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曲江春》和《中山狼》带来的杂剧新生

一、杂剧的新生——《曲江春》和《中山狼》

在贵族士大夫霸据下的明初剧坛，尽管剧本的数量不算很少^[1]，但是由于杂剧思想内容的贫乏苍白，脱离了人民群众，它的艺术生命，如同无根之花，势必枯萎。至弘治、正德(1488—1521)年间，王九思的《曲江春》和康海的《中山狼》出现，才给已经僵化的杂剧，注入了新的血液，得到新生。这两个富有生气的杂剧剧本，有如在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分外惹人注目。

王九思和康海是两个同乡官吏，在当时文坛上，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号称七才子。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的状元，王九思是弘治九年进士。后因与刘瑾集团的关系，“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沜东鄠、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2]。他们的杂剧创作，也是为了抒发胸中之垒块。

《曲江春》，或称《沽酒游春》，写杜甫因不满李林甫专权跋扈而退居林下的故事，借杜甫感愤时政黑暗、痛恨权奸误国，抒其怫郁激愤之情，抨击当道权贵和政局昏暗。剧中的杜甫是个“奋志乾坤，致君尧舜”、自比稷契、锐意进取的人物。但因权奸嫉贤妒能，以致不能施展平生抱负，闲白了双鬓。他怀着悲愤的心情责问糊涂的老天爷:

［调笑令］我这里从容问苍穹，为着那平地里风波损了英雄，三三两两厮搬弄!管什么皂白青红?把一个商伯夷生扭做虞四凶。兀的不笑杀了懵懂，怨杀了天公!

接着他又感慨地说:“自古道聪明却贫穷，昏子迷做三公!”这显然是对当时现实的不满。最后房琯遣使来迎，传升杜甫为翰林院学士，他却辞谢君命，厌弃争名逐利的仕途，自甘退居林下，浪迹湖山。

剧中杜甫的形象，虽有反抗权贵的精神，但是也有封建士大夫疏狂颓丧的习气。当衣沽酒，挟伎游春的放荡生活，实际上是作者自己被贬后生活的写照，而对历史上的杜甫形象有所扭曲。九思为人傲睨狂放，坐刘瑾党被贬谪后，又被勒令致仕，是李东阳当国之时，故作者满腔愤怒，都借杜甫形象发泄出来，而被诋毁的对象李林甫，也就是李东阳。此剧在当时影响颇大:“流转腾诵，关陇之士杂然和之。”^[3]本剧体制，虽是杂剧，但只有杜甫一人感慨系之地在发泄牢骚，给人以孤寂冷漠之感。此种抒情诗式的剧本，只宜供文人案头赏玩，为后来案头杂剧之滥觞。

王九思另有《中山狼》院本一种，实为一折杂剧。康海也撰有同名杂剧，写得更为曲折细致，故据康本论述。

《中山狼》杂剧，正名为: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杖藜老子智杀负心兽。其本事取材于马中锡《中山狼传》，世传以讽刺李梦阳。正德初年，李梦阳代尚书韩贯道草疏弹劾刘瑾，事泄，刘瑾对李梦阳进行打击报复，囚于狱中，必欲处死，梦阳向康海求救，方得释放。梁维枢《玉剑尊闻》云:

李献吉下狱时，刘瑾欲杀之。急，乃书片纸出，谓:“对山救我!”(康海别号对山)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马驰之瑾门白之，明日即赦出。其后，献吉反嫉害对山，马中锡撰《中山狼传》以刺之。

康海《中山狼》杂剧、王九思同名院本，显然都是有所为而发，剧中内容有其现实基础。中山狼这一寓言故事，在民间早已广泛流传，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马中锡、康海、王九思都是利用这一寓言故事并经过创造性的艺术加工，写成寓言小说或剧本，意在揭露、讽刺当时某些社会现象或人情世态，以抒发自己的愤慨，但并不一定专为讽刺李梦阳忘恩负义之事。陈田《明诗纪事》丁籤三于康海条下有云:“余检《对山集》有《读〈中山狼传〉》诗云:‘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计当时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无妨。’固无庸以后人疑窦，为空同解释矣。”似已将本事坐实，毕竟形象大于思维，无须限于某人。(www.xing528.com)

