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奇的新局面
嘉靖年间，传奇创作改变前一时期戏曲八股化的风气，由说忠劝孝、宣扬封建伦理，开始转向对社会人生、国家命运的关注。李开先《宝剑记》是昆腔兴盛之前标志传奇创作风气转变的代表作。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明代较为著名的戏曲家。其父李淳，为经学家，开先受父亲教导，7岁能文，对经学用功甚深;而这些圣经贤传，既使他培养起爱国爱民思想，又使他具有较厚实的传统文化修养，这些都影响他的创作。他27岁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他虽善赋诗度曲，颇有文名，但“雅负经济，不屑称文士”[2]，是有志于“鞭挞四夷，扫除天下”的爱国者。他目睹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与社会的危机，深感不满，痛恶钻营利禄之徒的卑鄙行径，为人刚正耿直，“在铨部，谢绝请托，不善事新贵人”[3]，因此，常遭权贵打击，反终因抨击朝政腐败而被削职回乡，寄情于填词度曲、赋诗为文，但仍关心国事和人民疾苦，对俺答入侵深感忧愤，批评执政者的专横无能，写下不少富于现实意义的诗篇，后来与袁崇冕、苏洲等人组织词社，致力于戏曲的整理、研究与创作，姜大成《〈宝剑记〉后序》称他“年几七十歌犹壮，曲有三千调转歌”。留存戏曲有《园林午梦》、《打哑禅》、《宝剑记》;尚有杂著和诗文集，今人路工编有《李开先集》。戏曲以《林冲宝剑记》最为著名，此乃有感于现实黑暗的发愤之作。《曲海总目提要》云:“李开先撰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事……借以诋严嵩父子耳。”此说虽不尽可靠，以实证虚，把文学作品的典型理解得过于狭隘，但说明剧本确有现实基础。
《宝剑记》是李开先与其友人集体创作的。其《序》曰:“坦窝始之，兰谷继之，山泉翁正之，中麓子成之也。”该剧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基本情节取自《水浒传》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但它比原著的有关故事更加丰富生动，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也更复杂。
剧中林冲，是胸怀大志、忧国忧民、不畏权奸、赤胆忠心的英雄志士。他文武兼备，“止知忠君爱国，不解附势趋时”，对权奸高俅、童贯等迎合和怂恿皇帝采办花石，荒淫酒色，败坏朝政，使天下百姓流离，干戈扰攘的罪恶行为，极为愤恨。他为了剪除“妖孽”，不顾个人利害，冒死弹劾当道权奸:“童贯乃刑余小人，高俅斗筲末器，滥叨重任……奸细结为心腹，贤良视若寇仇。”切中当时腐败政治的要害。荒淫无道的昏君，却不纳他的表章，更激起他的满腔悲愤:“君不见，四海苍生水火间，纷纷满目权奸，哀哉可叹，误国殃民!”“你看天下荒荒，人民逃散，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却不伤感人也!”(第六出)
林冲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精神，引起高、童等权奸的忌恨，形成忠奸势不两立的矛盾。高俅以看宝剑为名，把林冲赚入白虎节堂，遂定罪充军沧州，并设计在路上谋害他，幸亏被鲁智深所救;此计不成，又派爪牙到沧州谋害，逼得林冲走投无路，终于燃起反抗怒火，投奔梁山。最后，义军围攻汴京，迫使宋徽宗不得不接受清除权奸的条件，招安了梁山英雄，让林冲亲手杀掉误国殃民的罪魁，并加官升赏，与妻子团圆。
显然，作者的主观意图，是通过描写林冲与高俅等奸臣的矛盾，揭露统治集团昏庸腐朽、荒淫暴虐、祸国殃民的罪行，歌颂英雄志士忧国忧民、正直不苟的高贵品质及其为正义而斗争的坚强意志，从而表现作者自己的理想。正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也。
作者对剧中人物和主题思想的处理，与《水浒传》比较，主要有三点不同:
首先，关于高、林矛盾的起因和性质迥异。《水浒传》写高、林之间的矛盾，是由于高衙内垂涎林妻张贞娘所引起，迫害林冲是为了霸占其妻子，矛盾的性质虽有善恶之分，但仅限于个人的荣辱得失，也暴露了统治者自私自利、荒淫凶残、仗势横行的卑劣品性，而《宝剑记》则把矛盾建立在政治斗争的基础上，高衙内垂涎林妻的情节发生在主要矛盾已经展开之后，只是一条副线，起了加剧矛盾冲突的作用，而主要矛盾在于英雄志士忧国忧民与权奸祸国殃民，戏剧冲突的画面更为宽广，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揭露更为深刻，社会意义更为广泛，也更能激起广大观众对统治者的憎恨。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能品》对此处理，“殊觉多费周折”，似失公允。
