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自天启、崇祯至南明政权的覆亡，即公元1621年至1661年，40年间是明朝内忧外患频繁、天下大乱的时期。天启年间(1621—1627)，宦官魏忠贤勾结客氏，擅作威福，排斥异己，趋附他们的是一群势利小人，史称阉党;反对阉党弄权的，主要是以东林党人为核心的正派官僚士大夫。这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但是东林党人的斗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市民阶层和知识界的同情与支持。崇祯(1628—1644)初，张溥以复兴古学之名结文社——复社，实际上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团体，是东林党的后嗣;而陈子龙、夏允彝等组织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以复兴古学相号召，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机。他们的诗文创作，尽管都有复古派的余风，但是由于他们是关心国家危亡和民生疾苦的，在参与斗争实践中，逐渐改变了复古派的作风，写出了具有时代精神、艺术上有独特成就的作品。
张溥(1602—1641)，字天如，江苏太仓人。自幼好学，所读书必反复抄诵六七遍，故名其书斋为“七录”。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称“娄东二张”。崇祯四年(1631)进士，改庶吉士，因葬亲告假回乡。他与张采等人，集郡中名士成立“复社”，四方慕名者争投他的门下，都称复社成员。张溥交游很广，声望极高，诸奔走附丽者，以嗣承东林自矜，因而遭到执政大僚的忌恨，张溥被诬为“倡复社，乱天下”，严追不已，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已死，而事犹未竟。在文学上，他虽然提出“兴复古学”的主张，但是他认为“居今之世”，必须“为今之言”，他有史识，有时代的使命感，写过一些批评时政的文章。他写诗为文，才思敏捷，不起草，挥毫立就。著有《七录斋集》，编辑《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等书。
张溥散文的代表作《五人墓碑记》，向为人们所传诵。是当时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东林党人反阉党斗争的真实写照。阉党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成为苏州市民暴动的导火线。苏州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是明王朝搜刮财富的重点地区，社会矛盾很尖锐，斗争很激烈。其中表现为群众和宦官的斗争，就有好几次。这次由颜佩韦等领导的反对阉党的市民暴动，实际上是前几次斗争的继续和发展。颜佩韦等属于下层市民，而当时参加暴动的市民有数万之众，说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已远远超越了统治阶级内部党争的范围，带有萌芽状态的民主运动的色彩。
《五人墓碑记》写于魏忠贤阉党垮台的第二年——崇祯元年，它的中心内容，是表彰在这次反对阉党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颜佩韦等五个民间英雄，歌颂他们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间接地批判了那些没有骨气、碌碌无为的士大夫，从而说明两种不同的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文章的结构严谨，井然有序，先概述五人墓建立的经过，然后以富贵之死而无闻作衬垫，从对比中提出问题;再正面叙述当时反对阉党斗争和颜佩韦等就义的经过，说明“五人之皦皦”的原因。又以缙绅作衬垫，极力表彰五人的功绩，并就五人之死引出议论:一是以阉党的无耻偷生与反阉党者的光荣而死作比较，二是以五人自己作比较，说明人的生死有无意义，关系至为重大;最后补记为五人请求建墓的三个人的姓名，对他们表示称赞。行文夹叙夹议、抑扬对比，突出了主题，表现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但是，由于作者历史的局限性，并不理解这次市民暴动的深刻意义，分不清现象和本质，把颜佩韦等斗争的功绩归结到对明王朝腐朽统治的维护，显然是不正确的。
如前所述，公安、竟陵各有其不容抹煞的成就，但是它们的末流，却把文学创作引向了歧途。王季重、张岱兼有公安、竟陵之长而避其短，但他们的成就主要在散文。在明末诗坛上首屈一指的诗人，是陈子龙。[74]从文学角度而言，复社和几社的以兴复古学相号召，是对公安、竟陵末流的反拨。诚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说:“卧子张以太阴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尽苍蝇蟋蟀之声，其功不可泯也。”[75]不过，朱彝尊把“山阴王季重寄谑浪笑傲之体，几不免绿衣苍鹘之仪容”，与公安，竟陵之末流相提并论，显然是由于对文体变迁缺乏深刻理解而产生的偏见。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一字懋中，又字人中，号轶符，晚年易姓李，自号大樽。别号颖川明逸、于陵孟公。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初仕绍兴推官。曾参与瓦解浙东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劝降义军领袖许都。擢兵科给事中。清兵入关后，他坚决抗清，参加福王南明政权，曾向弘光朝廷上防守要策，为权奸所忌，未被采纳。有感于时事不可为，乞归终养。南都沦亡，以出家为僧作掩护，积极参与抗清复明活动，受鲁王院部职衔。他联络吴胜兆等谋划结太湖兵举事，事泄，于1647年4月被执，抗志不屈，在被押解南京途中，投水自尽。死后谥忠裕。著作很多，他在世时，就刻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安雅堂文稿》、《奏议》等多种，经国破身亡、家室被抄的浩劫，散佚也多。其门人王澐集他乙酉(1645)至丁亥(1647)的诗，辑为《焚余草》，后来又编成全集。现在流传的《陈忠裕公全集》，是王昶编定的，陈子龙自撰年谱二卷，王澐编年谱一卷。
