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及内在矛盾探析

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

上

2003年是冯雪峰诞辰一百周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研究者认为：冯雪峰是鲁迅和瞿秋白之后，中国仅有的一个“纯”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我不打算对这位研究者的观点作正面的评论，只想就他何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及冯雪峰何以能获此“殊荣”，谈一点看法，同时谈谈我对冯雪峰文艺理论的一些认识。

古代如何呢？在今天世界上，要寻找一种“纯”的理论，未免“玄”；同样，也难有一个理论家的理论百分之百是某某主义。许多年来，我们听惯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的口号。我们没有听到别的什么理论派别也为他们的主义呼同类的口号，只看到在这个口号下，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对外部还是在内部，——尤其在内部，针对着所谓修正主义，——强调的都是把界限划清、划清、再划清，向异己斗争、斗争、再斗争。于是封闭、僵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尤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倘使真正成为一种开放体系，“纯”只能是相对的，不纯则是绝对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革命的呼唤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异军突起”；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到30年代，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劲的文学运动。这个运动在其外部关系上，始终有自由主义的或自由派的文学与之争短长。自由主义文学各派，政治上存在着进步不进步之分。文学观念千差万别，跟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也各不相同。但又有一致的地方，最根本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怀疑或者反对中国的革命，不赞成或者反对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革命文学运动内部也不一致。社会矛盾决定社会思潮，文艺思潮属于其中一个十分敏感、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接受，接受自己需要和理解的东西。一种思潮，既然成为接受一种理论的基础，人们就会反过来用所接受的理论对它进行概括，实行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于中国，情形便是如此。这时的革命文艺思潮，就成为一种非常自觉的思潮：这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带上了中国特色。20世纪30到40年代，即文学上冯雪峰所属的时代，是革命文艺思潮以不可遏制之势向前发展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它自身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它的变化具有历史意义：一方面使得那汹涌澎湃的势头更加强劲，另一方面又埋下了日后结出苦果的种子。因为，它内部原本存在的分歧，变得更加深刻，更带原则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此实际上分成了两派，却又不具备平等讨论的环境。冯雪峰的理论，产生在革命文艺运动中，却正是这两派的论战造成了它的特点；而它则是通过反映这场论战，反映了中国文学的那一个时代。前面所说究竟谁代表“纯”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也是因为有这场论战，才成为问题的。

这里必得说到鲁迅。无论30年代革命文艺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变化前内部分歧中鲁迅的位置，还是40年代变化后两派中鲁迅思想对其中一派的意义，都是毋庸赘述的。在特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产生分歧也罢，分为两派也罢，都跟鲁迅经过一条独特的思想道路和文学道路，参加到革命文艺运动中来有关。我这个观点，倘在20世纪40和50年代，研究者们不会接受。是的，革命文艺运动内部有过分歧，但它不正是在克服分歧中进行的么？这个运动也确乎出现过反对派，但那不是作为异端，已经被革出教门了么？而把这个运动的旗手鲁迅，说成一种歧见、一个派别的代表，更属荒谬。今天有的研究者也不会接受这个观点。他们反那时的研究者之道而行之，要么认为鲁迅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家，要么致力于“发现”鲁迅这样那样的精神、哲学、主义，以证明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跟鲁迅无缘。他们从非政治、非党派的角度，根本否定革命文学运动，而且以鲁迅与左翼领导人的关系等为依据，断定鲁迅和这个运动是对立的。鲁迅和胡适，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纯”的自由主义者，成了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中国现代的文学运动，至此也变成了在“纯”和不“纯”的自由主义的比较中进行的运动。有人更已得出结论：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真正自由主义的代表是鲁迅而不是胡适，这才是鲁迅的方向，也应该是新文学的方向，只可惜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扼杀了。我以为他们的许多“发现”，在说明鲁迅无论作为思想家还是文学家，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纯”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上，肯定是有意义的。视鲁迅为“纯”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他的话编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录的日子，应该永远结束。但我们也必须尊重事实，正视对鲁迅来说最重要的东西。鲁迅曾说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是当时中国“惟一的文艺运动”，他无疑是把自己放在这个运动之中的。他后来在文艺批评中，自觉运用文艺属于一种社会的、历史的现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当时各种文艺现象，其准确和深刻也不能不令人叹服。比如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十月》，鲁迅认为，“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77]然而，“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能写的写：真实”^[78]。又指出：“《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却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79]“现在和将来”给谁的“教训”？自然是给革命和革命者。俄国“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包括《十月》，描写革命后的“混乱，黑暗”，往往离不开“人性”或“人”的问题。鲁迅重视这些作品，和他先前启蒙主义的“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思想是有联系的。然而，作为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的鲁迅，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文艺应该以及能够从哪些方面对社会和历史的前进起作用，他又有了新的认识。当然，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仍旧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角度。尽管鲁迅在介绍“同路人”文学的时候，对苏联一度容忍“同路人”文学之后文艺政策的变化，已经产生怀疑，尽管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左翼的一些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决裂”，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放弃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信念。他仍旧在革命文学的阵营中，不在自由主义文学的阵营中。

