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文化 | 一代怪杰徐渭及杂剧创作

三、一代怪杰——徐渭及其杂剧创作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别号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是明中叶以后具有多方面文学艺术才能的作家。他自己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4]戏曲不过是偶而为之的余技，但仍然有较深的造诣。他还是个关心时事、爱谈兵法，且有实战经验的谋士，曾在胡宗宪麾下参加过抗倭战争。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其思想行动，不受封建礼教束缚，蔑视权贵。真是一代怪杰。但因胡宗宪被逮下狱，他也受到政治迫害，一生不得志，愤懑佯狂，甚至几次想自戕，终于潦倒而死。

徐渭在戏曲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方面，都取得较高的成就，所著《南词叙录》，是一部关于南戏概论性的专著，对南戏的源流及发展情况、风格特色、南戏声律，均有论述，对作家作品亦有评论，并附剧本目录，是后人研究南戏的重要参考书。创作短剧《四声猿》和《歌代啸》，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创性。

《四声猿》，是《渔阳弄》、《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等四个长短不一的杂剧的总称。—共十出，敷演四个故事，这是他独创的体制。用南曲作《女状元》杂剧，也是他所首创。他精通南曲声律，而又不为格律派的固执之见所束缚。

《渔阳弄》，全名《狂鼓吏渔阳三弄》，只有一折，写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作者把故事的环境安排在幻想的阴司衙门，在祢衡“劫满”将赴新任之际，阎罗殿判官把曹操从地狱中提出来，要求祢衡重演当年击鼓骂曹的快事。祢衡则将发生在他被害后的事，历历数骂出来，就其所骂事实来看，如逼汉献帝迁都、诛伏后、灭刘氏骨血等，作者的历史观是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对曹操的看法似不甚恰当。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曹操的形象以及人们头脑中对曹操的印象，是个极端自私、奸滑狡诈、骄横跋扈的权奸典型，为人们所痛骂，与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已经不甚相符。作者继承了文学传统中的曹操形象，并予以发展，把奸雄一生的罪恶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痛加鞭挞。这种藐视权贵，并敢于作坚决斗争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进步意义的。反权奸斗争，在明人杂剧和传奇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与明代现实的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剧中祢衡对曹操的痛骂，也就是作者对现实中穷凶极恶的权贵的斗争，是借古喻今的手法。艺术真实不必拘泥于历史真实。把权奸打入地狱，让正直的斗士得到升迁，既是作者的理想，也是人民的愿望。

《渔阳弄》的曲词，恣肆豪放，遒劲激越，正好表现出耿直志士壮怀激烈的气概:

［混江龙］他那里开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来挝，正好俺借槌来打落，又合着鸣鼓攻他，俺这骂一句句锋铓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孔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仗儿是你嘴儿上撩牙，两头蒙总打得住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且从头数起，洗耳听咱。

作者还巧妙地设置曹操旧有的女乐，借她们唱庄谐杂作的“自造小令”，于嬉笑怒骂声中，揭了曹操老奸巨滑的阴私底细。地方戏传统剧目中《击鼓骂曹》，由此剧改编而来。袁宏道评《渔阳三弄》:“语气雄越，击壶和筑，同此悲歌。”^[5]祁彪佳亦云:“此千古快谈，吾不知其何以入妙，第觉纸上渊有金石声。”^[6]

《翠乡梦》，全名《玉禅师翠乡一梦》，两出，演临安水月寺高僧玉通，因不参见新府尹柳宣教，柳遣妓女红莲伪装良家女子诱惑玉通，玉通果堕其计破色戒，惊悟惭恨，遂坐化，转世为柳夫人之女柳翠，误落风尘，以示报复，最后，玉通师兄月明和尚，借手势说法，度柳翠出家。类似的故事，元人杂剧有《月明和尚度柳翠》，但剧中无红莲诱惑玉通破戒情节。张邦畿《侍儿小名录》则有所载:“五代时僧至聪，修行十年，守戒行，一日下山，于道旁，见一美人号红莲，心动，遂与合欢，翌朝沐浴，与妇人俱化。”此外，《盛明杂剧》中有《红莲债》、《古今小说》中有《明悟禅师赶五戒》皆写其事。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十三卷“普济巷”条记载亦较详。(www.xing528.com)

徐渭该剧艺术构思较巧妙，第一出写红莲受柳府尹派遣诱惑玉通破戒;第二出写玉通转世为柳翠，月明和尚度柳翠。前后照应，浑然一体。从表演艺术角度而言，第二出月明和尚以手势说法度柳翠，应是很精彩的，可以充分发挥戏曲舞台艺术之长;但就思想意义来看，则不如第一出，通过玉通和尚误中柳府尹圈套的戏剧冲突，既揭露了佛门“四大皆空”的虚伪性，也批判了封建官僚唯我独尊、打击报复、不择手段置人于死地的阴暗心理。脉望馆抄校本只取其第一出，也是颇有见地的处理方法。

