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学人文存——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中的个性主义问题

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

1915年，以《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发生的时候，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191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且最终决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方向。即使如此，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完全失去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特点。主要的证据之一，是它在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揭露和批判中，十分自然地遵照欧洲中世纪资产阶级反对神权斗争的逻辑，提出了关于“人”的问题。1918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介绍易卜生的观点：“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同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认为中国正应该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新发现“人”。鲁迅更痛心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中国社会的野蛮、黑暗、愚昧、落后，疾呼“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发展“纯洁聪明勇猛向上”^[22]的“人”。他认为，这严重地关系着我们民族未来的命运，因为：

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23]

由于这样的情况，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便在一开始就把个性主义的问题当作了一个重要的主题。本来，那些仅仅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同历史唯物主义十分隔膜的人，他们所谓“人”的问题，也不过就是个性主义的问题。他们反对专制主义加之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枷锁，要求个性的解放，个性的自由发展，认为这是人基本的权利，价值之所在。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女士，经过陈先生的启发，认识到自己的婚事“该自己决断”。靠这点“人的觉醒”，她不顾父母反对，坐进了陈先生的汽车。淦女士的短篇小说《隔绝》里那一对男女青年的恋爱遭到家庭的反对，眼看将演出一场悲剧。女主人公在给爱人的信中说，他们虽然“学问上不能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却“总未向过我们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势力乞怜”，并替同时代的青年“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她的话里也表现着更加明确的觉醒了的“人”的意识。照她看来，不管怎样，他们是为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作了不屈的奋斗，因此，“我们的精神我们自己应该佩服的”。

然而，人类历史上有时会有这种情形：那最初唤起人们变革的愿望、为人们设定变革的目标的思想所设定的目标未必是合适的，由它来指引人们实现真正的变革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其所以能在社会生活中发生某种作用，自然都有历史的根据；但历史的前进又有自己的道路，以至有时只经过短暂的岁月，一度时兴的思想就被抛在后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个性主义促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惊醒，发出反抗的呼喊，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国人民已经不能仰仗个性主义来推翻封建主义，中国的前途也已经不可能再是资本主义。所以，像《终身大事》一类作品，虽然描写了一点当时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的现象，表现了一点反封建的要求，而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因素；却又误认为依靠个性主义，依靠追求个性解放，就可以解决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这个严重而且绝非孤立的社会问题，从而根本违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也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可言。胡适自己称《终身大事》为“游戏的喜剧”；事实上，在现代中国，在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的范围内，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必然具有悲剧的性质，像《隔绝》所表现的那样。当然，《隔绝》的现实主义，还远远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在新文学初期的浪漫主义作品中，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却曾经展现过别样的风光。试看郭沫若《浴海》一诗的下列诗行：

太阳的光威

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

弟兄们!快快!

快也来戏弄波涛!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社会的改造

全赖吾曹！

可以看到，郭沫若的眼光超出了个人幸福的界限，他把追求一种新人，同追求一个光明的新社会结合起来。鉴于理想本身的抽象，诗人还往往只能用象征的、比喻的手法来表现。一旦具体地来描写现实，那么，像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由于主观色彩浓厚，其中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又复成为悲剧性质的主题了。郁达夫也把发展人的个性同改造社会两者联系在一起，但他面对着社会浓重的黑暗，极感个性主义的软弱，为此陷入悲观并产生出一种愤激加颓废的情绪。所以，不管郁达夫早期的作品，将主人公的思想情感表达得多么率真、真实，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在当时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根据，它们和郭沫若的《女神》不同，不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然而它们并不要求返古、倒退，因此也不能断作消极浪漫主义的作品。