今天我们对于30年代左翼的实际领导者们，有一点无论如何不应该忽视，就是当时在他们的主观上，要求文学做眼前战斗的武器，跟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学，两者是统一的。1935年，《文报》11期所刊登新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就是担负当作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之一分野的文化斗争。文化斗争的目的，是在阶级的革命的实践中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文化。”^[80]其中正反映了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自觉。然而，以为无产阶级新文学的本质和特征，就在于同实际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依附于实际的革命运动，则未必恰当。但左翼的领导者们正是如此，他们的认识，彼此有区别，前后有变化，这个根本点却是共同的，贯彻始终的。因此，无论在他们的纲领里还是在实践中，文学运动都变成了政治运动；他们对创作做出种种规定，开展思想斗争和从事理论建设，也都是为了加强文学的政治性和党派性。上述新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提出要“高举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贯彻文化斗争的无产阶级性和党派性”^[81]，就是十分明确地把无产阶级性和党派性当作一回事，并以党派性为阶级性之体现。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跟当时国际国内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大背景自然密切相关。既然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的兴起是实际的革命运动呼唤的结果，30年代，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面前，左翼文艺运动更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有着共同的命运，这时提出无产阶级新文学的问题，不把根本点放在同实际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先不提出无产阶级新文学的问题？也不可能。鲁迅先就是反对匆忙挂出“革命文学”的招牌，后来仍旧认为，“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但他还是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因为这是战斗的需要。所以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在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和特点，有其历史的、现实的、思想的根源。只有像鲁迅那样，认真思考过人类文学的历史，对文学的外部关系和内部规律有独到的见解，才有可能克服这种倾向，但也并非易事。世上一切事物的运动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没有鲁迅，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不会有后来人们看到的气势、影响、水平，它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方面，依了鲁迅，中国当时甚至不会有革命文学运动。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的分歧的深刻程度并不亚于革命文艺思潮同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分歧。只不过性质不同：一种是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分歧；一种则是要不要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分歧。但他们的分歧，就一定是“纯”与不“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吗？谁代表“纯”的马克思主义呢？鲁迅因其思想并非“一元”，不属“纯”的马克思主义者；左翼的领导们因其庸俗社会学等错误倾向，也不属“纯”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们都曾为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学努力探索；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带给革命文学的东西很不相同。

