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锋利的匕首及其他讽刺剧《一文钱》

四、锋利的匕首——讽刺剧《一文钱》及其他

明代后期，无论是传奇或杂剧，都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讽刺剧，所揭露的社会黑暗面、讽刺的对象较为广泛，具有典型意义。传奇已如前述。杂剧创作方面，王衡的《郁轮袍》、竹痴居士(即吕天成)的《齐东绝倒》、徐复祚的《一文钱》，都不失为优秀的讽刺剧。出现较多的讽刺剧，与封建社会末期的时代特征有着密切关系，如科举制度的弊端、封建礼教的虚伪、人们对金钱物质利益的追求，于是难免产生许多丑恶的现象。社会的畸形发展，扭曲了人们的心理，传统道德沦丧，为攫取金钱、钻营利禄，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都干得出来。剧作家把各种各样的丑恶现象、卑鄙的灵魂，予以概括、集中、典型化，用讽刺艺术表现出来，就恰中社会的弊病。而人们审美心理的需求，精神上渴望强刺激，不再满足于中和之音，也促进了讽刺戏剧的发展。最出色的讽刺剧是《一文钱》杂剧。

《一文钱》共六折，前二折写卢至员外的吝啬，为了积攒钱财，不让妻子儿女吃饱穿暖，总是想占别人的便宜，捡到一文钱也舍不得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买芝麻躲到人迹罕至的高山上去吃。后四折写如来使者释迦破除卢至员外的吝啬，把他的家私都分给穷人，使他死了发财致富的心思，最后出了家。

剧中成功地塑造了吝啬鬼的典型——卢至员外形象，他家财万贯，但贪心未足，欲壑难平，“财便是命，命便是财”，是他生活的信条。他刻薄、贪婪、极端自私，为了积攒财富，卑鄙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正如他妻子所说:“我员外赋性贪鄙，见了钱财，犹如蝇子见血。”这种沾满铜臭的肮脏灵魂，正是剥削阶级的共性。这类典型的产生，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基础。尽管爱财如命、贪婪刻薄是剥削阶级的通病，但是文学作品中吝啬鬼的形象，却是封建社会行将崩溃和资本主义萌芽或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产物。这时，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你争我夺的关系，剥削阶级对财富的追求更富于掠夺性，社会上出现一批暴发户和土财主，他们吮吸人民的鲜血来养肥自己。莫里哀的讽刺喜剧《悭吝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守财奴葛朗台、徐复祚《一文钱》中卢至员外，以及吴敬梓《儒林外史》中严监生的形象，都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上产生的。

在本剧第四折“破悭”的情节中，体现了作者均平富的乌托邦思想:“但有贫穷者……要田的田，要房子的房子，决不吝惜。”远近的穷人，推着车子，挑的挑，抬的抬，都到卢至员外家里去搬取财物。从人民身上掠夺来的财富，还给人民，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空想的，但也体现了作者良好的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作者当时不可能想象出其他途径，而只能凭借神道的力量，这是时代的局限。

就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法而言，《一文钱》也有其独特的成就。作者运用讽刺艺术夸张的手法和个性化的戏剧语言，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吝啬鬼的卑鄙灵魂，例如写卢至的幻想，就是非常奇妙的:

几时得奇珍异宝万斯箱，金玉煌煌映画堂。砗磲玛瑙垒垣墙，夜明珠百斛如拳样，七尺珊瑚一万双。

哎，娘子，我生平不肯嫌铜臭，通宵计算把牙关扣，就使扬子江潮变酒浆，心中只是还不够。

卢至的心理状态和对话，都具有吝啬鬼的个性，他一开口，就使人闻到一股铜臭。

对人物的动作和细节描写，也很出色，做到高度的概括和典型化。通过细小微妙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和动作，突现人物的个性，描画出鲜明的形象。例如描写卢至拾到一文钱的情景:

(拾起看介，笑介)可不是造化，到是一个好钱，快活!快活!(又看又笑介)我且藏过了，倘或掉的人来撞见，被他认去，不是当耍的(做藏介)，且住，藏在哪里好?藏在袖子里，恐怕洒掉了，藏在袜桶里，我的袜子又是没底的，藏在巾儿里，巾上又有许多窟窿。也罢，只是紧紧的拿在手里罢。(www.xing528.com)

一个吝啬鬼见钱眼开、喜笑忘形、踌躇满志的神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了，卢至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烙印着吝啬鬼的标志。姚燮《今乐考证》于徐阳初(即徐复祚)《一文钱》条目引栩庵居士云:“此剧足为钱虜针砭，宗门棒喝。”可谓一语破的。

王衡^[8]的《郁轮袍》杂剧，通过王维的仕途遭遇，揭露了无耻文人钻营利禄的卑鄙行径，并对科举制度的阴暗面作了深刻的批判。

剧中的正面形象是王维。他才艺出众，正直不阿，深信凭借自己的满腹文章，功名唾手可得，他拒绝权贵的收买，以高洁自许，不为利禄折腰。但是现实却非常残酷，尽管他的诗作得很好，却被势利的试官所驳落。后来中了状元，又被卑鄙无耻的文人王推诬告，被取消了功名。黑暗的现实和切身的遭遇，使他认识到科举考试原来是“颠白做黑”骗人的戏法，贡院是权贵营私舞弊的场所、埋没英雄的牢笼，于是，他毅然唾弃了仕途。

