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唐宋派对文必秦汉的反扑

一、对“文必秦汉”的反拨——唐宋派

对“文必秦汉”的主张予以反拨，提出修正意见的，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另一批复古派。他们以唐宋之文来矫正李梦阳、何景明所提倡的秦汉之文的弊病。虽然也是模仿古人，但其模仿对象，不是遥远的秦汉，而是时代距离较近的唐宋(主要是欧阳修、曾巩之文)，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比较之下，就显得切近现实，也自然流畅，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史称唐宋派。

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号遵岩，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年方18岁。授户部主事，改礼部祠祭司。为人耿介不阿，不愿趋附权贵，故屡遭压抑。其弟王惟中撰《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所述生平事迹，最为详赡。与唐顺之、陈束、李开先、熊过、任瀚、赵时春、吕高称“八才子”，互相研讨诗文。历任山东提学佥事，改江西参议，进河南参政。据《明史·文苑三·本传》所云:“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而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可见王、唐原是李、何的追随者，但在学习和创作实践中，却更弦改辙，转宗宋文，王慎中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极为敬佩，认为他们的学识文章都超过两汉。他称自己的作品:“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肯定后世作家的成就可以超过古人，正是王慎中文艺观中进步的一面，但他还不敢自外于古人，不能从古人的模式中完全摆脱出来，只能以效法欧、曾，代替模拟秦、汉。创作思想仍然离不开复古派的范畴。散文如《海上平寇记》，记叙俞大猷平时温文尔雅的儒将风度，战场上勇猛威武的神态，都表现出鲜明的性格特点。写他以新招集、无重赏的数百士兵，能制强寇于海上，主要原因是俞大猷能身先士卒，重义气，笃诚信，这也正是为将之道。文章写得宛曲有致，文笔雄健流畅，气势豪宕而富于变化。王慎中的成就主要在文，其“诗体初宗艳丽，功力深厚，归田以后，搀杂讲学，信笔自放，颇为词林口实”^[3]，略与唐顺之相似。他著有《遵岩集》。

受王慎中影响最深的唐顺之，转变却比较彻底。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后罢官入阳羡山读书十余年，又召拜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带病巡海，死于广陵舟中。

唐顺之是一位与王慎中齐名的古文家，时人称为“王唐”。在奉秦、汉为宗转为宗法宋人的问题上，起初他比王慎中保守，但在王的影响下，后来他对拟古派的攻击，则比王慎中更坚决。他在《与两湖书》中写道:“近时文人，说秦、汉，说班说马，多是寱语耳。”在《答蔡可泉书》中，以嬉笑怒骂的笔调，对李梦阳他们的作品作了辛辣的嘲讽:“兄试观世间糊窗棂，塞瓶瓮，尘灰朽腐满墙壁间，何处不是近时人文集?有谁闲眼睛与之批阅?若此者可谓之不朽否?即本无精光，遂尔销歇，理固宜然，设其人早知分量，将几块木板留却柴烧了，岂不省事?可笑!可笑!”这是对拟古之作的尖刻批评。指出赝古之作的根本弱点，是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因而遭到人们的唾弃，是很自然的。其实，王、唐和李、何都是从学古入手的，为什么效果不同呢?从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可以看出，两派都重视法，李、何等宗秦、汉之法，^[4]因其时代久远，语言隔阂很大，秦汉作者运用语言之妙，“密而不可窥”，只能生搬硬套秦、汉文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于是就产生假古董;王、唐论法则重在文之体态神情，唐、宋时代距离近，体现在语言文字之间的体态神情，容易引起共鸣，艺术效果就强，他们所写的散文，一般都宛曲流畅，平易近人。唐顺之在《与茅鹿门知县第二书》中提出:作文章要“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5]，如此文章虽然疏卤，却摆脱庸俗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而那种专在形式上学做文章，讲究所谓“绳墨布置”，虽然都很妥帖，但是“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他特别指出，作家的作品应有各自的特色，不能剿袭他人，也不必做作，而要保持天然的本色。他讥笑那些专事剽窃的人，尽管“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唐顺之对创作的见解，比王慎中又深了一层，后来公安派和竟陵派能够更彻底地反对走复古之路，未尝不是受他的影响。虽然他和王慎中一样，也只能做到效法欧、曾，未能完全摆脱古人窠臼，但是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来说，唐顺之却是当时的文学革新者。他所提出的主张，标志着以复古求革新的探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文从字顺取代聱牙戟口的赝作，是一大进步。

