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问题：《阿Q正传》与新文学

《阿Q正传》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

一

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个黑暗腐败到极点的社会，稍为清醒一点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它非改造不可。由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其现实主义的开始阶段，正明显地带有这种历史条件决定的特点。鲁迅后来提到当时出现在《新潮》杂志上的小说作者时说，他们“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1]。这段话，似也可以看作是对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开始阶段特点的一种概括。但倘使进一步问怎样改造中国社会，那么，五四时期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探索的时期，那些具有共同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认识也极为歧异。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作家们认识的歧异，十分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对于生活的不同描写上。其中包括选择什么样的题材——这是作家熟悉并关注的社会问题之所在；从中提炼出什么样的主题——这表明作家对社会问题性质的看法；用什么方式表现着什么样的社会理想——这表明作家对改造社会的目标和途径的看法；等等。每一个作家通过对生活的有自己特点的描写，既与众相同又与众不同地把他的创作活动同改造中国社会的事业联系了起来。

本文将要讨论《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问题，并就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发展提出一些看法。《阿Q正传》这篇鲁迅最著名的小说，标志着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在其开始阶段达到的最高水平。它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对生活的独特描写中。第一，如鲁迅自己所说，《阿Q正传》描写的是几千年来，“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2]。也就是说，是向来在文学作品中无甚地位的被压迫的农民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尤其是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第二，鲁迅并非一般地来描写农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正当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关头，鲁迅细致地考察并描写了农民在辛亥革命中的状况，表现了由几千年的小生产和封建宗法统治造成的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怎样阻碍了他们的觉醒，使他们暂时不能接受革命，或者只能照自己歪曲的理解来接受。第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鲁迅描写农民在革命中的状况时，集中描写了他们思想的落后面。鲁迅曾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和‘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3]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卑怯”和“贪婪”在一个农民身上的奇妙的统一。无论革命发生前还是革命发生后，精神胜利法始终是阿Q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4]

十分清楚，鲁迅写《阿Q正传》时，不仅在关注农民命运和他们的思想、精神状态，而且在思考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一个有关新的革命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被压迫者应当有什么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问题。像这样把农民问题同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是鲁迅跟同时期一些作家不同并且比他们高出一头之处，《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也正在这里。本来，社会改革的概念跟社会革命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的含义要比后者广泛得多。五四时期以至后来许多切望改革的作家，往往在一段时间里不理解或者不热心革命。除鲁迅之外，较早写小说，也较早描写下层人物命运的叶圣陶，起初就并没有把改变他的人物命运的问题同革命的问题放到一起考虑。像茅盾所说：“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5]我们也不能说鲁迅此时此刻已经真正懂得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这是好些年以后的事；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开始从一种文学艺术固有的角度——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了。因此，《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便成为革命的现实主义。

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鲁迅当时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给《阿Q正传》送上革命现实主义的桂冠，岂非过分轻率？这涉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本文不可能详加论述，但有一点须得说明：作为一个原则，我们主张把革命现实主义的范围放得宽一些，而不赞成把它规定得过于狭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有些虽然暂时还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作家，他们能够自觉地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对特定的生活内容的描写，向读者显示革命的必要性，也显示他们对革命的某些方面不但正确而且深刻的理解。他们的作品应该算作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不能根据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后来具有的特点，而将这些特点还不可能出现时的一些作品排除在革命现实主义之外。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事实上，如果不是把农民问题同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如果不是为了考察农民在革命中的状况，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很可能同当时其他描写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家一样，着重描写阿Q命运的悲惨。正因为鲁迅是把农民问题与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因而，他着重描写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把故事放到辛亥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直接描写了阿Q在革命发生时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之所以为阿Q精神的毁灭感到极大极深的悲哀，原因就在于作为阿Q精神毁灭的证据的精神胜利法，乃是被压迫者身上一种同革命格格不入的东西。鲁迅在小说里，对它做了完全的、彻底的否定。

