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袁氏三兄弟的生平特点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早年成名，对白居易、苏轼非常推崇，故名其居为“白苏斋”。万历十四年(1586)，即在他26岁时，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任太子讲官，卒官右庶子。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16岁为秀才时，即在乡里组织文社，倡导诗文，成为文社领导人，享有声誉。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年方25岁。曾任江苏吴县令、顺天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考功员外郎。他是公安派的主将，在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和创作实践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十余岁，作《黄山》、《雪》二赋，五千余言，享有文名，性格豪迈，交四方名士，漫游各地。“三袁”生平的共同特点，是成就较早，只是袁中道在功名的道路上不如两位兄长顺利，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进士，年已46岁，官至南京吏部郎中。
厌恶做官，是他们的又一特点。他们虽然都参加科举，但是对当时现实感到不满，他们以风雅自命，而对功名富贵表示厌恶，把做官看成是自陷险境或苦不堪言之事。向往闲适自在、不拘世俗礼法的生活。袁宗道《过黄河》诗中，就以黄河的惊涛骇浪比喻宦海的险恶:“宦海多风涛，绝胜洪河浪。”《将抵都门》诗云:“只合寻鸥伴，谁令入鹭行。”《初春和陆放翁韵》说得更坦率:“四十方强已厌官，催人头白是长安。”袁宏道在任吴县县令时，对官场的黑暗、做官的苦况有切身感受，厌倦仕宦的心情于诗文中时有流露，如《戏题斋壁》诗云:
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膻蚁。举眼尽无欢，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可以没余齿……(www.xing528.com)
在《与丘长孺》信中。把做县官之苦，作了穷形极态的描述:“弟做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在给《兰泽·云泽叔》信中，更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对上“折腰俯首”、对下征收赋税、审讯囚徒的官吏生活无比厌恶，而向往“聚首村中，一樽一杓”的自由生活。袁中道秉性原放旷不羁，自袁宏道死后，对人世更感心灰意冷、痛不欲生，后来虽考中进士，做过几年清闲小官，不久也就主动辞官归休了。
“三袁”生平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寄情于自然山水，在游山玩水中感受人生的真趣，反衬现实社会的黑暗无聊。他们的交游很广，常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游览名山胜迹，所写游记情景逼真，别开生面，饶有风趣，清新活泼，袁宏道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
他们的生平与思想的某些共同特点，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生哲学基础上的，即禅宗人生哲学。明中后期兴起的启蒙思潮当然有其经济、政治基础，但从思想意识上来看，主要是王阳明心学与禅宗人生哲学、市民思潮的结合。像李贽、“三袁”、汤显祖、王思任等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既对现实社会感到不满，但又无能为力，找不到出路，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就会很自然地从佛家禅宗哲学中找精神支柱，把禅宗的叛逆精神、“我心即佛”思想引入反封建传统的启蒙主义思想体系。这在反对封建主义、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偶像崇拜、发扬个人才智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采取玩世不恭乃至纵欲主义的人生态度，也包含着封建士大夫消极颓废的思想。这在袁宏道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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