其次，丰富了林妻张贞娘的形象。作者从三件典型事例来突出她的性格:一是张贞娘引用东汉朱云请尚方剑斩佞臣头的故事，鼓励林冲与权奸斗争;二是林冲被高俅陷害入狱，贞娘写本辩冤并弹劾权奸;三是林冲被充军后，她独自支撑家庭贫困生活，悬念丈夫，赡养婆婆，婆婆死后，卖钗买葬，然后去寻夫，颇似《琵琶记》中“祝发买葬”、“寻夫上路”的赵五娘。这固然受明代理学的环境气氛的影响，但是毕竟塑造了一个坚强、勇敢、富有正义感、忠于爱情的妇女形象。(www.xing528.com)
最后，对招安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水浒传》是梁山义军粉碎了多次“围剿”以后，朝廷为了利用义军的力量去镇压方腊起义，才招安宋江等人，最终以悲剧结局。而《宝剑记》则是在义军围攻汴京、反动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迫使朝廷不得不以接受“剪除权奸”为条件，招安了林冲等人，并以夫妻团圆、加官进爵的喜剧为结局。《宝剑记》对结局的处理，固然“足以寒奸雄之胆，而坚善良之心”[4]，也满足了受尚圆民俗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戏曲观众崇尚圆满之美的审美心理，但是虚幻的圆满结局，却掩盖了血的惨痛教训，对皇帝容易抱有幻想。
《宝剑记》结局的局限性，也是作者主体意识矛盾的反映。他对朝廷政治黑暗不满，反对权奸荒淫暴虐、残害忠良的罪恶勾当，但并不反对皇帝，他的主导思想是忠君爱国，剪除权奸，修明政治，使忠臣义士能够施展治国安民的才能，乃是作者最高理想。在当时有此思想境界，实已难能可贵。
《宝剑记》在戏曲艺术上的成就，主要在于对林冲逼上梁山故事的再创造。作者根据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体察和在政治生活中的切身感受，对题材予以丰富创造、提炼加工。于是，剧本所表现的戏剧冲突，既是人们所熟知的英雄志士逼上梁山的水浒故事，又概括了当时的现实，作者的思想感情，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历史故事中人物与命运的拼搏，唤起人们心灵的共鸣。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既继承了《水浒传》在矛盾斗争中发展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又加强了人物在斗争过程中的心理描写，并跟典型环境紧相结合，如第二十九出林冲“哭五更”的曲辞，描写落难英雄在西风萧瑟、孤凄寂寞的秋夜，那种痛恨权奸，但身在囚笼有翅难展的愤懑，忠心为国而身遭贬斥死活未保的犹疑和愤恨，思念老母娇妻而远隔天涯的悲伤和惆怅，复杂矛盾的心理交织在一起，造成强烈的感情气氛，加上悲壮的音乐，可以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第三十七出“林冲夜奔”，是林冲性格发展的极致，也是全剧的高潮，人物心理的刻画和环境描写，都非常精彩，使英雄形象分外鲜明，感人至深:
［双调新水令］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的忠和孝。
［驻马听］良夜迢迢，投宿休将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急步荒郊。身轻不惮路迢遥，心忙只恐人惊觉。魄散魂消，魄散魂消，红尘误了武陵年少。
［水仙子］一朝谏诤触权豪，百战勋名做草茅，半生勤苦无功效。名不将青史标，为家国总是徒劳。再不得倒金樽杯盘欢笑，再不得歌金缕筝琶络索，再不得谒金门环珮逍遥!
［折桂令］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的红巾，[5]背主的黄巢。恰便似脱扣苍鹰，离笼狡兔，摘网腾蛟。救急难谁诛正卯?掌刑罚难得皋陶!鬓发萧骚，行李萧条。这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
［雁儿落］望家乡去路遥，想妻母将谁靠?我这里吉凶未可知，他那里生死应难料。
一个冲破牢笼、燃烧着复仇怒火的夜奔英雄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那种惊恐忧恨、急迫愤慨而又谨慎小心的神情，描写得真实细致，富于艺术感染力。全剧曲辞虽沾染骈俪之风，但其基本风格朴素自然、奔放豪迈。结构不够紧凑，有支离松散之弊。某些穿插性情节和人物如公孙胜、莫大使、仓官等，显得冗赘，这也是传奇之通病。原本雪蓑渔者《序》云:“是记则苍老浑成，流丽款曲，人之异态隐情，描写殆尽，言辞俊美，终篇一律，有难于去取者。”明吕天成《曲品》卷上《具品》评曰:“李开先……熟謄北曲，悲传塞下之吹;间著南词，生扭吴中之拍。才原敏赡，写冤愤而如生;志亦飞扬，赋逋囚而自畅。此词坛之飞将，曲部之美才也。”但也有讥诮李开先不娴度南曲者，清姚燮《今乐考证·著录五·明院本·李开先》引沈景倩评，指《宝剑记》“生硬不谐，且不知南曲之有入声，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侬见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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