文学也与世界万物一样，总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求得新的发展。对唐顺之的为人与诗文得失，论者多有歧议。王慎中在为其文集作序中，将唐与季札、子游并列，谓“吴有文学三人”，过誉，不当。王世贞《明诗评》卷一，则因唐“欲尽废二家(指李、何)之业，殆犹溺嗜海错而废八珍者也”。同书卷三评曰:“太史近亦滥，互相标榜，所谓有狐白之裘，而反袭饰嫫毋以为西子者也。”顾起纶《国雅品·士品四》评曰:“唐中丞应德诗称名字，早居翰苑，便跻贞观、武德华躅。及还毗陵，直造开元、大历妙处，并足流响士林。其古体如云津跃龙，幻变万状;近体如风涧鸣琴，幽逸有致。五言如……诸篇，格高韵胜，词雅兴新，无句不秀，无字不稳，此即李、何亡蹊舍筏喻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二五·荆川集》等典籍，对唐顺之都作了较全面、公允的评价。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叙论《唐荆川文集》更为全面、精当:“今平心论之，集中书牍最多，大半肤言心性，多涉禅宗，其于学问，盖无一得……序记诸作，多简雅清深，不失大家矩矱，传志墓表诸作，最为可观。其叙事谨严，确守古法，于故旧之文，尤抑扬往复，情深于词，多造欧、曾深处。以有明而论，逊于震川，胜于潜溪，而齿于遵巖、弇州之间，其名震一代，良非无故。至其最著名者，叙沈希仪广右战功，一篇至八千二百言，古今推为奇作，其中叙次历历如绘，备极声色，因足动人。……诗皆平直浅率，观其与王遵巖书，谓文莫高于曾南丰，诗莫高于邵康节。此其诗文之优劣所分也。”可谓确论。著有《荆川集》。

对唐顺之表示敬佩，并附和其主张的，是茅坤(1512—1601)。他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知青阳、丹徒二县。雅好谈兵，善奇谋，官至大名兵备副使，为忌者所中，又因家人所累，削职乡居五十余年，善古文，但其成就并不高，这从唐顺之答复他论文的信中，已经可以看出，所以黄宗羲说:“观荆川与鹿门论文书，底蕴已自和盘托出，而鹿门一生，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缘鹿门但学文章，于经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结束。……不知者遂与荆川、道思并称，非其本色矣。”^[6]从茅坤《复唐荆州司谏书》，约略可见其经史之功及其为文主张:“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以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尽同哉!”似亦不无可取。所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虽然也有一些谬误，^[7]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散文选本，影响也很大。他为古文家的散文划定了一个界限，为学习古文者提供了范例。他在该书《总序》中说明，古文之所以为古文，首先在于它能阐明儒家的道，但是儒学并不等于文学，古文还有其专门特征。应该把道和文结合起来，符合孔子所说的“其旨远，其辞文”的标准，才能称为古文家。他这部文钞是反对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产物，但茅坤在评点八大家文时，只停留在抑扬开阖、起伏照应“法”上，从形式上学习唐宋文，这就落入了另一窠臼，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四·白华楼藏稿》说:“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故施于制义则为别调独弹，而古文之品，终不能与唐顺之、归有光诸人抗颜而行也。”他只是以机调模唐宋，因而他在反对模拟秦汉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模拟唐宋的泥潭。