于是我们看到了《阿Q正传》现实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否定的特点。我们不是指它否定了赵太爷、钱秀才、白举人、把总，这不能构成它的特点，五四时期以及后来的进步文艺，不可能对此类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不取否定态度。我们指的是，鲁迅在把农民问题同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时，他并不致力于发掘和肯定农民身上有可能使他们成为革命动力的东西，而致力于揭露和批判他们思想性格中悖于革命的方面。这种情况，跟新文学后来许多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同，所以变成了它的特点。正是在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阿Q的“革命”的断然否定中，鲁迅在《阿Q正传》中表现了比在《狂人日记》中更为明确的反封建的彻底性。因为，它包含着如下的思想：中国社会，只有用真正的革命，来进行根本的改造；阿Q式的“革命”于此无补，任何其他改革也都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在这一点上，《阿Q正传》比《狂人日记》大大前进了一步，它已经不光是对封建制度作出“吃人”的结论，而且深刻而具体地探索了怎样推翻封建制度问题。应该看到，这两篇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并不完全相同：《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当时，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同革命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阿Q正传》写于1921年底，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有的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鲁迅思想的前进，同形势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鲁迅后来曾用“空空洞洞”^[6]这几个字来形容《狂人日记》关于社会改革的思想，事实确也是如此。《阿Q正传》诚然是用否定的方式说明问题，但我们总不能再说它“空空洞洞”了。《狂人日记》甚至还不能算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阿Q正传》则正代表着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开始阶段的特点。当然，《阿Q正传》在否定里是包含着肯定的。鲁迅通过揭露和批判阿Q的精神胜利法，期待着被压迫者有一种同革命相适应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呼唤着一种真正有主义、有理想的革命。虽然是这样，我们还要说，《阿Q正传》和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开始阶段的特点，是否定——对于革命行进中，人民群众中那些有碍革命的东西的否定。

不论从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来说，还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来说，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由否定来开始它的历史的进程，都有必然性。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发生过的所有改革和革命，统统失败了。为了新的改革和革命，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正确总结以往的教训，极其重要。由于是失败后的重新认识，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从否定中认识，从否定中总结。这种时代的要求反映在文学上，便形成了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开始阶段所具有的否定的特点。鉴于历史条件的区别，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其主流已不复是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同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自然有重大区别。例如，在《阿Q正传》里，对妨害革命的被压迫者落后的思想意识的无情剖析，代替了通常对上流社会人物的抨击和对下层人物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批判现实主义也影响了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使得它在开始阶段以否定为特点，却是事实。

在这里鲁迅的情况正是非常典型的。鲁迅的小说和前期杂文，几乎每一篇都表现着作者在否定中进行思索的特点。1932年，鲁迅曾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自己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思想情况：“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7]这正好说明了他当时以及后来一段时间里的思索，必定要建筑在否定的基础之上。在否定中思索，本来也是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共同的特点，但革命的时代，却赋予了鲁迅的思索以不同的内容。鲁迅曾说，当他在日本留心文学的时候，“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8]。可以说，鲁迅是留学日本期间，通过接触欧洲和日本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认识到他信奉过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把文学单纯作为政治的工具的片面性，懂得了文学的特征的。鲁迅把自己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同他关于社会改革的主张结合起来，便有了一种独立的见解，即所谓“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9]。很清楚，由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鲁迅认为文学应当通过否定，来发挥它的作用；至于否定什么，那么，当写《阿Q正传》时，鲁迅的思考，早已超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范围了。而我们今天来谈否定的问题，也不仅因为它是《阿Q正传》革命现实主义的特点，它在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开始阶段出现，体现着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规律；原因还在于，任何时候，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人民群众必须否定掉自身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这是革命文学的责任。而倘使这是作家个人认真思考的结果，那就更应看作是他对革命的贡献——像鲁迅的《阿Q正传》那样。

二

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处在以否定为特点的开始阶段时，它事实上也还不可能具体地来描写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中，那些应该大力肯定、大力发扬的东西，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现代革命者的形象来。不管从生活的客观还是从作家的主观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在生活的客观方面，事物的发展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它的性质并非一下子就显得十分清晰；在作家的主观方面，他们发现和认识这些，也还需要时日。正因为如此，五四前后人民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封建）的要求和呼声，在文学上最初直接、正面的反映，便主要见之于鲁迅的明显地具有象征主义的特点的现实主义小说《狂人日记》，和郭沫若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诗集《女神》等作品。而《狂人日记》和《女神》，虽然彼此情况很不相同，却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艺术上，却又是一种个别的、暂时的现象。

