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鸣凤记》与士人正气的张扬

四、《鸣凤记》与士人正气的张扬

早期南戏原有反映时事的社会功能，群众对某一地方官吏或某一事件的是非之辨、好恶之情，会借助戏曲艺术的形式，及时地表现出来，造成一种倾向性极其鲜明的社会舆论。《鸣凤记》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剧本的作者，据说是王世贞(1526—1596)，但尚难确定。作者改变传奇写家庭生活、儿女之情或历史传说的惯例，而以现实的重大政治问题为题材，直接反映当时剧烈的政治斗争，并明确地表现作者的爱憎态度，时代精神、社会意识特别强烈。剧本写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父子毁败前夕，写的是当代的人物和事件。它扩大了传奇的题材，进一步提高了戏曲的现实性，为传奇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对李玉《清忠谱》、孔尚任《桃花扇》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代中叶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至极:皇帝昏聩无能，不视朝政，宦官与大官僚勾结专权，形成极端黑暗的权奸集团。对内，既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迫害统治集团内部的正直之士，网罗奸佞小人，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对外，采取苟且偷安、屈辱退让的政策。河套为鞑靼所侵占，沿海地区受倭寇骚扰，统治者不但不抵抗，反而乘机掳掠，屠杀人民虚冒军功。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通过统治集团内部忠与奸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出来。

《鸣凤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它以描写嘉靖年间夏言、杨继盛等忠臣志士与以严嵩父子为首的权奸集团的政治斗争为中心，展开了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从而揭示了嘉靖王朝的整个面貌。

剧本采取在矛盾斗争激烈进行过程中，形成对比的方法，塑造忠与奸、善与恶两组对立的群象系列，从他们各自的语言和行动乃至心理状态中，让观众清楚地看出忠奸善恶、是非曲直。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有夏言、曾铣、杨继盛、吴时来、张翀、董传策、邹应龙、孙丕阳、林润等。忠奸的矛盾围绕着要不要收复河套的问题展开。第一个回合是“两相争朝”，夏言力主增援边帅曾铣收复河套，严嵩则主张杀曾铣以求和，并勾结宦官，向皇帝暗进谗言，杀害夏言。第二个回合是杨继盛痛恶严嵩父子独揽大权，杀害忠良的罪恶勾当，激于义愤，连夜修本弹劾，第十四出《灯前修本》写他忍痛血书奏章，不顾鬼魂劝阻，拼死劾奸的义烈行为，感人心肺。他夫人以“达人知命，做忠臣养其身以有待”相劝，他答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况今言路诸臣……摭拾浮词以塞责耳，若我坐视，元奸大恶，岂能除去?”他明知劾奸有祸无福，仍然冒死上本:“一则报皇上再生之恩，二则要展生平忠义之气，三则要与四海万民除害，四则要与忠臣志士雪冤。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岂能逆睹!”临刑时喊道:“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他死后尸谏，这种至死不休的斗争意志，令人感佩。

杨继盛之死，激发更多忠臣志士奋起与权奸集团作斗争。第三个回合，是邹应龙、林润中进士后，拒绝严嵩拉拢，撕碎卖官鬻爵账簿，而祭悼忠魂，被放逐到云南荒僻之地。第四个回合，董传策、吴时来、张翀等联合劾严，而着重描写吴时来诀别母亲的场面，为拯救国家、剪除奸佞，忍痛与老母娇妻幼子诀别，他说:“倘驱除奸佞，使天下夫妻母子皆得安宁，便苦了我一家也说不得。”抬棺上朝，以示除奸之决心。结果是“三臣谪戍”。第五个回合，邹应龙、孙丕扬弹劾严嵩，取得了胜利。最后，由林润理冤，严嵩集团彻底毁败。忠臣义士在反权奸的斗争中前仆后继，斗争场面一浪高过一浪，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胜利，邪恶势力终于覆灭，伸张了正派士人的正气。

奸臣严嵩的形象，刻画得较为成功。着墨不多，但其奸险、骄横、贪婪、狠毒的性格，非常鲜明。集中表现在“严嵩庆寿”、“忠佞异议”、“两相争朝”、“严通宦官”等几出戏中。而“雪中归舟”一出，则描写他被削职还乡途中的狼狈相，作者怀着喜悦的心情予以辛辣的讽刺。