在神化毛泽东的日子里，人们几乎讳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来源。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研究者们用“信手拈来”的事实，证明30年代左翼的理论，为40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基础。事实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并非从天而降，它影响别人，然而先受别人影响。但毛泽东文艺思想跟左翼理论还是有一个原则性的区别。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革命对于文学的呼唤，主要是经过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反映出来的；即使左联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团体，它的声音，用鲁迅的话说，也还是知识青年在压迫下首先发出的“战叫”。我们可以列举若干点，说明这些激进的知识青年同鲁迅一类知识分子的区别；也可以把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鲁迅始终是个启蒙主义者，他们则已经是或接近于实际的革命者。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文学。他们认为文学必须为革命，甚至做政治的留声机，都还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看法。毛泽东就不同了。据胡乔木回忆，延安一次会上，贺龙、王震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82]这里问题不在认识的深浅，而在政治家另有其角度。周扬也记得延安时代的一段往事：“我在延安的时候写了一篇评王实味的文章，文章中说文艺服从政治主要是服从政治倾向、政治思想。主席专门同我谈这篇文章。当时他说，文艺服从政治，只是服从政治思想，不服从人啊？服从政治，也要服从人。”^[83]在一定的意义上，文艺“主要是服从政治倾向、政治思想”还是“也要服从人”，正表现着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文艺和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文艺的区别。知识分子，虽然其中一些人的心态像鲁迅所揭露的：“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但他们关于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其实有一种自觉。具体说来，他们曾经自觉地担任启蒙者，要启“国民”的“人”之蒙；如今又自觉地担任了宣传者，要为革命做宣传。反映在他们的文艺思想上，所谓“服从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就是说这种宣传要适应政治的需要。而领导和指挥革命的实践的政治家，也不免有一种感觉，即感到自己乃是历史的中心，或者要做历史的中心。因此，他们要求一切为革命所用，其实就是“为我所用”；所谓文艺必须“服从人”，即服从作为政治家的“人”，服从他们自己。所以，30年代左翼讲文学“大众化”，尽管后来受到了“化大众”的批评，毕竟在他们主观上，有为大众的意思；就是把文学给大众，启发大众起来革命。40年代它变成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应当为之服务的“人”，按说是工农兵，但工农兵是由人来“代表”的，这个“代表”，即使有真正为工农兵谋幸福之心，在他那里“服务”也不能不成为“服从”的同义词。钱杏邨说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是因为这位“幼稚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缺乏认识，对中国文学启蒙任务的长久性和艰巨性缺乏认识。但他要求文学描写“光明”，却并未要求写《东方红》。总而言之，变化是巨大的：文艺思潮由以知识分子为主导变成以政治家为主导，或者说由知识分子的思潮变成政治家的思潮。本来，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结合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先提出来的，如今随着政治家以政治权威的身份同时取得文艺权威的资格，这种结合，越来越变成文艺对政治的臣服。1942年的延安，在这一点上，是为文艺开辟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然也出现了新特点。“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跟从属于政治、又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的文艺被认定为一回事。而说穿了，文艺能够“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就是因为它“从属于政治”，是它“从属于政治”的结果。既然毛泽东已经确定了“从属于政治”的具体内涵，启蒙批判为主的文学至此变成政治性的党派的歌颂为主的文学，也就不足为怪了。1942年的延安，在这方面，也开辟了文艺的新时代。

左翼领导人的文艺思想，在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基础，被毛泽东文艺思想吸收、改造之后，很自然地“消失”了，或者说“升华”了。剩下的问题，就在如何对待鲁迅思想的影响了。而矛盾很快变得尖锐起来。因为，无论文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不能不“遭遇”以下几个根本点上的对立，无法绕道而行。比如，文学是否因其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就只能从属于、依附于政治，而不能够、不应该、不允许有独立的品格？又比如，文学本来属于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是否为了政治的需要，就必须限制乃至取消其特殊性，即限制作家在创作中发扬“人”的精神，不许他们发自己之声，只许他们应政治之声？再比如，在中国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文学，承担着启蒙的任务，如今是否为了歌颂领导革命的党派，对它的基础就必须歌颂、只能歌颂；为了歌颂拯救工农兵的人，对已得到或正得到拯救的工农兵，也必须歌颂、只能歌颂，因此而把这个任务抛到一边？这些问题，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来回答，答案都会是肯定的；或者虽不那么直截了当，最终还是走向肯定。由此产生出政治性的、党派的文学。而按照鲁迅的思想，则必定会给予否定的回答。否定之后，可能的去向有两个：一是自由主义；一是鲁迅所追求的那种革命文学。问题的关键，在鲁迅所说的，作者是不是真正的“革命人”，具有革命的世界观，用革命的眼光看世界，看文艺。以为这时去向只有自由主义一个，是极大的误会。以为革命文学只有服从政治、服从“人”的一种，也是不小的误会。很明显，鲁迅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时成为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绝对统治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发生了后来大家都熟悉的情形：一方面，抬高鲁迅。鉴于“高”的标志是毛泽东，所以这抬高也就是歪曲，即歪曲鲁迅的思想，把他的思想解释得处处跟毛泽东一致。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反复批判现实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中表现着鲁迅的影响、反映着他的传统的东西。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重要的革命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理论活动，不能不卷进这场论战，而又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冯雪峰便是其中之一；他扮演的角色，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着这场论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场论战的认识。