许久以来，我们对《女神》的研究中，有一种夸大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或社会主义因素的倾向。本来，《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形成，直接受到欧、美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积极浪漫主义，同个性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是以表现个人对环境的反抗为其重要特征的。《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也正有着类似的特征。可以说，没有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没有个性主义作为基础，就没有《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而当个性主义在实践中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之后，《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也就“过时”了。在鲁迅文艺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他早年在写《文化偏至论》等论文鼓吹个性主义的同时，文艺方面也写了《摩罗诗力说》，着重介绍和提倡积极浪漫主义；但他后来在1924、1925年写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几篇小说，与表现个性主义破产的同时，却没有什么浪漫主义，只有彻底的现实主义。在新文学的历史上，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如《女神》，自然有它的现实根据或基础；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像蒋光慈早年的革命诗歌——也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在新文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五四以后不断前进着的时代对新文学的要求，并不满足于以否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也不能停留在仅仅以《狂人日记》和《女神》的水平和方式来表示它对旧世界的反叛，而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它描写生活里为了革命前进必须肯定的东西。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这个时代要求，起初是从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里提出来的。最早提到它的人中间，有茅盾。这并不偶然，因为，跟当时许多作家，包括鲁迅和郭沫若比较，茅盾和实际的革命运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他早在1921年就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他对时代这方面的要求，比别人来得敏感，是很自然的事。

茅盾最初发表文学应当致力于肯定生活里进步的事物的见解，还是在1920年初。茅盾也曾受到外国文学，包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提倡过现实主义，但当他开始主张文学致力于肯定的时候，却对现实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转而提倡象征主义。他说：

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灰心，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戟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况且新浪漫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我们定然要走这条路的。但要走路先得预备，我们该预备了。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10]

当时，在茅盾看来，现实主义只能否定，不能肯定，这固然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却也是当时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实际情况的一种反映。而茅盾正是因此提倡象征主义，要求文学从肯定的方面、用肯定的方式把自己同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在不久之后的另一篇文章里，他说：

我相信一个民族既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他的民族性里一定藏着善美的特点；把他发挥光大起来，是该民族义不容辞的神圣的职任。中国这么一个民族，其国民性岂遂无一些美点？从前的文学家因为把文学的目的弄错了，所以不曾发挥这些美点，反把劣点发挥了。^[11]

这跟鲁迅致力于攻打“国民性”的弱点，攻打“国民性”堕落的病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盾此后不再提倡象征主义，而坚持了基本上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主张。我们暂且不管他1927年以后的创作情况怎样，至少在这一时期，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主张，是以要求肯定为特点的。他同早期共产党人一道，“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12]；希望文学“能于如实地表现现实人生而外，更指示人生向美善的将来”^[13]。在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上，茅盾的主张，不同于鲁迅的暴露社会病根，催人设法疗治的主张，而这便是他要求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要致力于肯定的理由。

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仅仅否定的确不够，它还需要肯定。尤其是，当着革命越来越被实践证明是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它已经吸引着千千万万的群众，还需要动员更多的群众参加进来投入夺取胜利的斗争的时候，就更加需要肯定。在一定意义上，以肯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更加清楚地表现着革命现实主义同批判现实主义的区别；无论它所描写的以革命为中心的新的生活内容，由革命造就的新的人物，还是它那往往直接流露出来的作家新的政治和道德观点，新的世界观，都更加清楚地标志着它是现实主义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进步，崭新的阶段。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文学也可以通过否定对生活、对革命发生作用，不能因此贬低以否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意义。生活的客观规律，总是既表现在肯定的事物之中，也表现在否定的事物之中。像《阿Q正传》，就是从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他的“革命”这种否定的事物的深刻揭露中，展示了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规律：它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另一方面又受到小生产和封建宗法统治造成的农民落后意识的干扰，这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严重问题。在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就更加看清了这部作品的思想的深刻性。所以，以否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不光是在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开始的阶段，一直到后来，始终都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革命不管取得了怎样的发展，又怎样推动了生活的前进，它自身总还是有两个方面：应当肯定的方面和应当否定的方面。而在文学的各种社会作用中，认识作用也总归是主要的，是其他作用的基础。以否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生命力正来自它的认识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几乎与提出肯定的要求同时，在应当致力于肯定还是应当致力于否定的问题上，就出现了狭隘的观点、片面的认识。早期共产党人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提出了有关新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但他们都是从事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没有可能对文艺问题、特别是文艺本身的规律做深入的研究，往往只是着眼于怎样使文艺成为直接的宣传鼓动的工具。因此，他们对采取以否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方法的鲁迅作品的意义，可以说并无认识，至少是认识不足，跟他们同时或稍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其中有的人在评论鲁迅作品时，实际上提出了如下的逻辑：革命发生后的群众，他们身上只有应当肯定的东西，没有需要否定的东西；至于作家，则似乎无须自己独立的思考，只须根据某种理论，做肯定的描写就是了。下面是钱杏邨关于《阿Q正传》的一段话：

