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中叶以后散曲创作特色
1.题材扩大化,反映现实生活面广阔
如陈铎的散曲集《滑稽余韵》136首,就都是以城市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为题材的,反映了我国16世纪初城市生活的风貌,描写了各行各业的生活和活动及其精神状态。其中有机匠、瓦匠、木匠、铁匠等手工业劳动者,有经营各种行业的店铺,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上的寄生者。由于作者世居南京,虽是将家之子,但他的性格放浪不羁,接近下层市民,甚至“牙板随身”,放声高歌,遭到贵族官僚的鄙视,却非常熟悉下层市民的生活、思想与感情,所以能把他们生动地描绘出来,例如描写铁匠的辛勤劳动及其精湛的技艺:
锋芒在手高,锻炼由心妙。衠钢煨的软,生铁抟的燥。彻夜与通宵,今日又明朝;两手何曾住,三伏不定交。到处里锤敲,无一个嫌聒噪。八九个炉烧,看见的热晕了。
——《雁儿落带得胜令·铁匠》
如果没有亲临其境目睹铁匠劳动的情景,是很难把这一动人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的。再如薛论道的散曲集《林石逸兴》,在所收的上千首小令中,题材丰富多样,除了写闺情外,还描写了边塞战场的壮阔图景和战士的思想情绪,可与唐代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媲美。这当然与他的三十年军旅生活、位至神枢参将的经历分不开。例如:
荏苒又重阳,拥旌旄倚太行,登临疑是青霄上。天长地久,云茫水茫,胡尘静扫山河壮。望遐荒,王庭何处?万里尽秋霜。
——《黄莺儿·塞上重阳》
无奈楚天高,听征鸿云外号,声声刺入人心窍。风吹战袍,月明宝刀,朱颜红叶皆零落。冷萧萧,乡关何处?万里路迢迢。
——《黄莺儿·边城秋况》
无论是写重阳边塞登高望远的辽阔景象,或是写塞下触景生情的思乡情绪,都在壮丽高远的背景中展现作者自己的英雄形象。登临太行山巅,纵目远望,很自然地抒发出“胡尘静扫山河壮”的爱国激情;秋风萧瑟,云外征鸿,身在边城,明月之下,陡发乡关之思,也是人的常情。虽有“朱颜红叶皆零落”的感慨,但整幅画面的意境是雄浑悲壮的,而无凄凉哀伤之感。也只有长期生活在边塞的老战士,怀着报国宏愿的将军,才能写出如此壮美的诗篇。
有曲中辛弃疾之称的冯惟敏,其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题材更为广阔,社会内容更为充实。与冯惟敏不得意的仕途、辞官归田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在他的散曲中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揭露,也有对明代中叶农村面貌的反映,并触及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例如:
俺也曾宰制专城压势豪,性儿又乔,一心待锄奸剔蠹惜民膏。谁承望忘身许国非时调,奉公守法成虚套。没天儿惹了一场,平地里闪了一交,淡呵呵冷被时人笑,堪笑这割鸡者用牛刀。
——《油葫芦·改官谢恩》
这首散曲大约是由涞水知县改任镇江教授后写的。他性格耿介不阿,在县令任上,压抑地方豪强势力,锄奸佞、除贪官污吏,一心想做个清官;他忘身报国,却不为时势所容,这个颇想施展经纶之才的县令,却改任“教授”闲职,大材小用。这也是封建社会中想有所作为、建功报国的士大夫的悲剧。他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散曲,可与白居易《秦中吟》相比。如:
八十岁老庄家,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三百日旱灾,二千里放开。偏俺这卧牛城,四下里忒毒害!
——《胡十八·刈麦有感》
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花户每比粮。卖田宅,无买的;典儿女,陪不上。
——同上
作者笔下的农村,是一幅灾荒大难临头的悲惨景象。久旱庄稼颗粒无收,灾民忧愁的不是自家的饥寒,而是为缴不出官粮要挨大棒在发愁;变卖田宅缴粮,没有买主,卖儿鬻女还不够缴税,真是走投无路,苦不堪言!