下

为了说明冯雪峰在论战中的角色，我拿他跟周扬、胡风做一个比较。1942年以后的几年，周扬的理论，主要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阐释。而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他的理论，又成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融合。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继续追踪毛泽东的思想，阐述有关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问题，虽说已经“追”得颇为吃力。要言之，周扬属于彻底承认政治的权威即文艺的权威，并绝对依附于政治的权威那一类知识分子；为此他自己也取得了某种政治的权威的身份，并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文艺的权威。胡风则不同。他以某种意义上的“民间”或“在野”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坚持着一种已经无法取得主流地位的思想和理论。我指的是他仍旧坚持鲁迅的启蒙主义，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新因素进行阐释和发挥。对于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他强调的，不是“思想改造”，而是要发扬“主观精神”。对于作为中国人民主体、革命战争主力的农民，他强调的不是只向他们送去颂歌，而是还必须继续消除封建传统给予他们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冯雪峰和胡风同属鲁迅的继承者，他的一些观点接近胡风的观点，这是有根据的。但是，也应看到，在冯雪峰那里，所谓生活，所谓人生，都更加政治化；换句话说，他更加自觉地、明确地从政治的角度看生活，看人生，也要求文学从这样的角度反映生活，描写人生。启蒙主义因此也被政治化了，或者说其中“人”的主题被“淡出”了，这是他和胡风不同的地方。然而他和周扬又有原则的区别。他并不认为文学因此就失去了独立性，而是坚持一种既政治化、却又具有独立品格的现实主义；按照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应当面向生活，追求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追求严格的“真实”。因此，他猛烈批评当时理论中的“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对由于要求文学机械地服从政治而产生的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深恶痛绝，认为当时文学实行着一条“破产了的可怜的创作路线”^[84]，并认为胡风提倡主观精神有积极的意义，甚至应该作为“领导的方向”。冯雪峰虽有“老革命”的经历，却始终未能取得某种政治权威的身份，建国不久那把文艺权威的“交椅”也被撤去，不能说跟他理论的这个特点无关。“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意思是：除了沙漠之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但我不想在这里勾画如下的图景：“三人行”，周扬、胡风各居一边，冯雪峰在两人之间。我只想说，周扬、胡风和冯雪峰，都是20世纪30到40年代，中国革命文艺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变化、它内部的矛盾和论战所造就，而又属于不同的类型。

下面我对冯雪峰理论的特点做一点分析。冯雪峰不仅是文艺理论家，而且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的鲁迅研究体现着他的文艺思想，所以，我的分析从这里入手。早在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围攻”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就指出：“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方面’，在文化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说，做工作做得最好是鲁迅”；但他又惋惜鲁迅未能在创作中“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85]。这时冯雪峰的文艺思想还跟毛泽东无关，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影响倒比较深。在这段话里，他已经要求文学直接进入“经济制度”的领域，即阶级斗争的领域、政治的领域，并以未能做到这一点为鲁迅的局限。当然，许多研究者都会记得他后来以《阿Q正传》为例，对鲁迅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所做的概括：

思想批判的特色，确实是鲁迅小说的代表的特色；这种特色使他作为小说家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我想，鲁迅的小说虽然篇数不多，但由于人物和思想的典型性的成就，由于风格的优异，特别由于《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等所代表的这种高度的思想批判的特色；鲁迅的小说家的地位不但总是很高，而且还要以突出的不朽的姿态留存于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史上的。^[86]