阿Q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14]

钱杏邨当许多人视阿Q为一个抽象的“国民性”典型时，十分严肃地把阿Q作为一个农民的典型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不仅认为进入现代后的中国农民已经扫除了头脑里落后的意识，对他们只能做肯定的描写，还非常具体地规定了应当肯定些什么，而根本无视作家自己思想和艺术上的广阔的天地。他从这里出发，否认《阿Q正传》的时代性，将它排除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之外，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上面所说的，早已是过去的事了。但是，至今仍有人把文艺同革命关系看得非常片面，例如认为文艺只能致力于肯定，不能致力于否定；或者认为必须以肯定为主，否定只能作为陪衬；倘使致力于否定；就被斥为没有革命理想，被斥为批判现实主义，等等，就是证据。但《阿Q正传》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不能把事情弄得如此简单；倒是应当要求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社会、对革命作认真的思考，也对文学作认真的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我们的文学也才能真正尽到它对于革命、对于时代的责任。实践已经证明，倘使我们不这样来认识问题，对文学的发展就十分不利。

三

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不管它否定一些什么还是肯定一些什么，都必须通过作品对特定的生活内容作某种描写来实现。我们可以把作家根据自己独到的认识和感受在作品中描写的特定的生活内容，称之为他的“描写领域”。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后，生活的发展极为迅速，不仅漫长、停滞的封建时代，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都不能来相比。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作家新的“描写领域”的不断开辟，便成为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历史的一个特点。这既是生活发展的反映，也是文学前进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之所以要使用“描写领域”的提法，而不用人们习惯的题材领域的提法，是因为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描写领域”自然跟题材领域有联系，但它必须反映出作家对生活的独到的认识和独有的感受，使得这一作品跟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区别开来，而对读者特别富有启发性。我们还来说《阿Q正传》。小说描写的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阶级压迫，写的是在小生产和封建宗法统治下农民的不觉悟，于是，头脑里甚至产生精神胜利法一类与革命相悖的东西，鲁迅在小说里描写的这些独特的生活内容，正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刻认识和感受，从而成了他专有的“描写领域”。不消说，《阿Q正传》对于读者的认识的意义，它在新文学史上的特殊重要的地位，都跟鲁迅这个“描写领域”有关。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题材领域，每个作品都有它的题材，却并非每个作家的任何作品，都像《阿Q正传》一样，是作家找到了自己的“描写领域”之后的产物。(www.xing528.com)

我们由此接触到了现实主义，包括革命现实主义另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作家随着生活的发展不断开辟新的“描写领域”紧密相关；现实主义的水平，也与作家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描写领域”，以及他通过自己的“描写领域”揭示生活的深度关系密切。作家自然应该关心社会科学的理论，但是作家不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规定为使他的作品符合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应该努力追求自己对生活独到的认识和独有的感受，真正找到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又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重大或比较重大的社会意义的“描写领域”。在文艺作品里，作家的思考，不管是关于社会的还是关于革命的，是从政治角度进行的还是从道德角度进行的，都必须同对生活的思考结合起来，同追求对生活独到的认识、独有的感受结合起来。高水平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舍此是无由产生的。