陈子龙出生于一个轻财任侠、重然诺的世家，父所闻，是万历末年的进士，居官廉直耿介，不畏权阉，颇有清望。子龙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奋志读书，博通经史，兼及《庄》、《列》、《管》、《韩》诸子书。少年就有文名，为父辈东林人士所器重。他“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很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曾编过《皇明经世文编》，并整理过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崇祯初年，与同邑夏允彝、徐孚远、王光承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应和，以复兴绝学相期勉，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张溥死后，陈子龙实为两社共同拥戴的领袖。
陈子龙论诗的主张，虽然受前后七子的影响，认为诗的“体格之雄、音节之美，此前哲之所已备，无可独造”，但是他并不盲目拟古，认为艺术上应有所创新:“色彩之有鲜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借。”[76]他还比较重视诗歌感时忧世、托物言志的社会作用:“作诗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虽工而余不好。”[77]在创作上，他早年窗课社稿，不免多拟古之作。随着生活经验的丰富，艺术造诣的深化，特别是国家形势的剧变，诗歌的拟古痕迹，荡除殆尽。在三次进京过程中，亲身感受到权奸当道、朝政腐败，民怨沸腾，被迫揭竿而起;而兴起于东北的后金(清前身)已对明朝构成严重的威胁。面对急遽动荡的时局，陈子龙怀着忧国之思，以感慨愤激之情，写下许多悲壮激昂、雄浑高迈的诗篇，诗歌风格比前期有着显著的变化。
明初，曾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但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顽固症，明英宗、宪宗、武宗几朝都因宦官揽权，专横一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尖锐矛盾。天启朝宦官魏忠贤擅政，造成正派士大夫的空前劫难。明熹宗死后，虽将魏忠贤贬谪，魏自缢死，但阉党余孽并未清除干净，崇祯朝仍然重用宦官，祸国殃民。因此，陈子龙对宦官误国特别痛恨。如《策勋府行》写崇祯元年春，皇帝拟将魏忠贤宅第留赐功臣，由此引起诗人对魏阉罪恶的痛斥，然后笔锋一转，指出“此辈至今满天下，朱帘画栋空尘莽”。明朝以宦官掌管厂卫特务机构，魏忠贤以秉笔太监领厂事，大小特务，横行勒索，无恶不作，侦察告密，陷害无辜。据《明史·刑志》载:“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而王体乾等相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陈子龙《白靴校尉行》，就是揭露厂卫特务小头目如何横行无忌、敲诈勒索的:
宣武门边尘漠漠，绣毂雕鞍日相索。谁何校尉走复来，矫如饥鹘凌风作。虎毛盘项豪猪靴，自言曾入金吾幕。逢人不肯道名姓，片纸探来能坐缚。关东仕子思早迁，走马下交百万钱。一朝失策围邸第，贵人尚醉侯家筵。归来受赏增意气，鸣锣打鼓宫门前。呜呼男儿致身何自苦?翻令此曹成肺腑。万事瓦裂岂足怜?至今呼吸生风雨。
“白靴校尉”是指充当爪牙的特务小头目，即所谓“档头”的役长，其穿着是“帽上锐，衣青素褶，系小絛、白皮靴”，其任务是“专主伺察”，片纸即可捕人入狱。故气焰极其嚣张，炙手可热，乃至仕子厚颜无耻地向特务行贿以求早迁，形象地描绘了厂卫特务如何祸害人民和毒化仕林风气。风格雄健豪迈，在描述和议论中饱含讥刺。
崇祯年间，除了统治阶级残酷地剥削人民以外，还连年发生自然灾害，更使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诗人对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如《小车行》:
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出门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
据《通鉴辑览》载，崇祯十年六月，两畿大旱，山东蝗。这时诗人因铨选出都，故目睹饥民流离悲苦之状，诗中以写实白描的手法，画出这幅荒乱凄惨的流民图。与这首诗写于同时的《卖儿行》，则描绘出饥民忍痛割爱、卖儿鬻女的悲惨情景。
陈子龙对东北地区的战局，一直非常关注。《辽事杂诗八首》是带有总结性的组诗。诗人怀着悲愤的心情回顾了镇辽由强盛至惨败的全过程，赞扬李成梁父子兄弟镇辽的功勋声望，抨击阁部大臣袒护弃城而走的王化贞，使熊廷弼不能施展谋略，导致大败;也揭露那些在战事紧急情况下，还在寻欢作乐的将领;感叹敌军三次直临京畿，国家安危任人樽俎，呼唤出现能挽救危局的人才，其第三首云:
二月辽阳大出师，无边云鸟尽东驰。
乌鸢暗集三军幕，风雨惊传两将旗。
长白峰高尘漠漠，浑河水落草离离。
这首诗是痛忆杨镐经略辽东的失败惨状，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兵部左侍郎杨镐誓师辽阳，号称大军47万，分四路并进。结果各路大军溃败，山海关总兵杜松和辽阳总兵刘挺均战败身死。更使诗人伤心的是，如今国事日非，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如果英灵有知，恐怕也死不瞑目的吧!整首诗感情沉郁悲凉，意象浑朴凄厉，以景托情，用典自然，在工稳的对仗中构成哀伤肃穆的意境。
明亡后，陈子龙参加了抗清的实际斗争，易姓隐名出家为僧，往来于江苏、浙江之间，从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清活动。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抒发亡国之痛，悲愤苍凉，而词藻清丽，音调铿锵，更具有感人力量。《秋日杂感》(自注:客吴中作十首)，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第一首云:
