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安派的影响
公安派的文艺思想与创作，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52]《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六》在论及《袁中郎集》时，谓“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实际上也是对公安派的评价，公安派扫除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对文坛的影响，改变诗文风尚，形成以清新轻俊为基本特征的公安体。在文学史上的这一杰出功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不必掩饰其瑕疵，袁中道在《蔡不瑕诗序》中就对中郎诗之“疵”与“美”，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述，中郎的诗文如《锦帆》、《解脱》等集，“意在破人之缚执，故时有游戏语，盖其才高胆大，无心于世之毁誉，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53]。但影响所及，也为一些不学无术而效颦公安体者提供了一条捷径，“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54]。钱谦益在称赞中郎的同时，就很尖锐地批评其流弊:“机锋四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煽，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这一批评有以偏概全之弊，夸大了局部性的“疵”，把东施效颦的公安末流之过，全归之于中郎，未免不公。“况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诘，有杜陵，有昌黎，有长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天假以年，不知为后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55]自《破砚集》以后，即袁中郎生命的最后四年，也正是他学问才识与创作最佳时期，可惜死得太早，年仅43岁。
直接继承公安派反复古主义传统的，是当时在湖北出现的竟陵派，它是公安派的盟军，而以“幽深孤峭”矫其戏谑鄙俚之弊。在清代，如性灵派的首领袁枚，启蒙时期诗人龚自珍，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期诗人黄遵宪，他们的理论和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公安派的影响。总之，从明末以后，在与复古主义进行反复斗争中，公安派的理论成了反复古主义的有力武器。特别是“五四”新文学革新运动，固然是受西方科学与民主新思潮及其文艺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但是，无可否认，在相当程度上也受了公安派反复古主义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影响。无视我国进步的文化传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把“五四”时期胡适的代表作《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作认真的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www.xing528.com)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等人提倡晚明小品和抒写性灵，受到了鲁迅的批评。这并不是鲁迅否定公安派，而主要是因为在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把公安派“独抒性灵”的进步含义抽象化、神秘化，忽略袁宏道等人关心时政、同情人民疾苦、积极干预生活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小品文应以闲适为主，而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漠不关心，追求幽默的艺术趣味;加上当时出版的《袁中郎全集》、《晚明二十家小品》等书在点校方面的疏漏，因而引起鲁迅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鲁迅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不要强调以闲适为主。他说:“……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56]二是不要歪曲袁中郎的真实面貌。鲁迅深刻地指出，中郎除了闲适、幽默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面……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指顾宪成)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57]。而林语堂等人抬出袁中郎作招牌，来提倡小品文，却忽视了中郎“关心世道”的一面，所以鲁迅认为是把袁中郎“撕破了衣裳”，“画歪了脸孔”，并尖锐地指出:“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58]三是从对文化遗产的整理要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出发，批评有人点校《袁中郎全集》断句的失误，指出:“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59]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来考察，鲁迅的意见是中肯的。[60]不能以当今对林语堂等人的肯定性评价，去否定鲁迅当年对他们的批评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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