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公安派的盟军与诤友

四、公安派的盟军与诤友——竟陵派

在公安派影响下出现的竟陵派，是公安派反复古主义的盟军，又是矫正公安派弊病的诤友。在明代诗文革新过程中，是个别开生面、独标一帜的文学流派。湖北竟陵(今天门市)人钟惺、谭元春，是这个文学流派的领袖。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别号退庵。祖籍江西永丰，出生于天门皂市。生父钟一贯，曾任江苏武进县训导。钟惺17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6岁进士及第，授行人司，稍迁工部主事，不久改南京礼部祠祭主事，进仪制郎中。擢福州提学佥事，以丁父忧归，卒于皂市故居。

钟惺“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61]，但勤奋好学，潜心著述，与谭元春合作，评选《诗归》(唐人之诗为《唐诗归》，隋以前诗为《古诗归》)。官南都时，在秦淮水阁读史，经常至深夜，将自己的见解随手记下，著为《史怀》十七卷。晚年丁父忧居家期间，研究佛经，直至去世。他的著作很多，其代表作为《隐秀轩集》。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又号寒河。故居在今天门新堪乡谭家垸，自幼聪慧。万历三十二年(1604)结识钟惺，深得钟的赏识，遂为忘年之交。但是他在科举道路上却不得志，自16岁为诸生后，乡试屡次落选，直至天启七年(1627)，即钟惺去世二年后，才中湖北乡试解元。崇祯十年(1637)第三次赴京会试途中，死于长辛店。著作除与钟惺合作选评《诗归》外，尚有《谭友夏合集》23卷(包括《岳归堂新诗》、《鹄湾文草》、《岳归堂已刻诗选》及《诸稿自序》)。

竟陵派在文学主张上，和公安派的相同之处，是反对模拟，强调抒写性灵;同时又矫正公安派“近平近俚”的弊病。钟惺在《与谭友夏书》中指出:“口头笔端，机锋圆熟，渐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称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患最不易疗。”模拟剿袭之作，势必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因此，他在《周伯孔诗序》中，特别称赞伯孔“每欲自为伯孔”，意即在作品中表现出作家的个性、气质、精神面貌，在《问山亭诗序》中，也是从独创性的角度来肯定袁中郎、王季木的:

……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石公恶世之群为于鳞者，使于鳞之精神光焰，不复见于世，李氏之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矣，是岂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诣，所为诗有蹈险经奇，似温、李一派者，乃读其全集，飞翥蕴藉，顿挫沉着，出没幻化，非复一致，要自成其为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语。使季木舍其为季木者，而以为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见许于韦苏州者也，亦乌在其为季木哉?

“势有穷而必变”，这也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穷，就是僵化、绝对化、扼杀了文学艺术的生命，只有变革，才有发展的前途。前后七子以复古求革新，曾经取得扫清台阁体的效应，但是由于误入模拟剽窃的魔道，先后引起唐宋派、公安派的反对;特别是袁中郎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曾使文坛面貌焕然一新，可是效颦中郎者却走入以鄙俚肤浅掩饰空疏的穷途，而失去中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精神实质。钟惺赞许王季木“奇情孤诣”、“蹈险经奇”、“飞翥蕴藉，顿挫沉着”，也正是他自己的创作主张。

钟惺在《诗归序》中，很明确地反对从“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的角度去学古，而强调“求古人真诗所在”，他说:

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

谭友夏作的《诗归序》也说:

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满寥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之咨嗟彷徨者，此诗品也。

这两段话，是很能概括竟陵派的创作主张和审美理论的。所谓“幽情单绪，孤行静寄”是与肤浅鄙俚相对而言的，意即诗歌要具有含蓄幽深之美，要经得起仔细的咀嚼品味，而不是一览无余。所谓“孤怀”、“孤诣”、“孤行”，也就是具有作家个性的独创精神;当然，这种含蓄幽深之美和独创性，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领会，只有“一二赏心之人”才会感受到这种美的意趣，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融会沟通，是很难得的。

应该说，竟陵派在矫正公安派“近平近俚”方面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他们在强调“幽情单绪，孤行静寄”时，不免有神秘化、晦涩险怪之弊。不过，他们也写了不少清新流畅的诗篇，其诗歌艺术风格是“幽深孤峭”，但是也有明朗清秀之诗。例如钟惺赴京应试途中作的组诗《江行俳体》十二首，将途中见闻予以生动的描绘，既有自然山水的优美图画，也有风俗人情和游子心态的真实写照，试举一首，以见一斑:

