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评析二拍的成就与缺憾

(二)“二拍”的成就与缺憾

收入“二拍”中的80篇作品，除《初刻》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和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与《二刻》同卷篇目相同以外，实际上是78篇拟话本小说。其中写明代现实生活的有32篇，其余分别取材于唐、宋、元三代故事，只有一篇是写春秋故事的。由于他以封建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宣扬封建礼教，以忠、孝、节、义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许多作品封建说教气味太重，思想陈腐，艺术性也不强，因此，作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应该说是严重缺点。但是实际情况又比较复杂，处在明代末期，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商品经济对人们思想道德、人际关系确实具有冲击作用，封建社会中人们那种淳朴的、含有脉脉温情的人际关系，被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利害关系所代替;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统治集团内部忠奸邪正的矛盾斗争，使某些人趋炎附势，道德沦丧，污染了社会的精神面貌，正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传统道德中的某些合理的、健康的成分，也是可取的。既要反对愚忠、愚孝、片面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又应该肯定耿直、侍奉父母、正常的节操和道义，“二拍”的某些作品，在批判堕落世风的同时，作了一些封建道德或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教，既不能盲目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要作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批判贪官污吏、豪绅恶霸的罪行恶德。在“二拍”中这是个突出的主题，所占的篇目也较多。如《二刻》卷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写四川新都一个姓杨的乡宦，“其人家富心贪，凶暴残忍。居家为一乡之害”，他在云南做兵备佥事，就是“又贪又酷，又不让体面;恼着他性子，眼里不认得人……还亏一件好处，是要银子，除了银子再无药医的。有名叫做杨疯子”，他为贪图张廪生五百两银子的贿赂，准了张廪生独吞父亲遗产的诉状，还来不及结案，因“他贪声大著，已注了不谨项头，冠带闲住”，被指令原职退休了。他非但不洗心革面，反而愈加横行乡里:

且说杨佥宪自从考察断根回家，自道日暮穷途，所为愈横。家事已饶，贪心未足。终日在家设谋运局，为非作歹。……他一向私下养着剧盗三十余人，在外庄听用。但是掳掠得来的，与他平分，若有一二处做将出来，他就出身包揽遮护，官府晓得他刁，公人怕他的势，没个敢正眼觑他。但有心上不像意或是眼里动了火的人家，公然叫这些人去挪了来庄里分了。弄得久惯，不在心上。

张廪生趁进京考试途经成都之便，带四个随从仆人，到杨佥宪家中索取原先行贿之物。“佥宪左思右思，便一时不怀好意了。哏地一声道:‘一不做，二不休。他是个云南人，家里出来中途到此间的。断送了他，谁人晓得!须不到得尸亲知道。’就叫几个干仆约会了庄上一伙强人，到晚间酒散听候使用。”结果当夜就把张廪生和所带四个仆人，“一刀一个”都杀了，就在他种红花的地上，“掘个坎儿做一堆儿埋下了”。谋财害命，心狠手辣，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垂涎侄儿“好一分家当”，“只待也如此劫了小侄儿子家里，趁便害了他性命”。把杨佥宪贪财残暴的丑恶心灵及其狠毒手段，暴露得淋漓尽致，正如惩处他的谢廉使所说:“缙绅中有此!不但衣冠中禽兽，乃禽兽中豺狼也。”这篇作品对贪官污吏、豪强恶霸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杨佥宪这个人物形象很有典型意义。篇末也有“奉劝世人，还是存些天理，守些本分的好”这类说教性的文字，又何须深究?