本文将不再详细论述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在新文学初期各类作品中的不同形态，而要来集中研究它在当时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了怎样的表现，以及它后来随着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又得到了怎样的表现。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开始，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对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认识和处理上的特点，使得新文学终于清楚地区别于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文化，显露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因此，它体现着新文学的方向，关系到新文学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是说，新文学不仅仅有优点，还有缺点，缺点也是从鲁迅小说就开始了。我们要说的鲁迅小说和新文学的缺点，不能由鲁迅和新文学其他作家来负责，乃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造成。今天，距离五四文学革命已经60多年，为了对鲁迅小说和其他一些新文学作品做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的评价，该是正视这些缺点的时候了。

在非常广泛、非常笼统的意义上，鲁迅《呐喊》和《彷徨》两本集子所收的小说，假使不是全部，也大多与个性主义的问题有关。鲁迅揭露“国民性”的弱点，揭露“国民性”堕落的病根，他同时也是在描写被毁灭了的个性，要求人的个性的合理发展。但在鲁迅的小说中，直接描写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的，表现出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开始阶段认识和处理这个主题最根本的特点的，是他1924年和1925年所写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几篇。本文要据以说明问题的，也是这几篇。

有的研究者认为，《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形象，表明了知识分子由脱离人民所致的软弱。可以这样来联想，可以把这作为它们的一种客观的意义；但是，如果以为鲁迅的创作意图就在于此，以为它们唯一的或主要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那还大大值得商榷。因为，在小说里，无论作家具体描写的其他人物中还是作家所写的人物环境中，都根本不存在觉醒的、战斗的人民，连多少能给主人公一点力量和信心的人民也没有。倒相反，一切都反衬出两个主人公曾经怎样地“超群”。鲁迅自然十分真实地描写了依旧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古老的鬼魂”，但却又因为他们毕竟是沉睡着的中国人中间首先醒过来的分子，而把自己的深深的同情给了他们。《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当年曾和一些人“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比阿Q为比赛捉虱子同王胡打架，为“生计问题”跟小D“龙虎斗”，他毫无疑问地要高出许多。至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不管在S城，在寒石山，能使人产生一点希望，看到一点光明的，除了他还有谁呢?没有了。那些群众，则恰恰构成了扼杀杰出人物的土壤。

鲁迅在他的小说里，不只一次地通过对比，描写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的觉醒和群众的不觉醒。问题在于，鲁迅《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等作品所描写的，是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群众的落后不觉悟，怎样造成那些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的问题。封建主义，依靠着它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影响，牢牢地控制着群众，所以也牢牢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少数知识分子拿起个性主义的武器，但无法刺透它的坚壁。1919年，鲁迅曾经引用过易卜生戏剧《国民公敌》中斯铎曼医生的话：“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24]如果说《药》里那孤立的夏瑜，还是一个英雄，那么，吕纬甫和魏连殳，既孤立又无力，无力伴随着孤立。对他们，鲁迅确实有严肃的批判：他显然不满意于吕纬甫的模糊敷衍，也不满意于魏连殳向环境报复的方式。但是，在鲁迅思想上，更多的是同情。他是带着惋惜的心情，来描写吕纬甫看到过去常来眺望的酒楼后窗下的废园时，眼里“忽地闪出”过去常见的“射人的光’的情景的。关于魏连殳，他两次用了以下象征性的描写：

……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里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难道还看不出鲁迅对他的深情吗？我们分析《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包括这两篇小说在内的那本小说集的题目——《彷徨》；应该考虑到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五四”退潮之后，他正进行一次新的探索。鲁迅没有可能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同群众结合的问题，没有可能自觉地批判他们同群众结合之前的软弱。鲁迅为这些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首先觉醒的人，终究没能找到出路，而感到了极大的痛苦和哀伤。