村烟城树远依依，解指青溪与翠微。

风送白鱼争入市，江过黄鹄渐多矶。

家从久念方惊别，地喜初来也似归。

近日江南新涝后，稻虾难比往年肥。

诗中描写了沿江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渔民上市卖鱼的繁忙景象，异乡景色顿然间使诗人忘却思念家乡之情，但是看到江南发生水灾，自然地想到由此给人民带来的困难。读来有清新真切之感。钟惺某些感时伤世之作，也表现出他以清醒的头脑观察现实的严峻态度，如《邸报》诗中写道:“野人得寓目，吐舌叹且悸，耳目化齿牙，世界成骂詈，哓哓自哓哓，愦愦终愦愦。”使诗人为之吐舌惊叹的是，《邸报》上所载“数十万余言，两三月中事”，无非是朝廷中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的情况，昏愦的官僚误了国家大事。在《王文肃公专祠》诗中谴责宰相(首辅王锡爵):

年来误国人，巧于逃大戮。

不居权奸名，畏以庸自赎。

大臣系安危，庸即同凶族。

误国的大臣，巧妙地逃脱杀头之罪，不背权奸的恶名，只称平庸无能聊以塞责。其实大臣之责关系国家安危，平庸误国与弄权祸国，同样都是国之罪犯。诗人对祸国殃民的大臣，作了猛烈的抨击、辛辣的嘲讽。钟惺甚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昏庸的君主神宗，在《辛亥元日早朝》诗中写道:“却忆庚寅元日事，廿年天语不曾通。”敢于讥刺神宗皇帝二十年不视朝，是需要勇气的。

自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州卫龙虎将军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叛明自立，辽事成为晚明边患的严重问题。天启年间，形势更加恶化。钟惺对辽阳战局非常关心，这在他写的《丘长孺将赴辽阳留诗别友意欲勿生壮惋之馀和以送之》、《辽阳陷后闻友人张任甫先赴参谋之召得书询知尚未出关欣慨交心勉其后图》等诗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谭元春前期的诗歌，语言更为质朴，意境明朗。例如他的咏物诗《客夜闻布谷》:(www.xing528.com)

百鸟宵正寂，鸣蛙窗未起。布谷何处啼，关我乡园喜。

昨得湖田信，新雨润一指。日者谅已耕，田事皆经始。

莫我出门来，事事后乡里。赖有此声切，或入家人耳。

由闻布谷鸟的啼鸣，联想乡园喜讯，家信中说“新雨润一指”，因此很自然地料想家中开始忙于春耕了，不会因为自己出门，而误农事;赖有布谷鸟与家人传递信息，可以无虑。全诗前后呼应，层次分明，语言朴素晓畅。他们的有些诗，语言显得奇险苦涩，但却耐人咀嚼寻味，苦涩而不枯燥，有似吃橄榄。例如钟惺的《西陵峡》诗，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过此即大江，峡亦终于此。前途岂不夷?未达一问耳。辟入大都城，而门不容轨，虎方错其牙，黄牛喘未已。舟进却湍中，如狼疐其尾。当其险夷交，跳伏正相踦。回首黄陵没，此身才出匦。不知何心魂，禁此七百里。梦者入铁围，醒犹忘在几。赖此历奇奥，得悟垂堂理。

初看起来，是有险怪艰涩之感，特别是没有见过三峡风光的读者，就更难领会。但是仔细地反复吟哦，就有如亲临其境，“幽深孤峭”的诗歌艺术风格，与三峡奇奥险怪之美，非常协调相称。

竟陵派的诗，也确实是有缺点的。钟、谭辈的“才情词气，盖远在公安三袁之下”^[62]，也是事实。“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喜隐秀，只得扦格”。他们论诗的见识，比诗歌创作实践要高明一些。所以钱钟书先生说:“然以说诗论，则钟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盖钟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故未可一概抹摋言之。”^[63]他们往往不适当地多用虚词，弄得诗境支离破碎，文理不通。

竟陵派的散文，意蕴较丰富，有些作品能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地，如钟惺的《夏梅说》，以极其简短的篇幅，寓颇为深刻之理，借世人不论雅俗，都于寒冬梅花盛放之时争赴观赏的“梅花热”现象，讽刺趋炎附势的世态人情，并就友人董崇相作夏梅诗、同仁作和诗、画夏梅图相赠之事，进一步借题发挥，抒其愤世嫉俗之情。

夫世固有处极冷之时之地，而名实之权在焉。巧者乘间赴之，有名实之得，而又无赴热之讥，此趋梅于冬春冰雪者之人也，乃真附热者也，苟真为热之所在，虽与地之极冷，而有必辩焉，此咏夏梅意也。