最能表现徐渭思想性格特征和时代精神的是《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前者虽是没有多少创造性的传统题材，但是歌颂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破敌立功的英雄行为，仍然是扣人心弦的;后者则是赞美女扮男装的黄崇嘏得中状元、惠民束吏的杰出才能，也为妇女扬眉吐气。两个少女，一武一文，木兰杀贼擒王立功劳“不费星儿汗”;黄崇嘏琴、棋、书、画皆能，得魁名易如反掌。作者把这两个女中豪杰作为理想来讴歌，向全社会来夸耀，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惊人之举。在封建礼教严酷束缚下的明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连独立的人格都没有，更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和施展治国安邦的才能。徐渭却在自己的剧本中，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有力地说明“世间好事不在男儿在女子”的事实，告诉人们“辨雌雄的不靠眼”，而要看真实的才能，把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徐渭在这两个艺术形象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反传统思想，与二百年后曹雪芹借贾宝玉形象体现出来的反封建思想，真是异曲同工。贾宝玉有句名言:“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曹雪芹的著作中回响着徐渭的声音。徐渭在剧本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两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巾帼英雄，他为争取妇女的解放和平等权利，唱出了两支动人的凯歌，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导夫先路。王骥德称赞《四声猿》“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客问今日词人之冠，余曰……吾师山阴徐天池先生，瑰玮浓郁，超迈绝尘。《木兰》、《崇嘏》二剧，刳肠呕心，可泣鬼神。惜不多作。”^[7]

徐渭也不可能超越历史的门槛。木兰功成回家，不得不接受父母之命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书呆子结婚;黄崇嘏一说明真相，就得卸官“入厨房，遣小姑为婆尝羹菜”。这固然是作者思想的局限，更是社会现实的残酷性在人物形象中的反映。

《歌代啸》杂剧，在《凡例》之末尾署名是“虎林冲和居士”，据说也是徐渭之作，剧本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与《四声猿》近似，姑且一并论述。

作者自云本剧“以描写谐谑为主，一切鄙谈猥事俱可入调，故无取乎雅言”，是个饶有风趣的滑稽剧。全剧四出，出与出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由四个小故事组成，每出的主角不同，因此，既按元杂剧体例，每出由一人主唱，但实际上又突破元剧体例，全剧有四人轮唱，第一出主唱者是张和尚，他辛勤管理菜园，正是丰收时节，李和尚耍弄奸计，用蒙汗药把张和尚、长工麻翻，趁机偷去全部冬瓜和张和尚的僧帽。第二出主唱的是李和尚的姘妇，他们为了掩饰奸情，诡称请李和尚为她母亲治牙疼，设计借口治丈母牙疼须灸女婿之足，灸死亲夫王辑迪，王畏惧出逃，将妻衣抢走，无意中将李和尚偷来的张和尚僧帽也一并带去，第三出由李和尚主唱，王辑迪发现僧帽。疑妻与僧通奸，去州衙告状，而李和尚则与王妻及其母串通一气，嫁祸于张和尚;糊涂州官颠倒是非，不辨真假，将无辜的张和尚发配，李和尚与王妻的阴谋诡计得逞。第四出由州官主唱，着重写州官惧内，把他夫人之骄妒蛮横、州官畏妻如虎，写得淋漓尽致;以只许州官夫人放火，不许救火的百姓点灯收场，讽刺昏官入骨三分。全剧通过李和尚奸诈偷骗而得逞、张和尚柔弱忠厚却致祸、州官惧内而残民的戏剧冲突，暴露当时善恶不分、是非混淆的黑暗吏治，并嘲讽佛门僧徒的虚伪性。从州官糊涂判案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怒与不平。脱士《〈歌代啸〉序》云:“《歌代啸》不知谁作，大率描景十七，摛词十三，而呼照曲折，字无虚设，又一一本地风光，似欲直问王关之鼎。说者谓出自文长。”本剧的缺点，是素材琐细，失于剪裁，审美趣味格调不高。

就《四声猿》和《歌代啸》的总体而言，徐渭杂剧的主观战斗性较强，他善于从民间传说或话本故事中汲取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加以提炼和想象，塑造出新的艺术形象，从而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权贵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与平等权利，就是明代社会两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作者站在当时进步的立场来看待这些问题，支持和鼓励被压迫者的正义斗争，长他们的志气，灭封建统治者的威风。

在艺术方法上，有较浓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对黑暗势力和封建礼教的极端藐视，而对理想则充满信心并予以美化，特别是《四声猿》，给人以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力量。表现在艺术风格上，则显示出一种雄奇豪迈、活泼遒劲、恣肆奔放的气概，无拘无束，勇于突破陈旧规范，独树一帜。汤显祖曾在《玉茗堂牡丹亭序》中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徐渭的杂剧，民间文学的风味颇浓。从剧本的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色。例如花木兰和黄崇嘏的故事，即来自民间。《狂鼓吏》的歌词，也受了民间歌唱的影响。《歌代啸》滑稽讽刺的艺术手法，更是民间文学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