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没有描写群众的觉醒和反抗，相反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首先觉醒，而向他提出指责。甚至对一些研究者将此作为鲁迅思想的一种局限，也须做具体的分析。从鲁迅在群众不觉悟的问题上，认识过于绝对——比如，他曾断言，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25]来说，他的思想的确存在局限。但是，倘使以为必须把事情颠倒过来，就是说，在文艺作品里，群众必须写成英雄，知识分子则必须受到指责，写成反面的或转变的人物，那就大错而又特错。难道“五四”时期，在有关政治和世界观的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去向指引着时代潮流的先进思想学习，而要向处于自发状态的工人和小生产以及封建宗法思想影响下的农民学习吗？而有条件向时代的先进思想学习的知识分子，他们先于工人、农民而觉醒，实乃出于必然。所以，鲁迅的描写，不但不错，反而应当肯定它有重要的意义，道理就在它反映了事实，揭示了真理。

有人要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写的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武器是个性主义。事实如此。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个性主义的问题，本来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拿起个性主义的武器，意味着从这样的统治下觉醒。事实是，如果没有个性主义的觉醒，也没有真正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觉醒，例如过去的农民，他们对封建统治者满怀仇恨，到头来却不过是想将彼取而代之。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上思想上都拿不出自己的货色，于是，替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找到个性主义的思想武器的，就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拿起个性主义的武器，恰恰是表明了他们的首先觉醒，在工人和农民之前，特别在农民之前觉醒。

但个性主义的缺点是明显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的缺点尤其明显。既然中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就不能找到与自己相应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其结果，它没有刺透封建主义的坚壁，自己反被折断。那些拿起个性主义的武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终究不能在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的同时，实现自己作为“人”的发展。他们要么找到别的前进的道路；否则，就将成为一种新的类型的被毁灭的人，新的类型的悲剧人物。

正因为如此，鲁迅没有把吕纬甫和魏连殳写成英雄，他们恰恰是上述的后一种类型的人物。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新文学开始阶段的革命现实主义，即把人的个性问题同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之后，处理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的进一步的特点了。要知道，此时此刻，鲁迅思想的探索，并非一般的探索，而是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探索，现代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因此，他描写吕纬甫和魏连殳，虽然首先觉醒，却找不到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可以与之结合，终于导致悲剧，是他对以个性主义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的否定，是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即使眼下他还只是否定了过去，而没有能够为未来肯定什么。《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其所以客观上会产生如下的意义，就是知识分子倘若不同群众结合，便无法克服自身的软弱，道理也就在这里。像这样的作品，胡适的《终身大事》不能相比；淦女士的《隔绝》一类，虽然描写了个性主义的悲剧，但由于把问题局限在个人幸福上，不能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知识分子的道路的高度着眼，拿来相比，也显得逊色许多。

我们在前面说过，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文化，把“人”的问题作为中心的问题；而它所谓“人”的问题，又具体地表现为个性主义的问题。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既然否定了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否定了与此相联系的实现人的权利和价值、发展人的个性的可能性，它便同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分手了。然而，个性主义虽然由于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而已经过时，它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问题，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假使不是因为它们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实质，那么，在一般的意义上，它们始终是合理的。进一步说，为了社会的进步，提出这些问题，始终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但不应当抛弃这些问题，而应当根据本阶级的世界观，根据马克思主义，赋予它们新的含义，继续为它们的真正解决而奋斗。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革命，仍旧必然为了“人”，一种新的“人”。像吕纬甫和魏连殳，他们反抗黑暗，要求发展自己，无疑是进步的。但小说或明或暗、或虚或实地描写的他们反抗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却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集体主义者而是个人主义者。因此，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毁灭，都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无法挽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得到发展；相反，他们仍旧应该得到发展，不过是在别一条道路上，成长为别一样的人，即上面说的一种新的“人”。(www.xing528.com)

但历史在它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往往会给人们造成一些假象。中国现代现实生活中个性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的破产，许多新思潮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的人们精神乃至肉体的毁灭，教育人们另行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同时也使人们对人的权利和价值重新发生怀疑。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权利和价值一向受到蔑视的中国，人们一旦发现，那大家刚刚熟悉的“人”的口号带来的不过是幻灭，而他们对工农革命的风云又还很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疑的发生和滋长，乃是极为自然的事。在文学的领域里，实际上便是出现了下面的情形：由中国现代的历史条件所决定，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当它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的时候，误将它应当从启蒙主义那里继承下来，加以改造，提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的问题，丢到一边了。

