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二)公安派的主张

(二)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公安派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反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异乎封建传统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他们以启蒙主义为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使文艺理论的面貌焕然一新。

袁氏兄弟原来也曾走过拟古的道路。后来因为有些哲学思想问题不能解决，经罗汝芳的学生、李贽的朋友焦竑的介绍，去麻城龙湖访问李贽，相处三个多月;袁宏道既接受李贽的哲学思想，也接受其文艺观点，因而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袁中道记叙了这个转变的过程:

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26]

这段生动的描述，具体说明了公安派的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他们是直接受李贽思想启发的。李贽的文艺观点，几乎全部为公安派所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因时势而变，各有其时代特色。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变化，促使文学体制、风格及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发生变化，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袁宏道在《与江进之》信中，就阐明文学演进变化的道理:

其繁也，晦也，乱也，艰也，文之始也。……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其简也，明也，整也，流丽痛快也，文之变也。……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张、左之赋，稍异扬、马，至江淹、庾信诸人，抑又异矣;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益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

说明同一文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事、物态、语言的更易，必然要使文体本身也不断地演进变化，这是历史的规律。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还指出文学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才能有不断的创造:“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文学艺术贵在创新。袁宏道比李贽的文体形式变化论更高明，他能从矛盾、发展的角度来论述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艺术风格的变化:

矫六朝骈俪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滔滔莽莽，有若江河。^[27]

一种倾向势必引出另一种倾向来加以矫正、补充，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推动文学的发展。因此，他们并不是简单、片面地反对复古，对于以复古来矫正“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28]的弊端，倒是肯定的。袁宗道也从拨乱反正的角度对李梦阳有所肯定，认为他的拟古“犹不甚可厌”，“且空同诸文尚多己意，记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衔俱用时制”^[29]。袁中道更称赞李攀龙的历史功绩:“国朝有功于《风雅》者，莫如历下，其意以气格高华为主，力塞大历后之窦，于是宋、元近代之习为之一洗。”^[30]

第二，反对文学复古倒退，反对模拟剽窃，复古主义的文学史观，实质上是文学倒退论，一代不如一代。“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31]李梦阳甚至说;“唐无赋”，“宋无诗”^[32];王世贞也说:“唐之文庸”，“宋之文陋”，“元无文”。^[33]概括为纲领性的口号就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因而势必导致创作观上的模拟剽窃，模拟古人之作越像越好，把古人之作只换几个字，就算是自己的佳作。公安派则认为古与今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好坏高低的标准。袁宏道在《与丘长孺》信中说:

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矣。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34]

对古今厚薄能作辩证的具体分析，然后说明不要简单看待古今谁高谁低的问题，这是很精辟的见解。袁中道在《解脱集序》中也说:“文章之道本无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可见袁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公安派肯定以复古求变革，但反对复古倒退，反对以模拟剿袭代替创作。袁宗道《论文上》极力抨击复古派模拟的恶果:

空同不知，篇篇模拟，亦谓反正。后之文人遂视为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语不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迨其后，以一传百，以讹益讹，愈趋愈下，不足观矣。^[35]

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学古，而是反对形式主义的剿袭古人，主张从精神上批判继承:“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圆领方袍，所以学古人之缀叶蔽毛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学古人之茹毛饮血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肴核之内也。”袁宗道在其《论文下》中对模拟剽窃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他认为有真情实感、真知灼见，才能写出有特色的文章，不然，就流于模拟雷同。他以演戏的程式化比喻写文章的模拟:“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浮泛无学无识之徒，强欲“立言不朽”，也只能乞灵于剽窃:“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鸿钜之裁，自非行乞左、马之侧，募缘残溺，盗窃遗矢，安能写满卷帙乎!试将诸公一编抹去古语陈句，几不免于曳白矣。”他尖锐地指出:“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闲力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36]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更明确地斥责了复古派及其模拟剿袭之风的流弊: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阐明了复古模拟的错误实质:取消有各个时代特色的文学创作。文学的特质就在于创新，要与时俱进。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一针见血地指斥复古、袭古是不识时务:“唯识时之士，为能堤其隤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他在本文中还进一步指出“以剿袭为复古”的危害性:“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驺子，共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以模拟剿袭为成法，势必窒息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聪明才智，而使诗歌创作庸俗化，束缚作家的创造性，形成公式化之风，扼杀了艺术生命，出现这种现象，确实是可悲可耻的!因此强调“务矫今代之蹈袭之风”，要“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针对模拟古人、剿袭成法的弊病，袁宏道提出了自己卓越的创见:“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37]这也是构成公安派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

第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变以存真”，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性与创造性。假古董是没有生命力的。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习气故也。”^[38]无个性特点，势必失真，流于虚假;不求变化，被格套所束缚，就会千篇一律，公式化。所以他在否定模拟雷同之作的同时，高度赞赏“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民歌，认为这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他也是从诗歌表现作者真实感情的角度，肯定小修诗“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袁中道的观点与袁宏道一致，而又有所发展，并能修正袁宏道的偏差。他既厌恶只效法盛唐一二家“浸成格套”，也不满趋于俚俗的新格套。他称赞宏道的诗文:“俱从灵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了不与世匠相似。”^[39]实际上也表述了中道自己的文艺观点，都强调作家要抒发有个性、有特色的心灵。“独抒性灵”是公安派文艺观的核心，作家能达到这一境界，自然也就不为格套、成法所拘束;其精髓则在于“真”，而不在于“俚易”。因为批评公安派的人或仿效它的人，并没有理解“性灵”的精髓所在，所以中道特别作了辨析，说明其主张的精神实质是“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笔之间”^[40]。他从文学发展过程中，指出一种倾向矫正了一种倾向，又产生一种必须予以矫正的流弊，这是带有规律性的，他郑重地呼吁:“今之功中郎者，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41]希望不要堕于公安派的末流。袁宏道所说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42]，其实质都是“变以存真”，离开“真”，“变”也就失去它的意义。雷思霈也正是从敢于作“真人”、说真话的角度来推崇袁宏道的:“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绝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43]有才气、胆识的真人，是最勇于在文学艺术上进行创造的。只有“真”，才有各自的特色。“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貌乎?”^[44]这些话，都是针对复古派模拟剿袭之风而发的。袁宗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之论，也包含着才识的真假问题。有意炫耀其才，这种才“亦龊龊趢趢，无纤毫之用于天下”。因为“其器诚狭，其识诚卑”，道德修养、见识才能既然是卑狭的，其本不立，在文艺创作中炫耀其才，效果适得其反;而真正注意道德修养、有真知灼见的君子，“器识深沉浑厚”，虽“口不言文艺”，但其创作可与“星日比光，天壤不朽”。^[45]