在那人世间公道泯灭之时，乞灵于天理，惩恶扬善，也是人们的一种精神自我平衡的方法。《二刻》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就是写陈祈为了贪图多占父母遗产，被“贪奸不义，一味欺心，设谋诈害”的富民毛烈吞没了陈祈典当良田的三千两银子，又不退还债券，等于把值上万两银子的良田也吞没了。陈祈激忿之下，到县衙告了毛烈，昏官赃吏受了毛烈的贿赂，便颠倒是非，杖打了陈祈。陈祈“在阳间与他争讼不过，只得到东岳大王处告这状”，东岳判官用“业镜”照出他们的真实面目，对案情作出公正的判断，正如陈祈对妻子所说的:“东岳真个有灵，阴间真个无私。一些也瞒不得。大不似阳世间官府没清头没天理的。”作者也议论说:“阴司比阳世间公道，使不得奸诈，分毫不差池。”幽冥果报之事，当然是封建迷信。但是写阴司的公道，正是为了反衬阳世间吏治的黑暗腐败。

现实中的贪官污吏，受到封建皇朝国家法律制裁的是极少数，因而人们就寄幻想于剑侠，有一种神奇的剑术能够诛杀贪官污吏，这在唐人传奇中，如《聂隐娘》、《红线》等豪侠小说，就包含着惩处豪强赃官的内容。《初刻》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借程元玉与十一娘的谈侠，反映了作者所最痛恨的几种不同类型的贪官污吏:

……程元玉道:“假如术家所谓仇，必是何等为最?”十一娘道:“仇有几等，皆非私仇。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命的;世间有做上司官，张大威权，专好谄奉，反害正直的;世间有做将帅扣刻军饷，不勤武事，败坏封疆的;世间有做宰相，树置心腹，专害异己，使贤奸倒置的;世间有考试官，私通关节，贿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悻幸，才士屈抑的，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

对各类贪宫污吏的愤恨之情，溢于言表。剑侠以其超人的剑术，使作恶多端、逍遥法外的贪官污吏，受到应得的惩罚，这是大快人心的。

有些为官作宰的，并不是贪官污吏，但由于思想性格的弱点，主观成见很固执，为维护一己之尊，报复打击，陷害无辜，造成冤案。《二刻》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讽刺理学大师朱熹偏执成见，自以为是，错断公案，台州太守唐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恼的是道学先生”，平日恃才，轻视朱熹，道他“字也不识的”，议论的观点不同，成了朱熹的异己。朱就利用职权，借口“台州刑政有枉，重要巡历”，搞突然袭击，唐仲友迎接迟了一些，更使他恼羞成怒，“当日下马，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与郡丞，说:‘知府不职，听参。’”并且把一个受到唐仲友赏识但并未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官妓严蕊，也抓了起来，“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通过对这一冤案的处理过程，暴露了朱熹的主观武断、胸襟狭窄、排斥异己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和阴暗心理:

……晦庵道是“仲友风流，必然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罪名了”。谁知严蕊苗条般的身躯，却是铁石般的性子。随你朝打暮骂，千锤百拷，只说:“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曾无一毫他事。”受尽了苦楚，监禁了月余，到底只是这样话。晦庵也没奈他何。只得糊涂做了不合蛊惑上官，狠毒将他痛杖了一顿，发去绍兴，另加勘问。

又利用“提举浙东常平仓”的职权，具本参奏，诬陷唐某“居官不存政体，亵昵娼流”，这个鼎鼎大名的理学宗匠，与官妓严蕊对比之下，灵魂、人格，孰优孰劣，不是显而易见了吗?(案:此乃小说家之言，不可信以为真。)

封建时代的官吏，审案的主要手段是严刑拷打，搞逼、供、信，冤狱也就很难昭雪。《二刻》卷二十一“入话”中说:“话说天地间事，只有狱情，最难测度。问刑官凭着自己的意思，认是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锤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么事情，只是招了。见得说道:‘重大之狱，三推六问’，大量多守着现成的案，能有几个伸冤理枉的?至于盗贼之事，尤易冤人。”昏官以重刑逼取口供，而贪官则以刑罚敲诈勒索。《二刻》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写常州柳太守为索取价值千金的某寺传世之宝白乐天手书《金刚经》，就诈过好几家，却只诈到银子，难以取得经卷。“有一日，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太守暗喜道:‘取《金刚经》之计，只在此僧身上了。’”他竟悄悄叫禁子到监中，秘密叮嘱僧人，要“他口里板着苏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窝赃之所，我便不加刑罚了”，此计果然奏效，抓到了某寺住持后，太守又要差人悄悄地对那“了事的”徒弟说:“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刚经》来，救你师父，便得无事;若稍迟几日，就讨绝单了。”居然以置无辜者于死地相恫吓，勒索“千金之物”。贪官用心之狠毒，可见一斑。