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
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
夜雨荆榛连茂苑，夕阳糜鹿下胥台，
振衣独上要离墓，痛哭新亭一举怀。
这首诗当作于南京陷落的那年(1645)秋天，这时苏州、松江已被清兵攻下，吴昜等人太湖水师也已溃散，复国的希望渺茫。作者以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通过对“白雁黄云”、“夜雨荆榛”、“夕阳糜鹿”等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景物描写，借用一系列与国家衰亡有关的典故，表现了作者对明王朝覆亡的深切哀痛和意图恢复的愿望。前半首是即景生情，后半首则寓情于景，感情更加深化;而在景物描写中又很自然地联系有关的典故，使当前的情景与历史的事件交融在一起，从而很确切、也很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秋色不殊，而江山易主，亡国的悲惨局面，使作者不能不感到愤慨。他凭吊古代的勇士，以要离的精神自励;但他也感到孤独无援，形势比东晋时士大夫们于新亭相聚对泣的情景，更为难堪。但他抗清的意志，却依然坚毅顽强。在组诗的第十首表示，尽管缺乏愚公移山之力，也要像张良、诸葛亮那样待时而动，施展平生抱负:“岂惜余生终蹈海，独怜无力可移山!……圮上隆中俱避地，侧身怀古一追攀。”组诗的艺术风格，更显得悲壮苍劲，与沉痛激愤的思想内容相适应。
陈子龙的挚友吴伟业，虽然晚节稍逊，但是对陈子龙诗歌成就的评价，还是很公允的:“(卧子)负旷世逸才”，“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又称:“几社名满天下，卧子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想见其人也。”[78]朱云子论其各体诗的特色与发展变化过程，也很切实:“卧子五古，初尚汉、魏，中学三谢，近相见辄讽太白诸篇，其才性故与相近，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视《长安》、《帝京》更进一格。五律清婉，七律格清气老，秀亮澹逸，绝句雄丽。由其才大，靡所不有，宽然有余。”[79]陈子龙诗歌成就最高的是七古和七律，王士祯尤赞赏其七律“沈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80]。陈田《明诗纪事》辛籤卷一引《陈李倡和集》夏允彝云:“陈子之诗，荡逸明华，摅写雄质。”徐孚远云:“陈子之诗，澹动溢丽，发言舒卷，有若明霞。”宋存楠云:“卧子其源出于太白，文多超逸之风，若其凉壮明秀，则龙标、右丞之流亚也。”此三人之论，可谓知音。而陈田按语:“忠裕虽续何、李、李、王之绪，自为一格，有齐、梁之丽藻，兼盛唐之格调。早岁少过浮艳，中年骨干老成，殿残明一代诗，当首屈一指。”尤为允当。陈子龙与几社名士，都曾致力于词的创作，形成云间词派，为清词中兴起了铺垫作用。他对词坚持“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认为必须“婉约浓逸”，与他诗中雄浑高迈的风格截然不同。但在词的内容方面，除了表现男女之间离情别绪以外，也抒发明亡后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例如《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寓意深远含蓄，语言清丽，善于将抽象的事物用生动形象的画面表现出来。故其词深为清词作家王士祯、邹祗谟、沈雄等人所推许，在全集中存词一卷。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号存古，别号小隐，又号灵首(一作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的父亲夏允彝和老师陈子龙，都是明末江南名士，几社的领袖人物，砥砺名节，议论朝政，与复社声息相通，颇得人望。夏完淳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思想意识、气节文章，都深受其影响。他聪明早熟，能诗善文，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自身的天赋素质以外，环境的熏陶是很重要的因素。同时，也由于封建士大夫的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影响，对农民起义怀有阶级偏见，李自成推翻明朝政权那年(1644)，夏完淳才14岁，他曾约同杜登春等“西南得朋会”[81]会友，以“江南少年”名义，写信给四十家乡绅，劝他们输财助饷，举义勤王;得知崇祯帝上吊自杀，他又聚众哭祭致哀。清朝统治者入关镇压了农民起义，建立起清王朝，民族矛盾急剧上升。1645年5月，清军大举南下，南都弘光政权沦亡，在“玉鼎再亏，金陵不复;公私倾覆，天地崩离”[82]之际，夏完淳跟他父亲和老师，义愤填膺，积极投入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旋因兵败，夏允彝预写绝命词，投水自杀。1647年5月，陈子龙被捕，解往南京途中，断索跳水自尽。在此前一年春，夏完淳和陈子龙、钱栴歃血为盟，共同谋划倡义，并上书南明鲁王，鲁王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完淳到吴昜军中任参谋。陈子龙殉难后不久，夏完淳也因上表鲁王谢恩之事被发觉，遭到了逮捕，送进南京监狱。洪承畴诱劝他投降，遭到他严词痛斥，使洪承畴“色沮无以应”。他被杀害时，才17岁。
夏完淳不但是少年民族英雄，而且是早熟的作家，现存诗词三百多首。他的前期作品，受复古派的影响，多是模拟六朝以前的诗;14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血与火的斗争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以后，写了不少慷慨悲壮而又清新明朗、表现民族气节的诗篇。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丰富的著作，除诗词外，还有赋、曲和杂文，清嘉庆年间，王昶、庄师洛搜集他的作品，编刻为《夏节愍全集》。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改题为《夏完淳集》出版。