寓理于叙事之中，词意明晓，文笔也流畅，且含有理趣，不失为优秀的小品文。钟惺的《浣花谿记》，写得曲折有致，以简洁清秀的笔调，写出浣花谿所经流过的自然风景、名胜古迹的特色。在简要地写了杜工部祠后，抒发了作者的感想:

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难之于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这比单纯记叙名胜古迹的散文意蕴要丰富得多。在游记体散文中，或寓理，或寓情，从而使文章更富有生气，这恐怕是受宋代散文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的启发。尺牍当然不如袁中郎，但钟惺的个别书信，也可于寥寥数语中见其性情。如《与陈眉公》:

相见甚有奇缘，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见，恐识力各有未坚透处，心目不能如是之相发也。朋友相见，极是难事。鄙意又以为不患不相见，患相见之无益耳。有益矣，岂犹恨其晚哉?

这比通常结识好友有“相见恨晚”之感，就更深了一层，也显得更真率。

谭元春的游记体散文，有些作品显得冗长，缺乏剪裁，无景不写，平铺直叙，但就某些片段景观来看，却写得很有特色，非常精彩。例如《游南岳记》描写祝融峰云海奇观，曲尽其妙:

由(上封寺)寺后上祝融峰顶，新庵旧祠，仙往客来，四顾止有数人;数人止，各据一石。晴漾其里，云缝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无主，觉万丈之下，漠漠送声，极意形状之，转不似。谭子顾周子语:“奇光难再得，愿坚坐以待其定。”周子许焉。久之云动，有顷，后云追前云不及，遂失队;万云乘其罅，绕山左飞，飞尽日现，天地定位，下界山争以青翠供奉，四峰皆莫能自起。远湖近江，皆作一缕白。

从小品文的角度来欣赏，写得更有意趣的，是谭元春的“三游乌龙潭”，分三篇来写，每篇都很短小而各有特色。“初游”简略地勾画了友人茅止生建水轩、亭、阁于乌龙潭的优美环境，并由茅子倡议以筏游潭，于是很自然地有“再游”、“三游”之趣。二游主要写雨中乌龙潭雷声电光的奇幻景象，以及同游者的神情姿态;三游则以写“残阳接月”之时乌龙潭的自然景色。从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中，可以看出竟陵派所追求的幽深、朦胧的美学意境。例如谭元春《三游乌龙潭记》中对晚霞月色的描写:

是时残阳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水地霞天，始犹红洲边，已而潭左方红，已而红在莲叶下起，已而尽潭皆，明霞作底，五色忽复杂之。下冈寻筏，月已待我半潭，乃回篙泊新亭柳下，看月浮波际，金光数十道，如七夕电影，柳丝垂垂拜月，无论明宵，诸君试思前番风雨乎?相与上阁，周望不去，适有灯起荟蔚中，殊可爱，或曰:“此渔灯也。”

从晚霞映照的渐进过程中，写出了彩霞的动态之美;而从对“月浮波际”与渔灯的映衬描写中，更显出月夜的幽静之美。整个意境蕴含着诗情画意，竟陵派的这类散文，对晚明的散文作家，如王思任、张岱等人，是有影响的。

总上所述，竟陵派在文学理论上是有建树、有贡献的，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有其独创性，虽然也有很明显的缺点，但是在明代文学史上，有其不可取代、更不应该抹杀的地位。钟、谭选评的《诗归》，也不失为一部有特色、有价值的诗歌选集。钱谦益固然是钟、谭好友，但是出于门户之见，不免有文人相轻之意，过分地贬抑他们:

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摘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64]

这是以偏概全，把局部性的缺点予以夸大、片面化的批评，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是不切实际的，朱彝尊《静居志诗话》、毛先舒《诗辩坻·竟陵诗解驳议序》，乃至《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七·岳归堂集》提要，都有所訾议，甚至嗤笑挖苦，极为尖刻:“天门钟惺更标举尖新幽冷之词，与元春相唱和。评点《诗归》，流布天下，相率而趋纤仄。有明一代之诗，遂至是而极弊，论者比之诗妖，非过刻也。元春之才较惺为劣而诡僻如出一手。日久论定，徒为嗤点之资。观其遗集，亦足为好行小慧之戒矣。”^[65]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中，对竟陵派也贬多褒少。近年来，多有为竟陵派作翻案文章的^[66]，似乎又有矫枉过正之嫌。

受竟陵派影响并有所成就的是刘侗(约1598—约1636)，由他执笔的《帝京景物略》^[67]，被视为竟陵体语言风格的代表作之一。竟陵派的追随者蔡复一、张泽、华淑等人，则是竟陵派文风的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