思想批判的特色，不仅是鲁迅小说，也是鲁迅全部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有研究者认为：“将国民性的负面表现全部归咎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染，这是鲁迅的一个严重误区。”因为，“一国的统治者对当下国民最突出的总体性格特征应该最负有责任”。而“可遗憾的是”，鲁迅“最终却未能透过这一现象，由国家现行政体去挖掘国民性的根源”^[87]。“将国民性的负面表现全部归咎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染”，是这位研究者对鲁迅的“诬指”；而把民族的传统文化跟一国当下的统治者生硬地割裂开来，则恰恰是他认识的一个“严重误区”。实际情况是，鲁迅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根源只在、仅仅在传统文化，他一再指出民众的保守、落后、自私、愚昧与统治者统治的关系，认为那应该当作统治者的“治绩”来看。但是，鲁迅又认为并且强调，在中国，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其“国民性的负面表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熏染”的确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所以，他始终把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社会的批判，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所谓他的思想批判的特色，便是指此而言。既然如此，他的思想批判，目的就不只在传统文化，更在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因此，他的思想批判就是思想启蒙，既立足现实、又深入历史的思想启蒙。冯雪峰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20世纪20到40年代，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认识，冯雪峰将成果都拿来熔铸在对鲁迅的认识之中了。他说明了，中国近代以及现代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说明了鲁迅和时代以及革命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掘了鲁迅的思想批判、启蒙主义所反映、所包含的巨大的时代的、历史的内容和意义。据此说他在当时代表了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点不过分。但是，冯雪峰显然认为，思想批判、启蒙主义，落脚点应该在实际的革命运动，即解决他早先所说的“经济制度”问题；照他看来，鲁迅后来便是如此。以实际的革命运动为思想文化运动的落脚点并不错，在当时它反映着历史前进的要求。问题是不能忘记“人”，不能以为有了实际的革命运动就有了一切，就已经解决了“人”的问题。革命是靠人进行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它造就了什么样的人，就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因而思想批判、思想启蒙还应该把落脚点放在“人”的问题上，它也是革命文学一个须臾不可忘记的主题。而当时中国革命文艺思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流，以文艺事业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结果是文艺失去了从自己的角度“审视”革命的资格，也不能像鲁迅所说“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只能是到歌颂实际的革命运动就为止了。这是一种局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冲破这种局限的，是胡风，不是冯雪峰。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这样评价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地位：“当时，而且现在，因了他，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道德的可怕，得以昭著地显示于人；因了他，白话文和新文学，得以确立和胜利；因了他，中国有万千的青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的实际战斗中。”^[88]第一句话讲的是鲁迅思想批判的工作，最后一句话讲的就是他心目中，鲁迅应当追求的目标。按照他的描述，鲁迅确实追求着这个目标，而且它已经成为现实。关于鲁迅怎样“和中国革命的艰苦、曲折和胜利的道路血淋淋地相结合着”，冯雪峰说过不少近乎“断语”的话。下面一句，讲到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思想总是不离开革命的现实斗争的，他总是为现实的斗争而思想的，所以他的思想不仅是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轮廓，而且最富有革命现实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的内容。”^[89]下面一句，既讲到鲁迅的创作，也讲到鲁迅的思想：“鲁迅作品的最伟大的价值和他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是在于他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90]总之，在冯雪峰看来，指出鲁迅同“革命的现实斗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的结合，是给予鲁迅的最高评价；而鲁迅倘非如此，就不能得到最高的评价。

冯雪峰这个评价鲁迅的角度以及结论，今天已经为众多的研究者所抛弃。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的改革思想，完全落在社会上面。鲁迅把国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当作两回事，国家的改革是政府官员的事，而社会的改革则是大众的事。所谓“中国”，在他心目中从来就是中国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而不是中国政府。这跟冯雪峰的观点有很大差别。在冯雪峰眼里，在他笔下，鲁迅的思想批判，结合着社会批判，目的在于动员起实际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所以鲁迅决不可能认为国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是两回事。问题在于，冯雪峰给予我们的鲁迅，究竟是真实的鲁迅，还是被他的文学观念改造过的鲁迅？又怎样评价冯雪峰的文学观念？鲁迅说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他赞同有人说的，他们只是“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91]。鲁迅肯定不在“三五热心家”之列，但他总不至于跟农民一样，不懂得政权的重要性。1927年以后，鲁迅并不关心当时“中国政府”的改革，这是事实，因为，他认为这个新月社为之“尽力地维持了治安”的政府，其自身的“改革”，于人民，于国家，都毫无意义。然而，革命为的建立新政府、新国家，鲁迅难道不清楚、不关心？但鲁迅也不像冯雪峰所说，其思想和创作的意义，只在于“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他还从他特有的角度，对这个革命进行着独立的审视。冯雪峰不是在抓住鲁迅一般的东西之后，进一步发掘鲁迅特殊的、更深一层东西，相反本来感觉到了鲁迅特殊的、深层次上的东西，却只赋予它一般的性质和意义。鲁迅特殊的、更深层次上的东西是什么呢？鲁迅说过：“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92]这“战斗”便是革命，它是要求社会革新的结果，而社会革新从思想革新来。但革命为了革新社会，真正革新社会却又非革新思想不可。所以，根本的问题，是革命必须改造“人”。夺取了政权又能怎样?有了新的“人”，才有新社会，新国家。简言之，还是得要改造国民性。鲁迅20世纪2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93]这种思想，的确如鲁迅自己所说，“迂远而且渺茫”!他因此时时感到悲观。然而，“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94]。鲁迅最终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斗争的洪流走到一起，就具有“更勇猛、更悲壮”的性质。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人”的问题。那些关系到中国的国民性的事，对于鲁迅来说，始终是刻骨铭心的事。冯雪峰淡化鲁迅独立的、并且因其独立才深刻的东西，自然是为了把鲁迅“革命化”，或者说政治化。在1952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对鲁迅有如下描述：