夏完淳在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进行抗清斗争，矢志报仇雪恨，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诗篇，例如在辗转斗争中写的《鱼服》:
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
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
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
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应是1646年吴昜第二次在太湖地区举兵抗清失败后，作者隐匿民间进行秘密活动期间写的。他是吴昜军中参谋，在向嘉善溃退时，和大军失去联系，虽只身流离，仍坚持抗清斗争，继续在外活动。他在《大哀赋》中描述这段生活时说:“龙衣逝矣，鱼服困焉”，“国亡家破，军败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弦”。这首诗，正是抒写这种生活感情，表示他抗清的决心。前半首是对在吴昜军中战斗生活的回忆。作者以雄健的笔触，饱含着杀敌报仇的强烈感情，来描述这段难忘的经历，气势奔放，形象生动，并从感情上为下文作了衬垫。后半首是写兵败以后他的流离生活和悲愤心情。当时抗清的军事形势很不好，他的处境也更加困难，但他抗清的意志却因仇恨深积而更为坚强了。诗中的叙事和抒情都围绕“茫茫恨”和“矢报仇”这一全诗主线。诗中用了“缟素秦庭”的典故，可能在秘密活动中曾向当时江浙一带残存的抗清武装求援。有人推测他曾去与荆襄十三家农民起义军联系过，也可备一说。
写得最真挚感人的是《细林夜哭》:
细林山上夜乌啼，细林山下秋草齐，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去年平陵鼓声死，与公同度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天地跼蹐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烈皇乘云御六龙，攀髯控驭先文忠。君臣地下会相见，泪洒阊阖生悲风。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这首诗是作者被捕后，在解往南京途中，船经细林山下，为悼念他的老师和战友陈子龙而写的。在抗清的残酷斗争中，夏允彝因兵败自杀，陈子龙在细林山一带进行秘密活动，作者曾到山中和陈会晤，所以这次重经山下，百感交集，写了这首十分沉痛的诗。开头四句，是写他这次经过细林山下的情形。萧瑟的秋夜，乌鸦的悲鸣，与他因抗清被陷入罗网、命在旦夕的心情，交融一起，对于这种难堪的处境，他不是写得哀愁欲绝，而是化被动为主动，用“乘风直下”的豪语，来表现他视死如归的精神。“却忆”以下八句，是回忆过去一个深秋季节他到这里会晤陈子龙的情形，结合当时地下斗争的环境，着重描写陈子龙的为人，同时也表明他们在抗清事业中结成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情谊。“去岁”四句，写他和陈参加吴昜军失败后的一段经历。前两句实叙他们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后两句则是虚写，表示对战斗的向往和继续抗清的强烈愿望，过渡到下文。“潇洒”四句，写陈策动吴胜兆反正遭到失败，又因逃避敌人追捕，不得不离开这里。“聊城飞矢”与“旌旗映山”相应，借想象中的情景表述未遂之志，以加强悲壮的气氛。“天地”以下八句，写陈的被捕自杀和他对陈的悼念。“当年国士恩”，是对“酒酣睥睨意气亲”的补充，上下暗相呼应，更突出他们之间情谊之深笃。“我欲”四句，表述自己事与愿违的不幸遭遇，进一步抒写“肠断当年国士恩”的悲愤之情，他继陈之后也被敌人拘捕，兴兵再战和抚孤复仇的愿望已无实现可能。“呜呼”以下数句，紧接上文，以表态作结。他描述了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必死的决心，表示决不辜负陈对他的期望。“霜寒月苦行当来”，再次点明秋夜，与篇首情景相应，并与“昔日曾来访白云”形成两层意思，一是生前相访，意气益亲;一是死后来归，魂魄无愧，以死生不变来表明他们情谊之深。尽管作者当时心境极端痛苦，但是诗的基调是高昂的，意象开朗而不阴郁，“身在罗网且莫哀”，可以概括说明这首诗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这种民族气节，应充分肯定。至于他的民族气节与忠君孝亲以及“士为知己者死”等思想相联系，对一个封建时代的爱国志士来说，也是很自然的，无可挑剔。全诗具有一种悲壮的诗意美，它的艺术感染力在于，处最险恶之境，对老师和战友深挚崇高的感情和至死不屈、义无反顾的为国牺牲精神。以精警生动的语言，在写景、抒情、叙事过程中，再现了诗人、战士的壮美形象。
据记载，夏完淳从被捕到牺牲这两个月中，一直坚持斗争，敢于蔑视敌人，在被解送的路上“吟咏不绝”，在狱中“谈笑自若”，就义时“意气扬扬”“神色不变”。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诗歌，称为《南冠草》。除上述《细林夜哭外》，还有《吴江夜哭》是哀悼战友吴昜的，悲愤凄怆之情，也扣人心弦。被捕离家时写的《别云间》诗写道:“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他是为国家沦亡，有志未竟而将赴九泉感到悲痛。但他在这时还寄希望于下一代，在《寄内》诗中对妻子说:“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儿。”对他的外甥说:“大仇俱未报，仗尔后生贤。”[83]他矢志报国，置生死于度外:“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84]他感到自愧的是:“从军未遂平生志，遗恨千秋愧请缨。”[85]是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恨。
