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意义研究-陇上学人文存

今天研究现代文学的意义在哪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追随着我国新时期历史的步伐走过了十年。这十年间，现代文学研究也进入了新时期，出现了新局面。一切固有的结论，包括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结论，几乎都经过重新思考，重新检验。当然，在各种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极不一致的；实际的不一致的程度，可以比已经表现出来的更甚。但从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具有历史的性质和历史的意义的思考，即由历史所决定、合乎历史的方向、为着历史的前进的思考。它固然是以文学的一段历史为对象，却又是我国新时期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的一种反映，并构成了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说，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跟对现代文学这种历史的思考是分不开的。因为，正是由于把曾经被当作普遍规律的现代文学的特殊历史拿来进行了仔细分析和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学才得以从旧的框框中解放出来，才有自己的新时期。

人们曾经为历史付出代价，他们也应该从历史学到一点什么。而同样的历史事实，当着人们从中得出与已往不同的结论时，它对于现实的意义也就会跟往时不同。比如，1954年反胡风，1957年又批判冯雪峰。当时曾有人提出，“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和胡风思想有共同点”。“有人说，在文艺思想上，过去胡风是雪峰派，后来雪峰倒成了胡风派，批评胡风思想而不批评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是不公平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这当然是错误的指责，错就错在它以胡风和冯雪峰为理论上的异端，政治上的敌人。但人们长期不知其为错，因而这个事实的意义，似乎就在于从反面说明文艺思想必须绝对地统一，政治的权威同时也是文艺的权威。今天，我们并不否认胡风和冯雪峰文艺思想有其一致性，并不否认他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同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深刻的分歧。但我们认为他们有保持这种一致，形成一个理论流派的权利。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部，也有这样的权利。即使跟毛泽东的观点大相径庭，仍旧有这样的权利。长期以来，我们抹煞这种权利，认为只有在政治权威同理论权威结合的前提下，做到理论本身的绝对统一，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这也许是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需要，然而实践已经证明，无论如何这样做也有消极的一面。即它必定会使革命文学发展中一些本来客观存在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得不到承认，因而也得不到解决，从而妨碍同样属于人类特殊精神活动的革命文学内容的天地的开拓和艺术的提高。为了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不仅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部的不同流派，给它们以平等的地位，对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文艺理论流派，也应如此。

又如，1957年批判丁玲，不久又对她的创作进行“再批判”。当时又曾有人指出，她在解放区写的几篇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仍旧有莎菲的影子，乃是“莎菲女士在延安”。这种情况，跟小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联系起来，便成了一条致丁玲作品于死地的罪状。我们今天同样不否认丁玲后来作品人物跟她早期作品人物思想性格有某种共同的特征，我们的看法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第一，丁玲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无疑是对封建主义影响极为敏感的一个。早期是如此，到解放区以后，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的封建主义影响也是如此。这往往决定着她的作品的主题，也明显地表现在她的人物思想性格的刻划上。不能说这是缺点，相反是优点。第二，作家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具有某些共同的的特点，如果它不是来自概念，而是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内心的体验，那就不违背创作的规律，丁玲正属于这种情况。把它们笼而统之地归之于“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甚至以丁玲的作品为某一类“反党文学”的“开山祖”，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造成的不良后果，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为了创作水平的提高，我们倒是应当充分尊重这一条规律。当然，它不应当导致单一化和贫乏化。这里又有作家对客观世界把握的深广程度和作家精神世界本身丰富性的问题。

但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中，也有人感到了困惑和迷惘，而且这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情绪。它有各方面的原因。从研究工作本身来说，必须肯定，从新的观念，以新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各种现象及作家作品给予新的评价，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人们因此抛弃了旧的偏见，许多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也是从这里来的。但其中确也存在着不能把历史的现象放到历史的环境中去分析并得出恰当的结论，只是简单地用新的标准对它们进行肯定和否定的情况。这就不但不能加强，反而会削弱历史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启发的意义。人们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的怀疑。有时便是由此而生。其实，今天在有关现代文学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还有一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提出来，只是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因而也没有意识到，它们既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文学的规律毕竟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的规律，也有助于我们具体地来思考并认识今天文学所处历史条件的特点和它的特殊规律。

比如，我们取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假使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现代根本无需革命文学，而是还承认它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那么，以下这个似乎早已不必再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就反而更值得认真地思考，即当时革命文学究竟是从哪里发生的？或者说是从哪一点上获得自己的新质、确立自己的标志的？试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革命向文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出了严厉的裁判，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宣布自己响应革命的要求，宣布自己对革命的从属，新文学又怎样进一步转变为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不以此为标志，还能以什么为标志？在人类文学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过新的体裁发生和发展，也看到过新的手法开始被运用和逐渐成熟等等，但这些都不能造成一种真正的新文学，真正可以被称作新文学的，乃是获得了新的思想基础的文学，革命文学的新的思想基础，就是鲁迅所说的“阶级意识觉醒”，这使得它自觉地来充当无产阶级“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www.xing528.com)

但今天人们常常忘记以上基本的事实。人们注意到了其他许多过去被无意忽视或有意抹煞的事实，其中有些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用新观念、从新角度进行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因素所决定，它的思想基础并不单一。革命文学发生之后，也还存在别样倾向而某些方面优点明显的文学。许多作家，包括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个人的情况也表现得比较复杂或极为复杂。合乎新观念、新标准的东西很多。但如果因此就认为革命文学本来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来发生，或者认为它根本不应该发生，那就又是从把特殊规律当作普遍规律，走到了无视特殊规律，因而不可能对现代文学的任何现象做出真正科学的评价。

总而言之，基本的事实不可忘记，同时革命文学的严重缺陷和局限必须正视，而它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大约也难以改变，那么，艺术追求的究竟应当是什么？把问题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艺术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人们分明感觉到，当时革命文学以外某些流派的文学，在今天更显得有生命力。但是不是可以说，文学根本不存在反映时代的问题，深入历史前进的潮流的问题？古今中外文学的全部历史表明，不能这样说。相反，这在每一个时代都应当是文学追求的最主要的东西。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一面造成了它的缺陷和局限，一面仍旧体现着某种普遍性。今天的文学和今天的现实应当有怎样的关系和今天的社会思潮以及政治思潮又应当有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思考，则是我们克服许多问题上的盲目性，认识今天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的重要前提。

这方面我们显然还做得很不够。今天的文学之所以使人感到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文学，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它似乎正追求一种新质，但并未完全得到，或者说还未能把这种新质确定下来。人们仍旧在不懈地努力，终有一天会取得成果。因此需要感受和认识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需要找到新质的标志。对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革命文学的真正从历史出发，而不是离开了历史、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普遍”观念的评论对象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所以，今天怀疑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今后也必将有自己的贡献。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