第四，提倡语言本色自然，反对陈词滥调，这是公安派文学主张的重要贡献之一。袁宗道《论文上》就是从文学语言的白话化、力求“辞达而已”这一角度，反对复古派模拟古文的，“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口语的书面化就是文章，做文章就是把想要说的话写出来。这是典型的白话文学。他还从语言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来说明文学语言语体化、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唐、虞、三代之文，无不达者，今之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并以楚地语言古今变易为例，进一步申述应以现代的语言写现代的文章，指责复古派“公然挦撦古文，奄为己有”之非。

公安派要求文学语言的变革，不仅仅是文章的难易问题，而是与他们整个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一致的，如果“句比字拟”模仿古人诘屈聱牙的语言，“独抒性灵”就不可能。语言是“性灵”的外化，是抒发性灵的手段，所以，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特别赞赏能充分为“独抒性灵”服务的“本色独造语”。这种语言，是“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的真心话，具有个性特点，不雷同于他人，这才是真正的新奇:他写诗就是“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信腕信口”，“宁今宁俗”，这样的诗，虽不似唐人，却是作者“自有之诗”。他们反对用浮泛陈腐的套语，反对矫揉做作的华丽粉饰之词，而主张用不加雕饰的本色自然、朴质流畅的语言。套语丽词是肤浅贫乏的表现，故文以质朴自然为贵。袁宏道在《行素园存稿引》中说:“大都入之愈深，则其言愈质，言之愈质，则其传愈远。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媸者必增也。”这与他们审美上的赞赏自然韵趣是一致的^[46]。在他们的诗文中，就不用华词艳句，不用典故和陈词滥调，具有本色天然之美。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十《别集类·存目六》所说:“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47]这也正是公安派诗文革新所取得的重要业绩。至于效法三袁而形成的公安派的末流，则又当另作别论。

此外，与上述文艺主张密切相关的，是他们对戏曲、小说、民歌等通俗文学的重视。因为新兴的通俗文学是出自真人的真文学，不模拟剽窃古人，表现了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特点，不受正统诗文成法所缚，语言又本色自然，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就阐明了对长篇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的喜爱，特别指出读小说的艺术享受:“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他在《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中写道:“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把《水浒》的艺术成就置于“六经”、《史记》之上，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他还认为《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称赞“《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觞政》)。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在否定复古派模拟剿袭的不良诗文风尚、指出那些雷同的诗文不可能流传于世的同时，却充分肯定了《擘破玉》、《打草竿》等民歌的艺术生命力。公安派重视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的文艺思想，显然是受李贽文艺观的影响，同时，又为金圣叹认真评论《西厢记》、《水浒》作了启迪。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也有其局限性:对于文学的功能，只强调描写自然之景和抒发个人之情，而对作家的主体意识与社会客体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文学的社会功能重视不够，责任感不强。

矫枉难免过正。他们在反对模拟剽窃、制造假古董、赝法帖时，强调真与变，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而赞赏时文(八股文)，却未免失之偏颇。袁宏道在《与友人论时文书》中说拟古“愈似愈赝，天地间真文澌灭殆尽”，是切中要害的。而称赞八股时文，主要是“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认为“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48]，离开“理虽近腐”的实质，从体裁、文词、格调、表现手法的变易新鲜来肯定八股时文，是走入了另一极端。其实八股文不仅仅是思想内容陈腐，表现形式也是僵化、千篇一律的。虽然也有少数好作品，但就总体而论，并非优秀文学。在《时文序》中也说:“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则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这是从表现形式和手法上看待新与变，带有片面性。在《科举文化与八股文》一节，我们也并没有否定八股文作为当时选拔官吏的综合性手段的合理性，但绝非培养作家的好办法。

公安派为了矫正蹈袭之风，强调“信腕信口”、自然质朴，无疑是正确的;但其末流，却把自然变成俚俗肤浅，“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因而招致非议。袁宏道自己也意识到“矫枉过正”产生的弊病，在其晚年力图补救。他说“诗文之工，决非以草率得者”，必须付出辛勤的创造性劳动，才能“穷工极变”(《与黄平倩》)。袁中道曾几次谈到中郎后期文艺观的这种变化:“诗文极清新矣，而或疑其以才轶法，此亦弟所深知，而兄所不自白者也。……论诗文，则常云:‘我近日始稍进，觉往时大披露，少蕴藉。’”(《告中郎兄文》)^[49]诗稿“数数改易”(《书雪照存中郎花源诗草册后》)，“其后亦渐趋谨严”(《游居柨录》)，这并不是从正确的主张上后退，而是在实践检验过程中的修正和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