夏完淳在南京狱中，还写了著名的文章《土室余论》、《狱中上母书》等，充分展现了这位仅仅17岁的民族英雄视死如归的精神:“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吞声归冥，含笑入地。”禀告母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至死不忘为国报仇，坚信为国而死，死得其所。这种刚毅壮美的内心世界，这种崇高的生死观，至今仍然有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沈德潜评曰:“存古生为才人，死为雄鬼。汪踦不足多也。诗亦高古罕匹。”
夏完淳的词，在晚明云间词派中，也是很有特色的一家。受“诗庄词媚”传统的影响，词与诗的艺术风格，自然不同，而爱国之思则一脉相通。试以《烛影摇红·寓怨》为例，以见一斑:
孤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梦断人肠，静倚银待。隔浦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乃。梨花带雨，柳絮如风，一番愁债。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
联系作者接受鲁王对他的任命，积极从事地下抗清活动，联络其他反清武装，但均告失败的现实，所寓之怨，也就不难领会。静待佳期云云，是以词借男女之情喻君臣、朋友之义的传统表现手法，抒发抗清之志未酬的惆怅愁绪。下半阕今昔对比形成的意境，比李清照《永遇乐》中回忆“中州盛日”的心情，更为沉郁哀痛，南宋毕竟还有半壁江山，明朝则已亡国，“繁华难再”矣。张惠言《蕙风词话》卷五评此词“声哀以思与《莲社词》‘双阙中天’阕，托旨略同”。赵尊嶽《夏内史词》云:“《烛影摇红》一阕，以视功甫何遽让茲!”又《惜阴堂刻明词提要·夏内史词》更云:“而《烛影摇红》一阕，尤为明季诸家之冠。其忠愤之怀，字里行间，一一流露，可以入宋贤之宝矣。”
【注释】
[1]见韩愈《昌黎先生集》卷十八《答刘正夫书》，四库全书本。
[2]见韩愈《昌黎先生集》卷十六《答李翊书》，四库全书本。
[3]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则云:“评明人诗者，不及王道思，然道思五古文理缜密，足以嗣响颜、谢。而论者辄言:‘文胜于诗。’非知音识曲者也。”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4]详见第二节论及李梦阳时所引《再与何氏书》。
[5]所引唐顺之文，均见《荆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本。
[6]见黄宗羲《南雷文约·答张尔化论茅鹿门批评八大家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7]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对书中评语“称关壮缪为关寿亭”之谬误及“文既卑卑，诗亦庸钝”，予以嘲讽。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认为“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因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钝……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若鹿门所讲起伏之法，吾尤不以为然。六经、三传，文之祖也，果谁为之法哉?能为文，则无法如有法，不能为文，则有法如无法。……文章体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异。”而《明诗纪事·戉籤》卷二陈田按则云:“《唐宋八大家文选》自朱伯贤始，明中叶未盛行。自唐应德、王道思矫北地剿袭秦、汉之弊，顺甫选《八家文钞》盛行于时，可称好事。”
[8]见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引自《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归有光》，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9]方苞:《书后题跋·书归震川文集后》，引自《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归有光》，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10]见袁中道《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11]见王鸿绪《明史稿·耿定向传》，雍正间王氏敬慎堂自刻本。
[12]李贽:《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13]李贽:《藏书·列传·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李贽:《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15]李贽:《焚书》卷四《因纪往事》，中华书局1974年版。
[16]李贽:《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74年版。
[1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卓吾先生李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8]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中华书局1974年版。
[19]引文均见于《童心说》。李贽并不是否定儒学经典，而是批判利用儒学经典欺世盗名、口是心非的伪道学。
[20]李贽:《藏书》卷四十《司马迁传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www.xing528.com)
[21]李贽:《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
[22]李贽:《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
[23]李贽:《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