2.提高了散曲的社会性,感情色彩更鲜明
提高了散曲的社会性,批判与同情、鞭笞与歌颂、爱与憎,旗帜鲜明。元代散曲作家,由于处于特殊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忧患意识是内向的,或者外化为遁世隐居、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现出来。明代散曲家则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他们的忧患意识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例如《滑稽余韵》中的一些作品,就对下层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既赞美他们劳动的创造性,又倾诉了他们心中的愤怒与不平:
双臀坐不安,两脚登不办。半身入地牢,间口荤饭。逢节暂松闲,折耗要赔还。络纬常通夜,抛梭直到晚。将一样花板,出一阵馊酸汗;熬一盏油干,闭一回瞌睡眼。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机匠》
明代中叶以后,纺织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当时的“机户”,也就是早期资本家,机匠(即“机工”)就是出卖劳动力的织布工人。从这首散曲中可以看出,在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机户对机工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机工的劳动条件非常艰苦,通宵达旦地劳动,疲惫不堪,只能在织布机上“闭一回瞌睡眼”。他们以辛勤的汗水、精巧的技艺,织出各种花式的布,生活待遇却很差。难得吃到荤饭且不说,连节日松闲的折耗,还要机工偿还,这是多么的不合理!《滑稽余韵》中对剥削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寄生者,则予以辛辣的讽刺和尖刻的批判,道士、巫师、媒人、奸商、恶吏,都是被嘲讽的反面人物。如:
这壁厢取吉,那壁厢道喜,砂糖口甜如蜜,沿街绕巷走如飞,两脚不沾地。俏的矜夸丑的瞒昧,损他人安自己。东家里怨气,西家里后悔,常带着不应罪。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媒人》
媒人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媒妁之言”高于当事人的意愿,礼教规定媒人的合法性,由此造成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这首散曲中对媒人本质特征的嘲讽和诅咒,正是人们从无数婚姻悲剧中得到的惨痛教训,必然导致对“损他人安自己”的媒人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林石逸兴》中对社会的不公平、极端自私的人际关系与炎凉世态,怀着愤懑的心情予以猛烈的抨击:
软浓包气豪,矮汉子位高,恶少年活神道。爷羹娘小儿曹,广有些鸦青钞。银铸冰山,金垂犗钓,今日车明日轿。村头脑紫貂,瘦身躯绿袍,说起来教人笑。
——《朝天子·不平》
翻云覆雨太炎凉,博私逐名恶战场,是非海边波千丈。笑藏着剑与枪,假慈悲论短说长。一个个蛇吞象,一个个兔赶獐,一个个卖狗悬羊。
——《水仙子·愤世》(www.xing528.com)
不公平与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原是阶级社会的基本属性,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些丑恶现象又得到恶性发展。只要广有钱钞,就可以使“软浓(脓)包气豪,矮汉子位高”,可以得到享受。作者感到愤慨、可笑的,是才能、学识的极端低劣与职位待遇的极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对于人际关系中为了争名逐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弄虚作假,根本不顾人格道德,极端自私卑鄙的行为,作者更是深恶痛绝,对这类人的灵魂予以鞭笞。
《海浮山堂词稿》则对统治者残酷剥削农民提出了控诉,而对农民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
倒了房宅,堪怜生计蹙。冲了田园,难将双手扤。陆地水平铺,秋禾风乱舞。水旱相仍,农家何日足?墙壁通连,穷年何处补?往常时不似今番苦,万事由天做。又无糊口粮,那有遮身布,几椿儿不由人不叫苦。