剧本通过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的故事，揭示了狼的奸诈凶残吃人的本性，决不会因受恩得救而有所改变。批判了无原则的“兼爱”思想，对墨者东郭先生作了善意而辛辣的讽刺，从而说明对于像狼一样凶狠贪婪的坏人，是决不能讲什么仁慈的。“虽然是你一念的仁心，却不做了个愚人么!”作者还借题发挥，批判具有社会性的负恩行为:“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进而还揭露了“那负亲的”、“负师的”、“负朋友的”、“负亲戚的”忘恩背义之徒的丑恶灵魂，指出:“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是中山狼么!”(第四折)

在艺术上，作者采取寓言文学所特有的表现方法，塑造了中山狼和东郭先生这两个典型形象，从而体现了平凡而深刻的哲理。作者把中山狼人格化、典型化，它既具有狼的残暴、贪婪特性，同时也概括了人世间某类人狠毒、奸诈、自私自利的卑劣品性。处于危难之时，它可以低声下气、摇尾乞怜;一脱险境，就张牙舞爪，狰狞毕露。最后的自投罗网，也是贪婪凶残以至利令智昏之徒的必然下场。

东郭先生是个温情主义者的典型。他思想性格的特点、也是弱点，就是无原则的“兼爱为本”，敌我不分，又糊涂，又胆怯，书呆子气十足，当他看见中山狼向他求救时，吓得“战竞竞遍体寒毛乍，呆邓邓两眼乌珠咤”。一面却说:“你好不识闲忙也，俺只待进取功名，急忙地要赶途程，怎管得你闲事来。”活现出书呆子的性格。奸狡的狼利用他的这些弱点，使这个以“兼爱为本”的墨者大发恻隐之心，做了窝藏猛兽的傻瓜，在赵卿前巧言令色地卫护着助豺为虐的野心狼，后来狼要吃他，他不加反抗，只是苦苦求饶，几乎断送残生。当杖藜老人设计使狼就擒，要将他处死时，他却说:“虽然是他负俺，俺却不忍杀了他也。”还自认晦气，要求放掉中山狼，狼口余生，惊魂未定，竟又发起慈悲来了。

本剧在语言艺术方面，继承并发扬了元人杂剧朴素自然、清新生动的特色，一洗元末明初以来戏曲语言绮靡典丽之风，无论写景抒情，各尽其妙，独具风神。例如对旅途秋景的描写:

［油葫芦］古道垂杨噪晚鸦，看夕阳恰西下，呀呀寒雁的落平沙。黄埃卷地悲风刮，阴云遍野荒烟抹，只见的连天衰草岸，那里有林外野人家?秋山一带堪描绘，揾不住俺清泪洒袍花。

——一折

淡淡的几笔，就把凄切惨淡的秋景点染出来了，整个环境气氛显得暗淡悲凉，更衬托出旅行者的愁苦寂寞。

全剧结构严密紧凑，情节安排紧张而又生动，围绕一件事，抓住一个矛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集中地刻画两个对立的典型，使主题非常鲜明突出，收到强烈的戏剧效果。祁彪佳《远山堂剧品·雅品》云:“中山狼一事，而对山、禺阳、昌朝三演之，良由世上负心人多耳。曲有浑灏之气，白多醒豁之语，位置于元剧，在《硃砂担》、《乔踏碓》间，三剧中，以此为最。”

正当皇家贵族或御用文人利用戏曲宣扬伦理教条和神仙道化思想，骈丽典雅的不良习气风靡剧坛之时，出现《沽酒游春》特别是《中山狼》这样既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又有朴素清新的艺术风格的剧本，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