通常我们谈到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经验时，强调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鲁迅“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15]，自觉地在作品中提出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再一方面，他认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坚持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统一。这两方面的正确性和重要性，都无可争辩；但对于提高现实主义的水平，它们是前提，不是具体经验。要说具体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1932年向当时两位青年作者说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16]八个字。其中后四个字，正是指作家要有自己对生活独到的、独有的认识和感受，要有自己的“描写领域”，从这里开始深入，探求生活的奥秘，揭示生活的本质。鲁迅在《阿Q正传》里，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非常独特又非常出色地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某种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阿Q正传》是以揭露和批判表现在农民身上的“国民性”的弱点——精神胜利法为宗旨的。鲁迅从精神胜利法的现象开始深入，不但发现了它的实质——被压迫被剥削者对压迫者剥削者的向往，而且发现它是小生产和封建宗法统治条件下中国农民思想落后面的一种突出的现象。鲁迅写人物，写环境，都是为了把他这些经过自己思考得来的十分深刻、非常独到的认识，艺术地传达给读者。如他写环境，集中写了小生产和封建宗法统治造成的农村的极端闭塞，以及反过来这种闭塞又使得封建宗法统治更加牢固。未庄似的典型环境，不能不产生阿Q似的典型人物。辛亥革命过去了，在未庄除了阿Q被杀了头之外，别的毫无变化。但是，倘若中国农村仍无变化，则新的阿Q还会生长起来。鲁迅十分确定地告诉我们，未庄的小D，“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17]。真是怎样地令人悲哀呀!新的革命，赶紧席卷中国的大地吧!这是我们读完《阿Q正传》之后，几乎要大声喊出来的话。

《阿Q正传》是一篇以否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所以，上面所说鲁迅的“描写领域”，是一个否定的“领域”。而对于稍后发生，立即在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中取得了重要地位的以肯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来说，“描写领域”的问题，甚至是更加要紧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作家能不能把那正被革命不断改造着的生活的真正内蕴，艺术地揭示给读者；它也关系到在鲁迅小说之后，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水平。

但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中国提倡之后，我们从左翼文艺中看到的，有时是另一种情形。作家并不去追求他对变化发展了的生活独到的认识和独有的感受，寻找自己的肯定的“描写领域”，只是考虑怎样使自己的描写同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相符。究其原因，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作家中许多人不熟悉生活，不熟悉工人和农民。其次，这也跟当时有些指导创作的理论有关。一些人实际上认为，文艺的任务，不过是证明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或者“当一个留声机器”，而任何个人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追求，都有悖于此。他们的意见，无助于提高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水平，甚至根本违背文学创作的规律。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以上两种情况逐步得到改变和纠正，产生了一批比较好的以肯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是，在整个三十年代，即使像茅盾这样的大作家，他的《农村三部曲》，也仍旧不能完全避免这样的缺点。《农村三部曲》在新文学描写农村的作品中，是有着并非一般的地位的。在它之前，鲁迅描写农村的小说，特别像《阿Q正传》，主要是从小生产和封建宗法统治的后果来写当时中国的农村。现在，它通过春天蚕茧丰收蚕农破产、秋天稻谷丰收农民欠债的事实，揭露了三十年代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和国内政治动乱对农村的影响。茅盾对老通宝一类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影响而思想落后于现实的农民，认识是深刻的，他对这个人物的描写也是成功的；这是茅盾的一个“描写领域”，但仍旧是个否定的“领域”。问题正在于，小说里被拿来同老通宝对比的肯定人物阿多，茅盾除去通过他的形象一般地肯定了一个当时是十分重要的思想——此时此刻农民唯一的出路是造反，此外再没有多给读者什么东西。显然，对阿多一类人物，对他们的觉醒和反抗，茅盾还不能通过他个人思考和体验所得的认识和感受，给读者以启发，所以，在三部曲的前两部《春蚕》和《秋收》中，关于阿多，读者看到的就不过是些为使人物“个性化”而生造的、意义不大的细节。到最后一部《残冬》里，更只剩下作家为了对比硬凑出来的“真命天子”的情节了。也就是说，茅盾在这里是找到了一种新的题材，重大题材，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描写领域”。茅盾后来曾说：“生活经验的限制，使我不能不这样在构思过程中总是先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18]茅盾讲的是《春蚕》的构思过程，但它恰恰也对《农村三部曲》的缺点，主要是阿多形象描写中的缺点产生的原因，作了很好的说明。

鲁迅三十年代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在1933年说：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19]