有一天，也就在谈到了我党和毛主席之后，他横躺到床上去随意抽着纸烟休息，一会儿却又好像想到了什么，慢慢地从床上起来，脸上漾着平静的微笑，就在窗前的书桌前面站着，半向着坐在书桌旁边的我，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只是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缓慢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我以为这是他的情绪最快乐的表现，并且也是他和人民、和革命、和我党以及和他的任务达到亍最和谐的地步了的表现。^[95]

没有第二个人见证当时的场景和鲁迅的话。但是，和人民、和革命、和共产党的和谐，就必须是“做一个小兵”么？冯雪峰从把鲁迅的文学政治化，进而走到把鲁迅这个人政治化。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不但“做一个小兵”难以想象，和人民、和革命、和共产党绝对和谐本来也不可能。

冯雪峰把鲁迅政治化，是他认为应当把生活政治化、现实主义政治化，最终实现文学自身政治化的文艺思想，在鲁迅研究中的表现。冯雪峰虽说十分重视、十分珍惜鲁迅作品思想批判的特色，但他的文艺思想，又使他充满自信地朝政治化的方向，重新解释了、或者说“改造”了鲁迅。作为鲁迅研究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的代表，可以说这个阶段的成就和局限，都明显地反映在他的研究之中了。冯雪峰关于文学应当把生活政治化，说过一些什么呢?他十分强调文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性质。30年代，在批判“第三种人”时，他曾说：“文艺的阶级性及其作用，尤其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的作为中间阶级的文学上，即非无产阶级的文学，亦非资产阶级的文学，主要地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上，是关系特别的复杂的。”^[96]这段话表明，他把一定的文学属于一定的阶级，看得非常绝对。小资产阶级因为属于“中间阶级”，时时可能向分居两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动摇，所以它的文学也“特别的复杂”；而革命文学，自然必须高度自觉地突出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怎样突出？这里就有一个从政治的角度看生活的问题。所以，1940年，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文艺对于现实之‘诗的’和‘形象的’的把握，在文艺，则和它对于现实之思想的政治的把握，完全是一件事情。在现在，我们文艺‘诗’和‘形象’的低下，自然是和我们文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的低下的现象不可分离的。”^[97]以往我们的文艺理论中曾有一种不伦不类的观点，即政治是一般，文艺是特殊，现在冯雪峰为了提高“文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即突出文艺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竟然把本来大家都弄不清楚、但还想弄清楚的文艺的特殊性问题，忘在了一边。有了这样的理解，不管再怎样强调要“展开出人类社会的天高和地阔”^[98]，生活也只有被政治化一途了。冯雪峰关于他所主张的政治化的现实主义，又说过一些什么呢？他在1938年就说过：“根本上，正确地解决着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99]什么是“正确地解决”？这里固然有要求政治尊重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的意思，但却是以这种现实主义必须有助于造成一种政治性的文艺为前提的。因此，它必须是政治性的现实主义，才能成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冯雪峰这样的认识，跟他在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同时，强调创作方法的意识形态性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实主义，“无论作为艺术观或创作方法，在根本上就都决定于它的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和有支配势力的宇宙观以及作者的阶级思想等。因此，现实主义，一方面有它历史的持续性和发展性；一方面又有它非常显著的时代性尤其是阶级性”^[100]。他甚至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的文学方法”^[101]，现实主义至此可以说是彻底意识形态化了。