——《玉江引·农家苦》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本来就饱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之苦,遇上水旱相仍的灾荒之年,苦难就更加深重。作者归田后长期在农村生活,熟知农家之苦。在这首散曲中,冯惟敏是在为“又无糊口粮,那有遮身布”的灾民呼号。这种精神,在散曲作家中,是很难得的。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王磐《王西楼乐府》中一些讽刺时政与邪恶势力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小令是《朝天子·咏喇叭》:
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这首咏喇叭的散曲,是借咏物来讽刺骄横跋扈的宦官。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正德时,阉寺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每到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这首散曲形象地描绘了这群狐假虎威的阉宦装腔作势的狰狞面目,并谴责了他们横行霸道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3.以多样化的表现方法增强艺术感染力
元人散曲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在艺术手法上,除了写实白描以外,也有咏物夸张或怀古伤今的手法,更多的是写景抒情,寓情于景或以景托情的手法。这当然与时代环境的特殊性和作家的审美意识、艺术修养有关。明代散曲家既继承了前人的艺术经验,又有所发展或创新。艺术技巧为思想内容服务,作家总要选择最适合表现自己作品思想内容的艺术手法,并不拘泥于某一种艺术技巧,例如陈铎《滑稽余韵》中,在描写正面形象时,以写实白描为主,而在描写反面人物时,就采取讽刺艺术中常用的夸张手法。王磐则善于借鉴咏物诗词的艺术手法,用于散曲创作,除上引《咏喇叭》外,他还借咏雪来讽刺邪恶势力:
[南吕·一枝花]乱飘飘来燕塞边,密洒向程门外。恰飞还梁苑去,又舞过灞桥来。攘攘皑皑,颠倒把乾坤碍,分明把造化埋。荡磨的红日无光,隈逼的青山失色。
[梁州]冻的个寒江上鱼沉雁杳,饿的个空林中虎啸猿哀。不成祥瑞翻成害,侵伤陇麦,压损庭槐,眩昏柳眼,勒绽梅腮。遮蔽了锦重重禁阙宫阶,填塞了绿沉沉舞榭歌台。把一个正直的韩退之拥住在蓝关,将一个忠节的苏子卿埋藏在北海,把一个廉洁的袁邵公饿倒在书斋。哀哉,苦哉!长安贫者愁无奈。猛惊猜,忒奇怪。这的是天上飞来的冷祸胎,遍地下生灾。
[尾声]有一日赫威威太阳真火当头晒,有一日暖拍拍和气春风滚地来,就有千万座冰山一时坏。扫彤云四开,现青天一块,依旧晴光瑞烟霭。
这套散曲的题目是《久雪》,雪,可以是吉祥的预兆,也可以构成美的意境,清高纯洁的象征,也可以给穷人带来饥寒的威胁,但毕竟还留有“瑞雪兆丰年”的一线希望。而在这套曲子中,雪的形象却是凶恶的,带有巨大的破坏性,令人望而生畏,是大自然一切美好事物、人世间善良正直之士的死敌。这种天上飞来的横祸,可以使“遍地下生灾”。但是作者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太阳出、春风吹,“千万座冰山一时坏”。邪恶势力终将彻底消灭。只要了解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特征,散曲的深刻寓意也就不难领会。薛论道也借咏物讽世抒情,如借咏鸡讽刺仗势欺人、争强好斗者;借咏大鹏抒发自己远大的抱负。这些咏物的散曲,基本上都能做到所咏之物与所讽的对象、或所抒感情之间,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关系,使读者从中很自然地产生某种联想。
明中叶以后,在小说、戏曲中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在散曲创作中得到反映。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趋向纯熟、完整,从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乃至全曲的意境,都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冯惟敏的套曲《吕纯阳三界一览》,通过对森罗殿邪神小鬼胡作非为、索取贿赂、诬陷无辜等贪赃枉法行为,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邪神假仗灵神势,小鬼装成大鬼腔。”“有钱的快送来,无钱的且莫慌,寻条出路翻供状。……若无有这般打典,脱与我一件衣裳。”森罗殿中的这些丑恶现象,正是当时现实社会中贪官污吏借审狱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曲折反映。套曲《耍孩儿·骷髅诉冤》也是巧妙地以浪漫主义的方法,揭露现实社会中贪官暴政的。这套散曲的中心内容,是骷髅倾诉被赃官发掘坟墓的冤苦之情。