鲁迅这段话，表示了要描写革命造成的生活里新事物的愿望，但他也多少有点把现实主义同革命的联系，局限在必须“写新的”上面，局限在肯定上面了。不同之处在于，鲁迅仍坚持作家要写自己有独到认识和独特感受的东西，要寻找自己的“描写领域”；所以，“写新的不能”，他就暂时不写。瞿秋白说过，鲁迅后来用主要的精力写杂文，是因为“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感情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20]。以此解释鲁迅后来少写小说，并不错误，但不全面；除此之外，还应加上鲁迅自己上面说的理由。

四

在论述了三十年代某些以肯定为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缺点，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另一个问题——三十年代文艺中，一些当时并没有自觉地站在我们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旗帜之下，但确确实实是反帝反封建的作家的现实主义问题。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自己的理解，继续用否定的方式，从否定的方面，描写着鲁迅小说描写过而迄今尚未过时的主题。他们对生活是进行了紧张的有时还是痛苦的思索的，是有自己独到的、独有的认识和感受，找到了自己的“描写领域”的。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作品有相当高的水平；这些作品也已由事实证明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比如曹禺。他三十年代的著名剧本《雷雨》和《日出》，就是从否定的方面描写着关于个性主义的主题，换句话来说，是描写着现代中国个性主义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遭到破产的主题。本文前面曾提到鲁迅《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小说，《雷雨》和《日出》所描写的主题，最初便是鲁迅这几篇小说提出来的。在一些方面，曹禺的认识，甚至还不及二十年代的鲁迅。他不能明确地把个性主义的问题，同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个性主义的态度，关系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但在另一些方面，曹禺有自己的发现，并从中找到了他的“描写领域”。在《伤逝》里，鲁迅把个性主义描写为一种被错认了的潮流，人们本来以为可以依靠它创造光明幸福的新生活，孰料它不过是黑暗中虽则耀眼却瞬息即逝的闪光。1923年，鲁迅做《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认为易生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倘若根据中国的情况，出走之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伤逝》中的子君，就是一个具体的“回来”的中国娜拉。社会造成了她的悲剧，但她爱人涓生的自私，以及她本身的极端软弱——离开涓生便寸步难行，是她的悲剧主观方面的原因。而《日出》中的陈白露，又恰好是一个具体的“堕落”的中国娜拉。陈白露原来是书香门第的小姐，因家道衰落而进入社会，却并没有发现和认识中国社会真正有希望的力量，于是作为上流社会的附属物而堕落了。但她还有理想，所以也还有追求；只是她的理想和追求，都还超不出个性主义的范畴。从剧本里我们得知，她曾经同一个“诗人”，几乎像子君、涓生那样地寻找过纯真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他们一时间似乎真的把幸福找着了，但随即发现是自己欺骗了自己，两个人终于因为在一起感到“平淡，无聊，厌烦”而分手。“诗人”去追求他的“希望”；陈白露没有勇气向前走，便只好退回到原先那罪恶腐化的环境里，进一步地堕落。

表面上，陈白露不像子君那么软弱，实际上却不比子君强多少。陈白露之所以也软弱，同样决定于她的理想的性质。个性主义，曾经是欧洲资产阶级用来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由于社会的前途已注定了不可能再是资本主义，因此，用个性主义作为反抗环境、改造社会的武器，也就必定要破产。陈白露既然未能获得一种新的世界观，她便无法克服自己的软弱，或者说无法解决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她仍旧怀有正义感，怀有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强烈地憎恨她所处的环境，幻想着“独立地生活”；另一方面，她已经深陷在这个环境里不能自拔，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就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社会罪恶的揭露而言，《日出》远不及早几年问世的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深刻；只是因为有了陈白露，它才成为新文学史上另无他作可代替的作品。曹禺对陈白露的描写是确有独到之处的。他虽给陈白露一定的同情，却揭示出她“不是《日出》中健全的女性”；还让她自己在自杀前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21]1929年，茅盾在长篇小说《虹》里，描写了一个名叫梅行素的青年女性，从追求个性解放到参与集体主义的斗争的转变过程；而由鲁迅在新文学史上开始来描写的个性主义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武器遭到破产的主题，则由曹禺继续并且可以说是完成了。

再比如老舍。我们要说的是他的《骆驼祥子》。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祥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作家要通过小说启示读者一点什么?老舍用小说二十三章后一半里的两句话，对此作了明明白白的表述：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