这种情形，我们甚至在鲁迅的小说里也可以看到。鲁迅对于今后的斗争中仍须提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问题，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是不是也发生了怀疑呢？1925年3月，他在一封信里说：“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26]鲁迅有正确的一面：任何情况下，人的个性的发展，都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不仅封建专制主义对它实行压制，其它各种因素也给它以限制。但还有另一面：任何情况下，人总应当为历史条件许可的个性的健康发展而斗争；倘若看到信奉个性主义的人追求个性解放失败，就不再提人的个性发展问题，人的权利和价值的问题，那就失之绝对化了。鲁迅的认识实际上有这种倾向。如果说，《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还不能作为证据，在《伤逝》中，它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伤逝》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表面上，它似乎比《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后退了一步，即从直接的社会改造，又回到了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上。但在实质上，它的主题并未后退，相反有所前进，这就是它涉及了追求个性解放失败之后，“人”毁灭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小说里，女主人公子君讲过一句著名的话：

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子君的具体情况，这句话，是惊人的勇敢的话，所以也是极为感人的话。但子君后来的表现和她的结局却表明，这句话竟至一钱不值！我们当然不能对她提出什么责备，她是从精神到肉体，都被那个社会毁灭了。男主人公涓生最终认识到自己对子君的死负有责任，因而极感悔恨，决心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鲁迅细致地描写了子君那由爱产生，而且仅仅为了爱的“勇敢和无畏”，是怎样经不起打击；同样细致地描写了涓生的自私和卑怯：这些都是对个性主义的实质深刻的揭露。但是，当着鲁迅不仅仅抨击环境对于子君的压迫，而且如此严峻地——当然也是十分正确地——批评子君将自己的追求局限在爱情上的时候，关于在今后的斗争中，人的权利究竟是什么，人的价值究竟在哪里，等等问题，读者看到的，只是涓生的话：“人生的要义……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说得极对!人假使并不生活着，别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不能反过来由此得出结论：人只须生活着，别的一切，都不必再谈；或者说，按其本质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他之所以存在，只为了活着。我们不是说鲁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问题在于，鲁迅明显地不想提供其他的结论。既然如此，“我是我自己的”这句话，就真正变得毫无意义；而涓生要寻找的“新的生路”，除去求生，读者也就看不出它同争取人的权利和价值，争取人的个性的发展，还有怎样的具体的联系。

于是我们看到，在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中，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开始被简单化了。具体的表现，是它在否定了个性主义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描写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仍旧不免于毁灭之后，如前面说过的，没有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提出个性主义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所提出的关于“人”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而在实际上抛弃了这些问题。我们也看到了鲁迅小说的缺点：《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标志着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结束，新文学一个时期的结束。它们虽然给下一阶段、下一时期的文学留下了最主要的问题——要探索和表现新的社会改造的路，却忘记了同时留下一些本来在新的探索中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或者说它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但也像我们前面说过的，这难道要由鲁迅来负责吗？事情的发展变化是如此迅速，人们的认识却总需要一个过程。鲁迅在当时，如果不这样写，又怎样写呢？

在新文学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直至三十年代，新文学许多重要作品的主题，还是鲁迅小说描写过的主题直接的、具体的继续、变化和发展，例如有关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罪恶的主题，有关农民以及其他个体劳动者状况的主题，再就是有关个性主义的主题，等等。鲁迅小说会有这样的影响，当然首先是因为，截至此时，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矛盾，尚未得到解决，但同时也说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的年代，新文学诞生的时期，鲁迅的小说，已经通过对专门选取的一定社会生活的非常独特的描绘，把一些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揭示出来了。它们因此而具有一种类乎神奇的力量，仿佛把后来作品的主题都拴在了自己抛出的一根根无形的绳子上。大革命失败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小说描写过的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在两类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变化和发展，一类是茅盾、胡也频、丁玲等作家的作品；一类是巴金、曹禺等作家的作品。