赃官借口掘墓验尸,审理案件,到处发冢开棺,闹得“神号鬼哭,地覆天翻”,迫使富人行贿送金纳银,免掘坟墓:“王员外过付银一万,李大舍交收金一千。招详改拟销前件,执法司倒做了枉法,《洗冤录》却做了啣冤。”穷人无钱只好逃走,这就该他家的坟墓倒楣了,死尸被挖掘,弄得“百骸九窍都零散”,验尸后抛撇野外,无人掩埋,落得“蝇虫咬,鸦雀餐”的悲惨境地。所以,骷髅最后诉说:“大家都做个精穷汉,免使他图财连累着俺。”这是对赃官酷吏最愤怒的控诉。骷髅诉冤,看似荒唐,却有其生活真实作基础。明世宗嘉靖三十六、三十七两年间(1557、1558),赃官段顾言巡按山东,为搜刮钱财,无恶不作,死者尸无宁日。散曲作者借骷髅诉冤,正是为了揭露段顾言借人命公案,掘墓验尸、敲诈民财的暴行,故在“跋”中写道:“凡告人命,虽诬必以实论;有厚赂,虽实必释。由是诬告伺察之风盛兴,而倚法强发民冢者不可胜计。冢主自陈无冤,则必坐以私和;县官勘报无伤,则论以枉法。有葬七十余年者,冢巅之木合抱矣,子孙乞哀于县官,县官垂涕而掘之,不敢后。”但是作者又恐遭到打击报复,不得不在“序”中说明这套曲乃是冤鬼所作。采取这种艺术手法,可能是受了元杂剧“公案戏”中往往出现鬼魂伸冤场面的启发。
明代散曲所取得的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作家向当时流行的民歌、俗曲学习。汲取新鲜、丰富的艺术养料,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创作,把散曲艺术的生命之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土壤之中。使散曲回归到民歌化、俚俗化的路子上来,同时也克服了民歌俗曲中某些不健康的或过于浅露粗俗的成分。使文人作家高雅之美与民间创作的俚俗之美,交融互补,化为一体,从而使民歌化的散曲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技巧方面,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曲坛。例如南派散曲家王磐,他创作的全是北曲,而其风格,兼有南方的俊秀清丽和北方的豪爽质朴,有民歌的幽默诙谐,又显得沉着庄重,于工炼精琢之中,不失豪放本色。北派曲家刘效祖的散曲集《词脔》中的曲子,就善于采用民间尖新爽朗的语言和俗曲的调子,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如:
团圆梦,梦的真。一会家心惊。忽听的打门,唤梅香问是何人?我说道,是我郎君。昨夜灯花,诚然有准。笑吟吟引入兰房,把离情话儿闲评论。妾命虽薄,君心忒狠。整鸳衾恰待欢娱,醒来时还是孤身。
——《锁南枝·团圆梦》
词意新巧,内容虽属于闺情,但写思妇梦境,情真意切,又不落俗套。刘效祖还用了《挂枝儿》、《双叠翠》诸俗调,这对文人作家来说,是需要勇气的。他的套曲《良辰乐事》,全套二十支曲,生动地描写了新年生活的风俗。在学习民歌俗曲方面,赵南星也取得显著的成绩。在他的散曲专集《芳茹园乐府》中,就有不少俗曲。如:
将天问,要怎么?旱时节盼雨闸定法,没情雨破着工夫下溜街。忽流忽刺涮房屋,扑提扑塌湿□□。逃命何方遄?阎王殿挤坏了功曹,古佛堂推倒了那吒。神灵说:“我也淋的怕。哭啼啼哀告天爷,肯将人尽做鱼虾?勾咧勾咧饶了吧!”
——《锁南枝带过罗江怨·丁未苦雨》
赵南星是天启初年的吏部尚书,因反对阉宦擅政而遭到魏忠贤的迫害,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士大夫中以耿直傲兀、重气节著称。他的散曲,不只是从形式上学习俗曲,而且在思想精神上体现出人民的愿望。《丁未苦雨》以带有几分诙谐的语调,抒久雨造成的忧患之情,这比单纯地写闺情,意义要深刻得多。
从明代散曲的民歌化可以看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补益、互相提高、相得益彰的关系。
【注释】
[1]正德中,马永成、张永、谷大用、魏彬四宦官专权害政,后皆废黜。鼓即谷的谐音。
[2]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
[3]见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
[4]卓人月:《古今词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载于李开先《词谑·论时调》,《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6]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锦帆集·小修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7]冯梦龙编:《明清民歌时调·叙山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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