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曲理论研究的开创

一、戏曲理论研究的开创时期

元明两代戏曲创作的繁荣，大量优秀剧本和不同流派与风格的出现，以及戏曲创作和表演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了戏曲的整理、研究工作和理论探索，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戏曲理论体系，推动戏曲文化的发展。

元杂剧的兴盛，是我国古典戏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元朝统治的时间较短，加上后期战乱频繁，社会很不安定，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还不大可能从事系统的戏曲理论研究。元人杂剧剧目很多，而理论探索较少，能流传下来的更少。唯有燕南芝庵的一部戏曲声乐论著《唱论》，对演唱原则与技法作了论述;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从大量北曲所用韵脚归纳成一部韵谱，是研究声律和北曲创作技法的重要著作;夏庭芝的《青楼集》，记录了许多著名艺人的情况。从戏曲史的角度来看，最有价值的是钟嗣成的《录鬼簿》，它不是简单的戏曲目录，而是敢于以反传统的精神，为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的杂剧作家树碑立传，并作［凌波仙］吊词;评论了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共录元代“书会才人”、“名公士夫”曲家(包括杂剧和散曲)80余人，作品名目450余种。对元代戏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由元入明的戏曲家贾仲明，在钟嗣成《录鬼簿》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和《续编》的工作，为82位杂剧作家写了［凌波仙］吊词。钟嗣成《录鬼簿》中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的56人，除李致远一人外，55人的吊词都是贾仲明补写的，为研究元杂剧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例如对关汉卿的吊词:

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物。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

对关汉卿戏曲的艺术风格和在当时剧坛的领袖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弥补了钟嗣成所作生平介绍过于简单的缺憾。贾仲明在《续编》中记载了元末明初戏曲和散曲作家71人(包括他自己)的事略及杂剧剧目140种，又载佚名作者杂剧剧目59种，勾画出元明之际杂剧创作的基本面貌。

明初杂剧继承元杂剧的流风余韵，从贾仲明的记载中可见杂剧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不少，但曲学理论著作却只有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在论述明前期戏曲“杂剧的贵族化”时，对朱权的这部曲学著作已有简略的评述。该论著由《乐府体式》(即戏曲流派)、《古今英贤乐府格势》(即戏曲创作风格)、《杂剧十二科》、《群英所编杂剧》、《善歌之士》、《音律宫调》、《词林须知》、《乐府》等八个部分构成。由于皇室内部权力再分配的矛盾斗争很尖锐，皇家贵族朱权、朱有燉从事戏曲创作或理论研究，固然要受到他们自身世界观、美学情趣的影响，也与有意避开权力之争的是非漩涡有关。因而，无论是创作或理论研究，都有超脱现实、回避政治禁忌的倾向。例如朱权在这部论著的前三部分，即论及流派与风格时，就明显受到文化专制政策和作者世界观偏见的约束，所占篇幅很少，虽有开创之功，但评述失于空泛，且雷同较多，褒贬也有偏颇。他以“修真养性”为韬光养晦之计，故把“神仙道化”列于“杂剧十二科”之首，论“古今群英乐府格势”，则盛赞马致远:

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www.xing528.com)

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

而贬抑关汉卿，称其词如“琼筵醉客”。又云:

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

朱权把乐府体式分为十五家，似乎过于烦琐，其实可以归纳为三大流派，即:丹丘体(豪放不羁)、江东体(端谨严密)、东吴体(清丽华巧)。

《太和正音谱》的第四部分《群英所编杂剧》，提供金元至明初戏曲作家作品的目录。全书居于主体地位的是《音律宫调》和《乐府》，从有代表性的作品中辑录了北杂剧的韵谱，对戏曲声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词林须知》从古代善歌者的实践经验中，作了理论性的总结，对歌唱的技法，论述颇为精辟。

从元到明初，可以说是较全面展开戏曲理论研究的时期，初步勾画出戏曲史的轮廓，对主要作家有所评论、注意对戏曲流派和风格的探讨，特别是戏曲作为歌唱的综合艺术，从戏曲声乐角度作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工作，记下了数以百计的曲谱。这些方面，都为后来的戏曲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