1934年，鲁迅回顾新文学走过的道路时曾说：

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27]

茅盾等人描写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的作品，便是作家“阶级意识觉醒”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它们明确地否定了用个性主义为武器改造中国社会的企图，批判了茅盾指出过的，知识青年中由于追求个性解放，而产生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抬头”等情况，指引青年走革命的路。我们以茅盾本人的《虹》为例。茅盾是一个有着较高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文艺理论修养，创作非常理性化的作家，他的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往往都来自他十分自觉地追求所谓对时代的概括，所谓“描写点广阔气魄深厚”。《虹》试图在从“五四”到“五卅”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又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概括那一个时代。小说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始于追求个性解放，终于置身革命洪流。个性主义给梅行素带来了什么呢？小说这样写：

是什么理想，什么憧憬，驱使她从家庭里出来!明白的自我意识的目标并没有，然而确是有一股力——不知在什么时候占据了她的全心灵的一股力，也许就是自我价值的认识，也许就是生活意义的追求，使她时时感到环境的拂逆，使她往前冲；现在可不是已经冲出来了。却依旧是满眼的枯燥和灰黑。

也就是说，光明必须靠别样的斗争才能赢得。于是，作家描写从“五四”思潮中接受了“关于个人主义，自我权利，自由发展”等的影响的梅行素，在社会上几经碰壁之后，受到革命者的影响，开始具有了革命的思想，并说出了如下的豪迈的话：“我们是要打劫整个上海的心，要把千万的心捏成为一个其大无比的活的心。”就是要从事集体主义的斗争。

但在《虹》里，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对于个性主义问题的简单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倘说《伤逝》存在的问题，跟鲁迅当时还没有实际接触到新的斗争中人的权利和价值、人的个性发展等问题有关，那么，茅盾却是在实际接触了这个问题之后，由于客观的条件，而产生了一种自觉的片面的认识。按照《虹》的描写，梅行素本是个“伉爽，果敢和自信”的人，她曾说过：“我只信托我自己。”然而，在她的经历中，“永不曾有过一件事使她感得个人以外尚有群的存在”，只是自己“望着空白的前途”向前冲，她便不可避免地变脆弱了，连她自己也承认变脆弱了。我们毫不怀疑，这是很真实的。但小说进一步写到，梁刚夫和黄因明那些革命者，“他们的六尺藐躬有异样的光彩，异样地能够吸引她”，以致她为了黄因明不肯答应同住而“伈伈下气地……苦求”。又写到，她“即使从前能够高傲地无视围绕在左右前后的男子，而现在却不能不萦念于梁刚夫”。种种情况，就未免发生得过于突然，变化缺乏足够的根据。读者不禁会想到，茅盾是离开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制造了一种夸张的对比。这样，他在用一种错误的艺术手段，抬高革命者形象的同时，也就错误地——至少是片面地——用贬低个人在所谓“群”的代表面前的价值，代替了对个人和革命关系的正确描写。

至于巴金、曹禺等作家，他们仍旧不认识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途径，仍旧对个性主义满怀着感情。他们的作品还没有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水平，但中国社会的实际，又使他们不能不为自己的追求个性解放的主人公另寻出路，或者写成没有出路的悲剧人物。巴金著名的长篇小说《家》，通过梅、鸣凤和瑞珏三个妇女的悲惨命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完成了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象征主义的方法开始描写的关于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罪恶的主题。小说里代表着希望和光明的主人公高觉慧，信奉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里的一句话：“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正表明他是要为人的权利和价值而斗争。小说结尾，高觉慧从家里出走了。巴金为他的主人公安排了一条正确的路，因为，没有整个社会的改造，也不会有单个的封建大家庭问题的真正解决。至于高觉慧今后信仰什么主义，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来讨论。

