里写完了这本书，或者在半年里写完了这本书，它就成了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怕也未必。于是，剩下的只有当我为避免这样的命运而不愿接受调我去某个单位的决定的时候，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的话：
老支呀!你去。去了之后，周扬和胡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就明白了。
这似乎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但我知道他不纯是开玩笑。别国的情况姑且不论，在中国，理论问题的背后，起作用的因素太多了。致使有时理论披着堂而皇之的外衣，实际却成了达到某种本来并不相干的目的的手段。同时出现了这样一批“理论家”，他们在需要什么理论的时候，就拿出什么理论，不管本人实际所持的是什么主张，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张。这位负责同志的话，不过是说明，有一种行政工作中常常会遇到的因素，往往也是在理论背后起作用的因素，简单说来，它就是整人，打倒人。
但我并不认为，因此就无须认真地对待理论问题。理论之于另外一些人，是他对特定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的结果，是他的一种认识，一种主张，一种信仰，一种为使其得到贯彻而不断进行奋斗，为不使其遭到玷污而甘愿付出牺牲的东西。像这样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总能帮助人明白点什么，启发人思考点儿什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它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总能给民族的乃至人类的思想文化增添点儿什么。在我看来，胡风可以列入这样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可以列入这样的理论。诚然，胡风作为理论家有重大的缺陷，他的理论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文艺理论也有重大的缺陷。但在中国现代，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在政治的权威同时又是文艺的权威的情况下，正是胡风，对革命文学矢志不渝而又始终坚持一种独立精神，真正提出了自己系统的主张并且影响了一批作家，为“求法”几乎“舍身”，但终不后悔。与此相联系的是胡风的理论本身的意义。对它应该怎样来认识呢?不能说今天还想拿它来做“反面教材”的人已经一个都没有，然而这样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今天反过来追求它的“指导意义”的人也是有的，但也不能以此作为衡量它的意义的标准。一个时代的理论，总是来源于该时代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并从事有关实践的需要；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它只能或者说必定是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进行，但这里决定其方向的，仍旧是今天认识和实践的需要。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理论的命运，要看它满足一定阶级的需要而定。它倘使是把人们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思考，都归结为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考，并规定它们必须用阶级利益来检验，那当然是简单化的，不合事实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但理论必须扎根于现实之中，必须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以及从事有关的实践，它的生命正在这里，只在这里，这恐怕是一个规律。因此，要确定一种理论的意义，也必须着眼于这一点。(www.xing528.com)
而在这一点上，胡风的理论鲜明地表现了它的特色。读者单从本书各章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所涉及的，正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在其发展中所曾经遇到的那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几乎革命文学遇到过的所有重大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他的理论都有所涉及。对于这些问题，胡风的观点，在当时都是独立的。而且，它们都具有针对性；具体说来，它们乃是经过论辩，或者说正是在论辩中，得以提出，得以明确，得以深化的。这里所说的论辩，指的就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围绕革命文学发展中那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问题所展开的论辩。本书各章已经按照这些问题，分别从各个方面对这场论辩作了论述。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这场论辩是怎样关系着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面貌和特征，也可以看到胡风的理论本来有可能使革命文学具有别样的面貌和特征。读者还可以看到，论辩双方不同主张的背后，是他们的既有共同处又有不同处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而所有这些，都一方面反映着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另一方面反映着当时人们是怎样努力认识这种要求，积极地适应这种要求。所以，胡风的理论首先是在当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即使没有能够决定革命文学的发展，也还是把妨碍革命文学发展的问题尖锐地揭露了出来，并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在当时是够鲜明的主张。其次，作为当时的一种理论，它当然不可能在情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再来充当指针，但它所体现的一刻也不脱离现实问题，同时努力从历史的高度进行概括的特点，即它那既现实又概括的风格，应该长使后人从中得到启示。
论述胡风的理论可以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胡风在与其对立面论争的各个时期，文艺思想的侧重面及其发展；一种是按照当时论争中提出的问题(它们也都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发展中重大的、根本的问题)，紧扣论争说明胡风在各个问题上的思想，同时勾画出他的理论的体系。本书采取的是后一种办法。因为笔者考虑，这样做，对于认识革命文学内部这场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50年代的论争的性质，思考它所包含的极其重要、极其深刻的内容和教训，较为有益。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只有请读者来评论了。
199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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