[24]李贽:《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中华书局1974年版。
[25]袁宏道在《龚惟长先生》中谈及人生“真乐有五”，大致云:“目极世间之色，身极世间之鲜……宾客满席，男女交舃，浊气熏天，珠翠委地……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末期风流名士的人生态度，固然有反伪道学的意义，但其玩世不恭、纵欲享乐、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也作了自我暴露。这种人生观是不足取的。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6]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九，《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7]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瓶花斋集之六·雪涛阁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8]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瓶花斋集之六·雪涛阁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9]袁宗道:《白苏斋集·论文(上)》，台北伟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30]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二《阮集之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1]张廷玉等:《明史·文苑三·李攀龙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2]李梦阳:《空同集》四七，《潜虬山人记》，四库全书本。
[33]王世贞:《艺苑卮言》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4]钱伯城编:《袁宏道集笺校·锦帆集之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5]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二十，台北伟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36]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二十，台北伟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37]钱伯城编:《袁宏道集笺校·瓶花斋集之六·叙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8]钱伯城编:《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9]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九，《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0]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三，《中郎先生全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1]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二，《阮集之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2]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解脱集之四·张幼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3]雷思沛:《潇碧堂集序》。见《袁宏道集笺校·潇碧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4]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锦帆集之四·丘长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5]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七，台北伟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46]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钟伯敬增订《叙陈正甫会心集》云:“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寿存参张公七十序》则云:“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时代图书公司重印本。
[4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别集类·存目六·袁中郎集》，在肯定公安派的特色与所起作用后指出:“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持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观于是集，亦足见文体迁流之故矣。”其实三袁还是有学问的，其弊在于公安派的末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48]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二十一，时代图书公司重印本。
[49]见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下册《文钞》，上海书店重印本1982年版。