群奸形象中刻画得最深刻、生动的是严嵩的爪牙赵文华。这个典型的势利小人，是那个黑暗腐朽的官僚集团的缩影，也是封建社会末期复杂矛盾所滋生的毒瘤。第四出《严嵩庆寿》，以人物自己丑陋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奸邪小人卑劣的灵魂:

只是平生贪名贪利，不免患得患失。附势趋权，不辞吮痈舐痔;市恩固宠，哪知沥胆披肝。且是舌剑唇枪，有一篇大诈若忠的议论;更兼奴颜婢膝，用几许为鬼为蜮的权谋。陷害忠良，如称钩打钉，拗曲作直;模棱世事，如芦席夹囤，随方就圆。……若不乞哀于黄昏，怎得骄人于白日。

为了取得当权者的宠信，他费尽心机，迎合严嵩父子的爱好，送寿烛、绒单，甚至送溺器、拜严嵩为干爹，卑鄙无耻至极。第二十一出《文华祭海》，则通过人物间的戏谑嘲讽，进一步描画出小人得势的丑恶嘴脸和“征倭”真相:

少壮曾无汗马功，止因权要拜元戎。提兵且玩江南景，那管民财尽劫空。

幸而成功，归功于我;不幸无功，当广求些首级，亦可塞责。况我朝内有人，边功易奏，岂有他虞?(www.xing528.com)

以“讨贼杀敌”为名，残害人民，奸淫掳掠，正是反动统治者的惯技。而“鄢赵争宠”，则更揭露了奴才走狗之间勾心斗角、倾轧欺骗的恶劣行径。

从严嵩、赵文华等奸佞小人的群丑形象中，暴露出封建社会末期的统治集团是多么的黑暗腐朽!这也正是封建统治者必然趋向灭亡的原因。

据说《鸣凤记》传奇初成时，王世贞“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报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9]

本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结构庞大，而无冗长松弛之弊。剧中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安排、场面和结构的处理，都紧紧地围绕着政治斗争的主题。剧本所反映的主要矛盾，是忠奸的斗争，自然有忠与奸两组对立的人物;而在矛盾冲突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要人物和不同的斗争方式，斗争场面的处理也不同。纵贯全书的正面人物是邹应龙、林润，反面人物是严嵩父子。从邹、林的成长和严氏家族的由盛至衰的发展过程，反映出矛盾斗争双方力量的消长转化和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规律。在紧张壮烈的斗争场面描写中，突出各类人物性格特征。人物众多而典型性格鲜明，情节复杂而层次清晰，结构庞大而主线明确。这正是《鸣凤记》的艺术特色。虽然结尾带有喜剧色彩，而贯穿全剧的悲剧气氛很浓。

语言骈俪化，是明代传奇的普遍缺点，这是八股文风对戏剧创作的影响。骈俪呆滞的语言和较浓的封建说教气味，使《鸣凤记》中所塑造的某些正面人物概念化，而反面人物赵文华的形象却显得血肉丰满、活灵活现，恰好是因为作者突破封建说教和摆脱骈俪化规范，使人物有鲜明的个性。

描写当代政治斗争的时事剧，当然要注意所写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但《鸣凤记》拘泥于事实过程的描述，缺乏必要的想象和虚构，艺术的概括和典型化程度尚嫌不足。

《浣纱记》和《鸣凤记》等历史剧或时事剧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史上一个新风尚的开始。主要表现在剧中人物的个人命运与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相结合，增强了传奇创作的社会意义。

从《浣纱记》到《长生殿》这条传奇发展的线索，其特征是通过剧中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反映一代兴亡的历史，但剧中情节掺杂了神话或传说的成分，因此，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剧。

从《鸣风记》到《清忠谱》是传奇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它们直接反映当代的政治斗争事件，比较严格地忠实于事实真相，而艺术上的典型化不够，《清忠谱》在对题材的集中、概括、提炼方面，比《鸣凤记》有较大的进步。

孔尚任的《桃花扇》，则吸取了以上两方面的经验，克服了它们的缺点，既忠实于客观史实，而又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提炼，虽对事件言之凿凿，但仍不乏巧妙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把我国古典历史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到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