但是，冯雪峰关于应当使文学政治化、现实主义政治化的思想，在当时又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或者说还有另一面。他曾指出，当时文艺理论以及创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是使文艺与政治之战斗的结合变成了机械的结合，使文艺服务政治的原则变成了被动的简单的服从，取消了文艺之对于人民的丰盛的现实生活的具体掘发和反映，也取消了文艺的反映和推动群众的意识斗争的更为根本的任务，取消了从具体生活和斗争的反映中文艺的教育、战斗和创造的机能”^[102]。虽说“人民的丰盛的现实生活”在他那里还是被政治化了的，而“群众的意识斗争”本来就具有政治性质，但这里毕竟涉及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作家的主动性问题。同样，他也并不要求现实主义直接服从实践中的政治，更不认为服从政治就会有现实主义，服从政治的就是现实主义。他说：“从现实（客观）出发而不有所粉饰或主观地去看现实的那种严肃的、客观的态度，对于现实的观察的深刻性和具体性，以及把文学的基础和美学观点的基础放在对于现实之客观的、真实的描写上等等”，这是旧现实主义的基础，新现实主义也一样，当然它还应当“在根本的宇宙观上加以革新，即把它从旧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半唯心论的基础上移到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的基础上来”^[103]。他又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学要同“无产阶级的实践紧密地相结合”时，把现实主义的功能，定在“肯定性、教育性和批判性”^[104]上，这当然也是认为现实主义仍旧有独立的权利，文学仍旧有相对独立的权利。冯雪峰坚持现实主义的相对独立性，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不是张口不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来阐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对鲁迅精神的坚持和发扬。一位诗人1998年有如下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冯雪峰一起住牛棚。他很寂寞。他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冯雪峰一辈子憋在心里的话，到晚年说出来了。”^[105]“一辈子”，从什么时候算起？出生之日？开始文学活动那天？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在中央苏区？在延安？在重庆？新中国成立后？因未支持两个“小人物”而受批评做检讨之时？被划为“右派”后的艰难岁月？总而言之，这样说过于笼统，而且冯雪峰也没有具体说明他究竟何所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冯雪峰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到晚年，他终于彻底明白了鲁迅和毛泽东围绕着这个问题的对立。冯雪峰所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无疑包含着这个问题。一个要文学为我所用，一个则坚持文学必须是作家的自由创造，自然应当有益于社会，和历史的前进取一致的方向。而这也正是前面说过的，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变化中，所涉及的最具原则性的问题之一。冯雪峰强烈地感觉到了当时革命文艺思潮和理论内部的矛盾，而又始终独立地思考着革命文学的出路。但他的思想和理论，作为他思考的成果，也含有深刻的矛盾，这又正是革命文艺思潮和理论内部矛盾的一种反映。

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称冯雪峰为“纯”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研究者，其根据，大约也就是冯雪峰既要求文学政治化又坚持文学相对独立性这个基本特点。这算不算“纯”？经过以上对冯雪峰理论的分析之后，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今天无论给予这个问题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不再说明什么问题，不再有任何真正重大的意义，所以不是非回答不可。本来，在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的文学的领域，人们的认识总是难以统一；即使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认识还是一致不了。和军队打仗消灭敌人不同，在文学领域里，仰仗政治的权威排斥“异端”，不能壮大自己，只能使自己遭到削弱。鲁迅所代表的文艺思潮，鲁迅的文艺思想，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中国革命文艺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变化中，虽然时时被利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融入毛泽东文艺思想。但也不可能被消灭。说鲁迅的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干也罢，属于不“纯”的马克思主义也罢，是“纯”的马克思主义也罢，它在人类文学优秀的传统中有历史的渊源，在近代和现代中国改天换地的斗争中有现实的根据，在体现文学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的规律方面有其独创性，因此，它始终保有特殊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从胡风得到体现，是一种情况；从冯雪峰得到体现，又是一种情况。当然，岂止冯雪峰，即便是胡风，在当时革命文学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大背景下，思想都有局限，冯雪峰的局限更明显一些。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注释】