王推则是流氓文人的典型。为了追逐功名利禄，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他冒充王维去路拜岐王，在九公主面前卑躬屈膝，卖伎献媚，而傲压才艺超绝的乐手曹昆仑，夸夸其谈，弄虚作假，骗得九公主的荐书猎取状元。“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就是他污浊灵魂的自白，也是给封建社会中无耻文人的画像。他与后来《儒林外史》中范进形象相比，固然有其不同的个性特征，但也有其同类人物的共性。

试官赵履温是趋炎附势的狗腿，是权贵豪门“有心的犬儿”，他看了九公主推荐王推的书信，竟把王推那拙劣不通的歪诗，说成是绝妙好诗，而对王维的佳作则故意吹毛求疵，百般刁难，予以黜落。这也正是科举制度带有实质性的一个侧面，“羊质虎皮蒙，鬼面人头替”，充满着虚伪和欺骗。

剧本最后，文殊大士对王维说道:“如今世人重的是科目，科目以外便不似人一般看承。我要二位数百年后，再化身做一个不由科目、不立文字，干出名宰相事业的，与世上有气的男子立个法门，势利的小人放条宽路。”这正是作者对科举制度的否定和对未来选拔人才的理想，也是本剧的主题思想。

作者在艺术上采取对比的手法，塑造了蔑视权贵、正直高洁的王维，卑躬屈节、唯利是图的王推，趋炎附势、混淆是非的赵履温，公正无私、明察秋毫的宋璟等两组对立的形象。通过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故事情节，真、善、美与假、丑、恶形成鲜明的对照，最后归结文殊大士对科举制度的总结性批判，突出了全剧的主题。整个戏的结构布局，严密不漏，无懈可击。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妙品》评《郁轮袍》剧云:“‘王辰玉(王衡)既夺解，忌之者议论纷起。此眉山人作之以解嘲者。’骂得痛快处，第恐又增一翻感慨。急须文殊大士当头棒喝，方证无字禅。”

王衡另一讽刺短剧《真傀儡》，借真人演傀儡戏的场面，对官场丑恶虚假的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并对市侩们嫌弃贫贱、趋附富贵的炎凉世态作了抨击。剧中写桃花村社日耍傀儡戏，纨袴子弟赵大爷和商员外，仗势逞强，霸占戏场;致仕宰相杜衍避世逃名，穿白布袍到场看傀儡，备受赵大爷、商员外等揶揄冷眼，拿出一锭银子，才允许入会看戏。忽然钦使传旨;征询杜相公治国之道，杜匆忙间无朝服接旨，便“将傀儡衣服权用一用”，在傀儡场演朝仪，这是绝妙的讽刺。赵、商等人，见杜以宰相身份接旨，甚为雀跃;紧接着第二个中使又来传旨，却是谏官弹劾”杜衍三公入市，有失相体，幸赐贬放，以尊朝廷事”。赵、商等深恐受牵连，忙说:“天使爷，他不是我会中人!”当中使说明皇帝不但不同意谏官之言，反而嘉奖杜衍辅弼之功，赵、商等也很快换了一副脸孔，奉承杜衍:“相公!我原道你像个识字的。”炎凉冷暖之人情世态，瞬息变幻，随着势与利变化其态度。本剧正是对这种市侩主义的势利人情的针砭。读者自然会联想起《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中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急遽转变。

沈德符《顾曲杂言·杂剧》对该剧颇为赞赏:“近年独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没奈何》诸剧，大得金、元本色，可称一时独步。然此剧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长，歌者亦尽其技。王初作《郁轮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诸剧，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尘。”

竹痴居士《齐东绝倒》杂剧，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君”偶像的尧、舜及其周围的“贤臣”，作了尖刻的讽刺。舜承尧禅为帝，史称圣君典范，其实他们及其“贤臣”皋陶等，也都徇私枉法。舜父瞽瞍犯杀人罪，皋陶职掌刑政，搜捕瞽瞍，舜为维护自己大孝之名，撇下国事，背着父亲逃至海滨;帝尧出面斡旋，皋陶也碍于帝舜之面，以不杀瞽瞍为条件，请舜之庶母去接回舜和瞽瞍。舜出于对庶母之孝，终于回宫。围绕舜救瞽瞍展开的戏剧冲突，既暴露了法律的虚伪性，也嘲弄了矛盾百出的封建伦理。舜为了尽孝于父，就撇下母亲、后妃、兄弟、儿子以及帝尧和诸大臣，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后来又为了尽孝于庶母，回到宫廷。伦理纲常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剧本还通过舜弟象、子商均、庶母等丑角的戏谑科诨，戳穿了尧、舜的庄严神圣妙相，让人们看到“圣君”既虚伪又窝囊的本质。作者假借齐东野语之名，行讽刺明代现实社会之实，在笑谑之中包含着锋芒砭人的讽刺。本剧在体制上，除保持一本四折的元杂剧规范以外，其他方面已南戏化。一折之中每个上场的脚色都可以歌唱，曲牌也南北杂用，形成南北合套。这是一本讽刺性的闹剧，缺点是用典过多，有些科诨流于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