[50]周晖:《金陵琐事》，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明万历刊本。
[51]钱伯城编:《袁宏道集笺校·解脱集之四·伯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2]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第十三《袁稽勋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3]见袁中道《游居柨录》，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
[54]见张廷玉等《明史·文苑·袁宏道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55]见袁中道《珂雪斋集·中郎先生全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6]见《鲁迅全集·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7]见《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集二集·招贴即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8]见《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集二集·招贴即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9]见《鲁迅全集·花边文学·点句的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0]袁中郎集的刊本有多种，而较通行也易见到的是钟伯敬增订本《袁中郎全集》;20世纪30年代时代图书公司重印的《袁中郎全集》虽然有失误处，但是也有提供方便之功。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钱伯城笺校本，较为完善。
[61]见张廷玉等《明史·文苑四·钟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又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对钟惺之为人，持批判态度:“任福州提学副使，大通关节。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山，而后即路。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坐是沉废于家，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
[62]钱钟书:《谈艺录·二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补订本)。
[63]钱钟书:《谈艺录·二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补订本)。
[64]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第十二《钟提学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5]此为《四库总目·别集存目》对谭元春《岳归堂集》所作的批评性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66]详见《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7]此书是刘侗和于奕正合作的成果，于采访事实，刘撰写成书。对北京地区名物风景、岁时习俗等作了翔实的记述。
[68]据张岱《琅嬛文集》转录沈启无《近代散文抄·王谑庵先生传》云:“万历甲午，以弱冠举于乡。”按此推算，季重当生于万历二年(1574)。本传又说:“七十二考终”则卒于南明永历元年(1647)。
[69]载张岱《琅嬛文集·王谑庵先生传》。
[70]据此计，张岱享年82岁。但《南疆逸史》卷四十三、《小腆纪传补遗》卷三，均云“年八十八卒”。
[71]张岱自作《墓志》云:“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72]见《琅嬛文集》卷一《梦忆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
[73]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74]钱谦益(1582—1664)、吴伟业(1609—1672)在明末诗坛上已负盛名，但在文学史上，已列于清初作家，故其诗歌成就，不宜与陈子龙较高下。
[75]见《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陈子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76]见陈子龙《仿佛楼诗稿序》。
[77]见《陈子龙诗集》附录三《三子诗序》，序云:“三子者何?李子雯、宋子徵舆及不佞子龙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8]吴伟业:《梅村诗话》，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79]引自朱彝尊《明诗综》卷七五，四库全书本。
[80]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81]夏完淳杜登春等人倡议组织的西南得朋会带有几社后继的性质、“”，。
[82]夏完淳:《夏完淳集·大哀赋并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83]夏完淳:《夏完淳集》卷四《寄荆隐女兄兼武功侯甥》，中华书局1959年版。
[84]夏完淳:《夏完淳集》卷四《柬半邨先生》，中华书局1959年版。
[85]夏完淳:《夏完淳集》卷四《由丹阳入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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