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

对于祥子的命运，对于祥子的一切，首先要负责的是万恶的旧社会。正是旧社会，确切地说是统治旧社会的人们，把同属于人却是被统治者的祥子驱逐到了野兽里去。所以，《骆驼祥子》是对旧社会愤怒的揭发和控诉。但同时必须看到，作为城市个体劳动者的祥子，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有许多个体劳动者的好品质（他是那样要强，那样自尊——当然不是阿Q式的“自尊”），这些好品质却正联系着个人主义，表现着个人主义。因此，祥子必定会选择个人奋斗来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而又恰恰是他的好品质，决定了在那种社会里，他的个人奋斗必然要失败；因为他只愿采取照他的标准是正当的手段——拼命地干活、攒钱，不肯采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从而使他根本没有爬上去的可能。小说里最清楚地表明了这点的，是祥子同虎妞结合的情节。他们两人的结合，虽然是极不自然的结合，却给祥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利用跟刘四爷的暂时虽还处于决裂状态，最终并非不能改善的关系，挤进刘四爷一流人的行列里去。但祥子丝毫不想利用这种关系，以致坐失良机，还向着他最后的悲剧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同样是那跟他的好品质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主义，使得他在个人奋斗失败之后，要从精神上来毁灭自己，因为生活对于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小说的结尾，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正因为批判了祥子的个人主义，否定了祥子的个人奋斗，使得《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在精神上同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发生了联系，特别是同《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发生了联系。《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同《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精神上的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甚至比张天翼这样的作家以及老舍自己一些也是写所谓“国民性”弱点的作品，精神上同《阿Q正传》的联系，还要密切。当然，《骆驼祥子》同《阿Q正传》仍旧是极不相同的作品。鲁迅是从总结旧的革命、探索新的革命的角度，描写阿Q这个典型的。老舍没有鲁迅的思想水平，不可能取鲁迅所取的角度。但是，老舍深深地关怀着被压迫的下层人物的命运；而且不是一般的关怀，一般的给他们一点同情。他深刻地考察了中国社会像祥子这种不久前还是农村小生产者的城市个体劳动者，有着什么样的思想本质，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了些什么努力，为什么总是失败，总是演出悲剧，目的也是为了找出一些教训来。就是在这里，表现着老舍对生活的独到的认识和独有的感受，而这也就是他的“描写领域”，一个否定的“领域”。在新文学的历史上，以真正的善意，极大的善意，集中来描写中国的社会生活条件所造成的劳动人民思想弱点的作品，在《阿Q正传》之后，《骆驼祥子》恐怕是最重要的一部了。这方面的作品再往后也还有；但那写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是那些投身在为自己阶级翻身解放的斗争中的劳动人民，怎样带有必然性地继续暴露出小生产和封建宗法制的思想影响，又怎样在斗争中逐渐得到某种程度的克服。赵树理的有些小说，像《邪不压正》，就属于这一类。

三十年代，在中国，是无产阶级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不顾帝国主义者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单独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个性主义，个人奋斗，无助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也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文学艺术通过对前一方面的描写，用肯定的事物来反映生活的规律，自然有益于革命；通过对后一方面的描写，用否定的事物来反映生活的规律，同样有益于革命，曹禺、老舍的作品就是如此。曹禺和老舍，他们都还未能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同革命联系起来，他们的现实主义也还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然而，他们尽管怀有同情，最终都把自己的主人公写成了悲剧人物，痛苦地却又相当彻底地否定了个性主义可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否定了个人奋斗；由此表明他们的作品，已经突破了一般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水平。这是三十年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像曹禺、老舍还有巴金等反帝反封建的作家，在他们严肃思考生活的过程中，在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中，自然会有“落后”的、错误的东西，但也必定会有，而且确实已经有了新的、同革命相通的因素。研究他们的现实主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这个特点。

以上是我们对《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的一些看法，和关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发展的一些观点。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今天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我们应当提倡和要求作家为了革命严肃地、独立地思考生活。马克思主义对作家的思考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作家的思考也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益于革命。

我们应当提倡和要求作家追求自己对生活独到的、独有的认识和感受，寻找自己的“描写领域”，包括肯定的“领域”和否定的“领域”。它们既为作家所专有，又属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促使它们不断出现，是提高社会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水平的重要途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当出鲁迅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事。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并解决有关文艺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期望是不免要落空的。

但我们也无须悲观。生活总会替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文学也一样。

原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