[1]《现实主义在今天》。

[2]《论现实主义的路》。

[3]《由现在到将来》。

[4]《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

[5]《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史上加上了什么？》。

[6]《〈过客〉小释》。

[7]《A.S.普式庚与中国》。

[8]《为〈云雀〉上演写的》。

[9]《为〈云雀〉上演写的》。

[10]《论现实主义的路》。

[11]《A.P.契诃夫断片》。

[12]《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13]《胡风评论集后记》。

[14]《略论文学无门》。

[15]《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16]《论现实主义的路》。

[17]《略谈我与外国文学》。

[18]《为了电影艺术底再前进》。

[19]《答文艺问题上的若干质疑》。

[20]《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

[21]《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

[22]《文学与生活》。

[23]《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

[24]《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

[25]《人生·文艺·文艺批评》。

[26]《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

[27]《人生·文艺·文艺批评》。

[28]《一个要点备忘录》。

[29]《愿再和读者一同成长》。

[30]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梁实秋批评文集》，第101～102页、107页。

[3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页。

[32]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8页。

[33]鲁迅：《太平歌诀》，《鲁迅全集》第4卷，第104页。

[34]鲁迅：《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卷，第20页。

[35]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1页。

[36]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104页。

[37]冯雪峰：《论〈阿Q正传〉》，《雪峰文集》第4卷，第109页。

[38]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0页。

[39]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2页。

[40]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67页。

[41]鲁迅：《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卷，第20页。

[42]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页。

[43]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第329页。(www.xing528.com)

[44]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第371页。

[45]胡风：《悲痛的告别》，《胡风评论集》（上），第338页。

[4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0页。

[47]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第17页。

[48]冯雪峰：《论〈阿Q正传〉》，《雪峰文集》第4卷，第108页。

[49]胡风：《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胡风评论集》（上），第222页。

[50]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评论集》（中），第365页。

[51]胡风：《〈文艺笔谈〉第三次排字后记》，《胡风评论集》（上），第260页。

[52]胡风：《张天翼论》，《胡风评论集》（上），第37页。

[53]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第278页。

[54]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胡风评论集》（中），第9～10页。

[55]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69页。

[56]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1页。

[57]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第591～592页。

[58]谢·马申斯基：《苏联批评界和文艺学界反对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斗争》。

[59]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文集》第2卷，第128页。

[60]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文集》第2卷，第130～131页。

[61]冯雪峰：《论典型的创造》，《雪峰文集》第2卷，第44页。

[62]胡风：《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评论集》（下），第14页。

[63]胡风：《论〈北京人〉》，《胡风评论集》（中），第394页。

[64]冯雪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2月20日。

[65]冯雪峰：《论艺术力及其它》，《雪峰文集》第3卷，第224页。

[66]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第333～334页。

[67]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集，第197页、207页。

[68]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雪峰文集》第4卷，第23页。

[69]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个轮廓》，《雪峰文集》第2卷，第444页。

[70]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96页。

[71]冯雪峰：《题外的话》，《雪峰文集》第2卷，第366页。

[72]冯雪峰关于史诗等等的观点，参见笔者所著《冯雪峰论》。

[73]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第301页。

[74]冯雪峰：《论艺术力及其它》，《雪峰文集》第3卷，第233页。

[75]胡风：《一个要点备忘录》，《胡风评论集》（中），第132～133页。

[76]参见笔者所著《冯雪峰论》。

[77]鲁迅：《译文序跋集·〈十月〉后记》。

[78]鲁迅：《译文序跋集·〈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79]鲁迅：《330626致王志之》。

[80]见孔海珠：《左翼·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69页。

[81]见孔海珠：《左翼·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72页。

[8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56页。

[83]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l994年，第348页。

[84]冯雪峰：《关于目前文学创作问题》。

[85]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

[86]冯雪峰：《论〈阿Q正传〉》。

[87]路文彬：《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书屋》2003年第1期。

[88]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

[89]冯雪峰：《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

[90]冯雪峰：《伟人的奠基者和导师》。

[91]鲁迅：《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92]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93]鲁迅：《华盖集·通讯》。

[94]鲁迅：《250411致赵其文》。

[95]冯雪峰：《回忆鲁迅》。

[96]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

[97]冯雪峰：《文艺与政论》。

[98]冯雪峰：《可悲的结交种种：“灵魂”的一例》。

[99]冯雪峰：《关于“艺术大众化”》。

[100]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

[101]同上。

[102]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

[103]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

[104]同上。

[105]牛汉语，见《人间鲁迅》，《读书》199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