比王、唐的活动时间稍晚，在散文方面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是归有光。(www.xing528.com)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项脊生，昆山(今属江苏)人。9岁能写文章，“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关、闽之说”^[8]。他擅长八股文，却到嘉靖十九年(1540)才中举人，八次会试不第。“盖天下方相率为浮游泛滥之词，靡靡同风，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奥旨，发为义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识也。”移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讲学，生徒常数十百人，称为震川先生。直到60岁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能廉清正，人性化治狱，不苟合长官意旨，直行己意，受到压抑;后官至南京太仆丞。隆庆初，“列于文学侍从之间，旦夕且致大用，又阁中藏书，多世所未见，方欲遍观以尽作者之变;亡何，不起矣”。他在从事古文创作方面，虽比王、唐稍晚，而趣尚略同。他“好太史公书，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足见其抒情文章感染力之强。他学太史公书，不是句模字拟，而在得其神理。《史记》对他的散文风格有一定影响。当时正是王世贞主盟文坛、复古主义声势高涨之际，模仿秦汉古文之风盛行一时，而归有光独推崇唐宋诸家，以一个穷乡老儒竭力诋排文坛盟主王世贞。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

盖今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

这里所痛斥的妄庸巨子，指的是王世贞等人。王世贞得知后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说:“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他故意夸大宋元散文的成就以反击秦汉文的模拟者，近乎意气之争。但王世贞到了晚年，对归有光还是非常推崇的，他在《归太仆赞》中写道:“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

归有光的散文成就较高。《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二五·震川文集》:“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不但以制义雄一代也。”他对桐城派的影响也很大，在散文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他是个精通“六经”、“三史”的儒者，但他的文章，好处并不在于那些宣扬儒道的碑铭寿序之中，何况此类文章十之六七是应酬乡曲，“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9]。写得最生动活泼的是一些记叙日常生活琐事、回忆往事、悼念亲人的小品文。他善于描神写态，把一些极平常的人和极普通的事，描绘得情景逼真，人物言语举动，如闻其声，若见其形，真切动人，他的这类作品，颇有抒情诗的风味。他的感情丰富而易于流露，语言简练平易，从一些细节描写中，很自然、生动地把感情表达出来。这是归有光散文中很重要的特色。例如《先妣事状》、《寒花葬志》、《项脊轩记》等，都是这类抒情散文的代表作，此外，如《尚书别解序》，是为他自己的读书心得笔记所作的序言，也生动有趣，而意味深永: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不第归，闭门扫轨，朋旧少过，家无闲室，昼居于内，日抱小女儿以嬉。儿欲睡，或乳于母，即读《尚书》。儿亦爱弄书，见书辄以指循行，口作声，若甚解者，故余读常不废。时有所见，用著于录，意到即笔，不得留，昔人所谓兔起鹘落时也。无暇为文章，留之箱筥，以备温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诸家在，不敢以批拟，号曰《别解》，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予以神求之云。

小孩子看见父亲读书，因而也自然地爱弄书，这原是生活中很琐屑的事，作者写来却饶有生趣，把小孩爱弄书，“以指循行，口作声，若甚解者”，写得活灵活现，而这又不是游离于正文之外的闲笔，他把这种家庭生活中的乐趣，与促使自己经常读书，激发灵感，很自然地联系起来，最后落脚到以画工贵在神似作比喻，说明善于读书不在于死背教条，而要得其神，可谓真知灼见，真乃是神来之笔。著有《震川先生集》。

唐宋派作家的成就，都在散文方面，他们反驳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力图以宗主唐宋之文来革新文坛。但是，由于他们在当时文坛上地位不高，号召力不大，同时，又因为他们的所谓革新，实际上是复古派中的改良派，对于复古之风，起了一定的遏制和矫偏的作用，并未进行彻底的革新。所以，在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称雄于世、独霸文坛之时，唐宋派并未能压倒对方。直到公安派、竟陵派的出现，反复古的斗争才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取得胜利。但从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前后七子以复古冲垮台阁体的统治地位，是一大进步，面貌焕然一新;在前后七子把诗文创作引向魔道之时，唐宋派变“文必秦汉”为文宗欧、曾，虽未能脱尽拟古，仍然取得显著的进步。明代中叶后的诗文革新，正是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互相矫正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有了生机。在各流派或个人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批评对方的过程中，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