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学人文存：探索当前文艺思潮与现代文学研究

当前的文艺思潮与现代文学研究

我这里所说现代文学研究，还是照老习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研究。这一段文学历史，即使从它的下限算起，迄今也即将半个世纪了。然而对它的研究，却仍旧明显地受到当前文艺思潮的影响。原因在于，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当前的文艺思潮和当年的文艺思潮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两者之间不仅始终存在着联系，还始终存在着贯穿的东西；因此，人们为了今天文艺的发展，当然需要总结当年的经验和教训。然而，有的时候，对当年某些现象的肯定或否定，起作用的乃是一些人今天的需要，是当前的某种文艺思潮。而文艺思潮是整个社会思潮的一组成部分，当前的文艺思潮是当前整个社会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其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其实未必是研究者创造性的表现；其根源盖在当前的某种文艺思潮乃至社会思潮，反过来它们又成为当前某种文艺思潮乃至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

比如怎样对待自由主义和当年革命文艺运动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的问题。中国近代和现代，随着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传入，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而既然在这个社会里同时又发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自由主义遭到反对，也是必然的。这方面的斗争，也必定会反映到文艺思潮领域里。本来，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其文艺思潮都有一个核心问题。这也就是这个社会这一历史时期里的任何一种文艺思潮，对它都无法回避，都必须表明自己态度的问题。而这些文艺思潮，彼此也就是根据对它的态度，各各确定了自己的性质，要么互相结盟，要么互相对立。五四时期，文艺思潮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新与旧的问题，这新旧两个概念自然都有特定的、具体的内涵。而从革命文学兴起之后，文艺思潮的核心问题，就迅速转变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以后各种文艺思潮的论争、论战，莫不与这个问题有关，莫不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革命文学同自由主义的论战，更是中国现代文艺领域内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一场持久的、也是极为重要的论战。

没有必要再来回顾论战的过程。我只想说，它的重要性，在于倘使没有它来为革命文学奠定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革命文学就失去了在中国站住脚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我这样说，是以肯定革命文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据，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为前提的。现在有一些人，根本否认有这种根据，有这种必然性和合理性；照他们看来，革命文学之在中国，完全是一群人在几个外国人（马克思、列宁）的蛊惑之下，在制造出革命的同时制造出来的东西。然而，果真如此，无论在同自由主义的论战中取得多么辉煌的胜利，革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仍旧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也不能否认下面的事实：中国革命文学后来在理论上以及指导方针上许多“左”的东西，都跟这场论战有关。它们恰恰是从这场论战得到了一种推动力，从而愈来愈走向极端。

这场论战怎样为革命文学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呢？它证明了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阶级的意识形态。革命的文学，则是革命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应当同革命的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当时，革命文学运动在同新月派的论战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的基础不是所谓普遍人性。在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战中，指出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中国的革命文学，也正因为明确了这些基本点，从而紧跟革命的步伐，时代的步伐，历史的步伐，才造就了自己光荣的历史。这场论战又怎样使“左”的东西得到了推动力呢？它仅仅说明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没有同时说明文学又不只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确切一点说，文学有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面，又有不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面；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又有非意识形态的性质。由于没有能够对这些作出说明，它就发展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它就把文艺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政治问题上，把文艺纯粹当成了政治的工具。

这种“左”的东西并没有加强革命文艺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相反，它只承认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面，使得自由主义有可能夸大文学非意识形态的一面，甚至把这说成是本质的一面。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说过：“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这些话，就颇具代表性。然而，它们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因为，文学是要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基础的，这使它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但文学又必须以特定的生活内容为对象，还必须通过作家的精神活动将这生活内容转化为艺术内容，并使之得到艺术的表现。这样我们就又不能说它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只是社会意识形态。(www.xing528.com)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对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要看到这场论战的必要性。要看到革命文艺运动在论战中的正义性，以及它所掌握的真理和存在的偏颇。同时看到自由主义的谬误，也看到它的主张中某些合理的东西，看到它在新文学历史上自有其成就和贡献，因此也自有其地位。但是，是历史试图重演一遍，还是要对过去的整个来一个颠倒？现在我们有时看到的，往往正好是不顾历史条件，不顾时代潮流，因此也就谈不上具体分析，只是一味把自由主义的文艺主张和作品捧上天。

出现这种情况，固然跟当年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存在着“左”的东西有关，但它的真正的根源，还在当前的文艺思潮乃至社会思潮中。当前的文艺思潮可以说是各种各样，但仍旧有一个核心问题。表面上，这个核心问题，似乎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确也继续存在，围绕着它仍旧有各种不同的观点。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包括一些人为总结历史的教训而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等问题进行的思索，也包括一些人为同西方“接轨”而进行的追求等等，当前文艺思潮的核心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文学究竟是什么？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究竟因何产生，又究竟是为什么的？它是为生命的？还是为艺术的？抑或是为人生的？面对这个外国以及中国多少年来人们不停地争论的问题，当年周作人同样是在《自己的园地》中曾经说得十分简单：“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今天有些人又一次拿出了相同或相类的观点，自由主义于是也呈现了似乎要卷土重来之势。

过去人们曾经用为政治来反对为生命、为艺术甚至为人生；今天又有人用为生命、为艺术、为人生来反对为政治。毋庸讳言，其中不仅反映着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某种认识，还更进一步，反映着对政治的某种观点。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文艺思潮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思潮的问题，而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思潮。但是，还是让我们把问题局限在文艺思潮的范围之内。要知道，无论为生命也罢，为艺术也罢，为人生也罢，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都有社会的内容，历史的内容，都不可能是毫无社会内容和历史内容的作家“自己的表现”。所以，文艺应该自觉地把自己跟历史前进的潮流联系起来。文艺批评毫无疑问不应该是“盛气的指摘”，但却应该是“客观的检察”，而文艺能否深入历史前进的潮流，就是“检察”的标准之一。当着我们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当年自由主义的文艺主张和作品，对今天这些主张和作品被不恰当地过分宣扬的情况，也就会有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评价。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