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记》：明代文学中的争人权与反暴政之悲歌

(三)争人权与反暴政的悲歌——《红梅记》

戏曲作品“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梁辰鱼《浣纱记》已开风气之先，对戏曲创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擅长言情的传奇，突破单纯写才子佳人的老套，与社会的政治斗争、国家兴亡相结合，提高了剧本的思想境界。《红梅记》是继《浣纱记》所开创的这一风气之后、在《长生殿》、《桃花扇》出现之前的一部佳作。作者周朝俊，生平不详，字夷玉，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写传奇十余种，今仅存《红梅记》一种。《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卷首，有万历年间老名士王穉登写的《叙》，提到于己酉(1609)秋，曾与周朝俊同席，“观其举动言笑，大抵以文弱自爱，而一种旷越之情，超然尘外。”他对《红梅记》极为赞赏，称“其词真，其调俊，其情宛而畅，其布格新奇而毫不落于时套。削尽繁华，独存本色”，认为该剧的成就，使他的朋友屠隆“不能擅美于江南”，其实屠隆《彩毫记》、《昙花记》无论思想与艺术，均属中下乘之作，远不及《红梅记》。该剧题材的蓝本是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它以南宋末年奸相贾似道，荒淫骄横、擅权祸国的史事为背景，而以裴禹、卢昭容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中间穿插了贾似道之妾李慧娘对裴禹的生死情爱，从李慧娘和卢昭容的遭遇中，暴露了贾似道的残暴荒淫。剧情迭宕起伏，曲折有致。李慧娘的戏虽然不多，但却能扣人心弦。她在陪侍贾似道游湖时，偶然见湖畔裴生，不禁失声赞叹:“美哉一少年也!”就遭贾似道杀害，她“一身虽死，此情不泯”。乘裴生被软禁在贾府之机，鬼魂与裴生幽会，实现生前无法实现的理想，争取到爱情的权利。在贾似道将加害于裴生的危急时刻，她机智地救裴生脱险;在无辜的姊妹们遭到贾似道严刑逼供之际，她的鬼魂出来折辩，勇敢地承担起私放裴生的重责，解救了众姊妹，《鬼辩》一出，充分表现了“李慧娘做鬼强梁”反抗到底的精神，也揭露了贾似道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啸剑阁新改《红梅记》中的这出戏，比原作更好。李慧娘的鬼魂，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是优美感人、富有艺术魅力的，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人们不会因这个鬼魂形象的出现感到恐怖，而是感到被压迫人民伸张正义、报仇雪恨的强烈要求，同时在艺术上得到美的享受。

《红梅记》的思想意义在于:把争取爱情的权利与反暴政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较深刻地揭示了奸相贾似道荒淫腐化的生活，是建立在败坏朝政、残民以逞、祸害国家的基础上的，《泛湖》、《杀妾》、《瞥见》、《诱禁》、《谋刺》、《鬼辩》、《怨聚》、《恣宴》、《劾奸》诸出，把贾似道昏愦暴虐、祸国殃民的罪恶本质，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同时写出了正义力量的反抗斗争终究取得了胜利，从而激励人民生活的勇气和斗争的信心。(www.xing528.com)

本剧“境界纡回宛转，绝处逢生，极尽剧场之变。大都曲中光景，依稀《西厢》、《牡丹亭》之季孟间”^[31]。这一评价是切合实际的。缺点是某些细节描写、情节的衔接转换、戏剧冲突的展开，尚欠真实细致、合情合理，有时显得生硬，如裴生莽然撞入卢家、进入相府后竟忘却卢氏婚姻、坦然接受贾府西席之位，都有损裴禹耿直正派的形象。

写活人与女鬼恋爱故事，六朝志怪小说、唐人传奇中，屡见不鲜，《绿窗新话》中所记《金彦游春遇会娘》故事，对本剧描写李慧娘与裴禹的生死之爱，会有启发;《古今小说》中所收话本《本绵庵郑虎臣报冤》，某些情节与本剧相似。而最直接的故事来源，则是明初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但《红梅记》作者根据有关史料，予以加工提炼，使剧本的反暴政倾向更加鲜明。很显然，作者在剧中倾注了自己政治上的爱憎感情，借写南宋末年贾似道擅权祸国的故事，抒发自己对万历年间朝政腐败的激愤之情。剧本在当时演出，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从《泛湖》至《鬼辩》等出，长期盛演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