曹禺在1936年为《雷雨》写的序里，曾经讲到他对剧中王要人物繁漪怀有多么深的同情：

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繁漪。（当然她们不是繁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们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一个不但不放眼于社会，就连眼前的工人罢工也毫不关心的女人，曹禺竟然寄予如此深情，在有些同志看来，这也许并不足取。作为对比，茅盾在《子夜》里对林佩瑶——她应当说是属于曹禺所说的“多少繁漪”之列的，当然也确实远没有繁漪的勇敢——的冷漠，显出他当时政治上比曹禺进步得多。但曹禺是从“人”的角度评价繁漪的。《雷雨》里繁漪的全部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争取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她明白地宣布，她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而周朴园的专制，把她“压死了，闷死了”。犯有“乱伦”之罪的繁漪，作家给予她的赞美，竟然能为读者和观众所接受，引起他们的共鸣，除去她是在为人的权利和价值而斗争、挣扎，别无其他奥秘。就在曹禺写《雷雨》的年代，茅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雷雨前》，用天上的雷雨象征地上的革命；曹禺却把繁漪这个彻底个人主义的女人的性格，称之为最“雷雨的”性格：我们面前有着两个多么不同的作家啊!但是，从强烈和短促两点来说，用最“雷雨的”来比喻繁漪的性格，不是十分合适吗？它们又正是个性主义的特征。况且，仔细想一想，为了人的权利和价值，虽不是在那革命的战场上叱咤风云，而是在别一种场合，用别一种方式同封建专制搏斗，也仍旧有令人惊心动魄之处，仍旧有“雷雨”的性质。

毫无疑问的，为了真正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走《虹》等作品指明的路。可是，大概也得承认，比较起来，《家》、《雷雨》等作品，要更加感人一些。岂只是感人一些，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上，它们也自有特别深刻之处，所以直到今天，还有认识的作用，现实的意义，还能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这里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们尽管思想存在着缺陷，却紧紧地——虽然是在个性主义的水平上——抓住了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发展等问题，抓住了“人”的问题。文学艺术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应当成为文艺关注和描写的基本问题。的确，革命文艺不可以抛弃它们，抛弃它们是不行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们进行新的而且是不断的探索。

并非举凡歌颂革命、歌颂新社会的作品，都天然地包含着对“人”的真正的具体的关怀。这是两个紧密联系，却又不能立即互相代替的问题。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敌对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以及与此同时我们要求文艺直接服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针，却使得我们用前者代替了后者，也使得新文学作品中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简单化的状况难以改变。1944年，我们从著名的歌剧《白毛女》中，看到了两句高度概括的唱词：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它们道出了一个真理：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人的个性的合理发展，前提的条件，是要依靠革命来赢得一个新社会。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新社会里，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发展等等，就不再成为问题。事情不这么简单。然而，历史的条件，终究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学局限住了：新社会刚刚诞生，人们怎么来得及认识它的缺陷呢？尤其是，眼前需要的，是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中肯定新社会，又怎么能够说它也还是个有缺陷的社会呢？

事实上，在此之前，当着1942年《在医院中》受到批评的时候，在新文学作品中，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确切一点说，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个性主义的主题，而是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发展的主题了，——就注定了要被驱逐出去。许多年来，人们只是在批判和再批判中，想起丁玲这篇小说；但如果我们尊重事实，那就必须说，它是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作品。它的特点，就是开始重新来研究根据地新的环境中“人”的问题，而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也就是小说的主题：“人是在艰苦中生长。”《在医院中》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明显的不足。从思想的角度说，它对主人公陆萍的环境——延安城外一所医院一些现象的描写，还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揭示出它们的根源——长期的小生产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后果，也必定会反映在革命队伍中。从艺术的角度说，它很大程度上是置陆萍于生活的观察者的地位，没有把她真正放到矛盾冲突中去，使她成为生活的改造者。所以，《在医院中》并没有能够充分写出陆萍性格的意义，充分揭示出陆萍作为“人”在艰苦中生长，这里的“艰苦”一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但《在医院中》却是难得之作。因为它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问题，坚持了一种真正的并不简单化的现实主义——当然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态度。事情确实是这样的：革命需要一种新人，他们并不像《虹》里的梅行素那样，在所谓“群”的代表即领导者的面前，感到了自己的低下；不，他们依旧充分认识个人的独立的价值。当然，他们也充分认识革命队伍中个人独立的价值，决不是表现在那些违背革命利益的行动中，相反地，它恰恰是(也仅仅是)表现在个人为革命所作的认真的思考中，为革命进行的不懈的奋斗中，以及同一切逆革命潮流的事物的斗争中。《在医院中》便是把这个重大而又复杂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了。但是，《在医院中》并未因此得到肯定，相反地批评却降临到头上。

孤立地看起来，四十年代对《在医院中》的批评，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如果把它同这里所说的从192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这股文艺思潮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严重的意义和同样严重的后果。中国的革命，正面反对着封建主义，背面又受到封建主义的侵蚀。由于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却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它不以建设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而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这种情况，仍然使得我们有可能把正面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但也使我们长期对背面的封建主义的侵蚀，处于一种并不十分自觉和清醒的状态。在文学的领域内，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但是，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后来的发展，却是既紧紧地追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的步伐，反映了它的历史的进程，从而表现了反封建有彻底的一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抛弃了反封建的一些十分重要的课题，以至未能充分反映出革命的丰富的多方面的内容，未能反映出革命的某些弱点，也造成了自身反封建不彻底的一面。至于《在医院中》的受到批评，正说明当时想再拾起鲁迅写《伤逝》时忽视了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课题，已不可能；或者说，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要真正做到彻底反封建，已不可能。

在此我们还必须来谈谈新文学作品中所谓小资产阶级倾向的问题。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人们反复提到的问题。但是，假若我们所谈的，不是像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批评的，那种文艺队伍思想作风上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是作品中或者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对此，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多少认真的、深入的研究，所以长期以来也并无准确的答案。正因为如此，四十年代以后，我们在这方面开展的批判，绝非完全正确。比如，1942年，我们得到了两个著名的论点：一是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再是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乃是脱离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然而，哪个真正的文学作品，除了喻人以理还能动人以情的文学作品，不包含着作家这样或那样的自我表现？《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不仅其中那两个“我”，就是吕纬甫和魏连殳，他们的思想性格中都有鲁迅自己的东西，而且要比“我”所有的更多。倘使有人说，这里批判的不是一般作家的“自我表现”，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那就必须真正弄清它的特征。联系第二个论点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文学艺术鼓吹脱离人民和反对人民的个人主义，但所谓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许多时候，却很可能是要求对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尊重，要求人的个性的合理发展。这就不但不应当指责，相反应当予以重视。《在医院中》的陆萍，“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看见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我们自然不能把这看作个人主义。她不明白，“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这自然也不是她脱离人民、反对人民，而是环境给予“人”的蔑视，和她对此的一种怀疑和反抗。而上述情况，又怎见得不是知识分子的再一次首先“觉醒”呢?几十年前，吕纬甫、魏连殳觉醒了，那是个性主义水平上的觉醒，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如今，陆萍也“觉醒”了，她所处的历史条件根本不同，她的“觉醒”大大超出了个性主义的水平，可惜，她也没有胜利。

以上，是笔者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一些看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方面认识新文学走过的道路。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又大不相同，但无论如何，文学总应该坚持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也许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文学，才能做到不仅有重大的题材，而且有伟大的主题，从文学独有的角度，特殊的方式，提出社会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反映我们这个伟大而又复杂的时代。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