正因为封建时代的官场，大都是赃官昏官，因而有少数能廉洁奉公、明辨是非的包公式清官，也就特别受到人们的赞扬。《二刻》卷二十一《许察院感梦擒僧，王氏子因风获盗》，在与昏官对比之下，对“善能断无头案”的许察院，能透过庸官以酷刑逼取的口供表象，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审清较为复杂的人命公案，备加称道。以感梦作为破案的手段，固然是不科学的，但是究其精神，旨在不冤枉无辜者，不草菅人命。作者于篇末议论道:“可见世间刑狱之事，许多隐昧之情，一些造次不得的。有诗为证:世间经目未为真，疑似由来易枉人。寄语刑官须仔细，狱中尽有负冤魂。”这是代表人民发出的呼声。

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与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腐朽性密切相关。《初刻》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虽然是取材于《太平广记》卷499《郭使君》，原是写唐末“朝政多邪”、卖官鬻爵，白丁以数百万钱买得刺史官爵的丑闻，故事极为简括，经凌濛初着意加工，细致描写，注入了明末的社会生活气息，描绘了明中叶以后朝中宦官当权、贿赂公行、政治腐败的真实图画:

……(郭)七郎吃一惊道:“刺史也是钱买得的?”包大道:“而今的世界，有甚么正经?有了钱，百事可做，岂不闻崔烈五百万买了个司徒么?而今空名大将军告身，只换得一醉，刺史也不难的，只要通得关节。我包你做得来便是。”

……多保道:“而今的官有好些难做。他们做得兴头的，都是有根基，有脚力，亲戚满朝，党羽四布，方能够根深蒂固。有得钱赚，越做越高，随你去剥削小民，贪污无耻，只要有使用，有人情，便是万年无事的。……”(www.xing528.com)

看了这幅图景，人们自然会联想起明末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擅权时的政治黑幕。

2.对于爱情婚姻、两性关系的描写。这是“二拍”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类作品中，受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和市民趣味的影响，作者的美学观念有所扭曲，色情秽亵描写诚然不少，但是毕竟只是部分作品的局部内容，况且作者本意在于暴露和劝诫，无意中流露了带有欣赏性的不健康情调，这也是文学商品化导致的消极作用。有许多作品无论从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而言，都是比较好的。作者对于冲破礼教的束缚、男女双方自己选择意中人、坚贞不渝的爱情，热情赞颂。例如取材于瞿佑《剪灯新话·翠翠传》的《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就是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故事。刘翠翠与金定的爱情，并不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式的，他们从小一起上学，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很自然地产生真挚的爱情。金定家境虽穷，翠翠的父母却能尊重她的意愿择偶，这就突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并摆脱了戏曲、小说中“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旧套，在元末社会大变乱的背景下，演出了这对恩爱夫妻生离死别的大悲剧。结局的艺术处理，使这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氛。

据李祯《剪灯余话·秋千会记》改编的《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既批判了以势利为择婿标准的炎凉世态，更歌颂了速哥失里不因拜住贫贱而易其志的崇高品格。坚贞不渝的爱情，使速哥失里死而复活，爱情战胜死亡，这个爱情故事以喜剧告终。据同书《芙蓉屏》改编的《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写崔俊臣与王氏，患难夫妻，出生入死，历经变故，虽遭分离，而王氏隐身尼庵，坚贞自守，崔亦矢志不娶，富贵不忘糟糠结发妻，终于借芙蓉屏为线索，破镜重圆。这是夫妻间情操、品德的楷模。

在描写爱情婚姻的理想方面，与以往同类题材的小说、戏曲有一显著的不同之点，“二拍”作者更强调理想爱情的基础，男女双方有互为知己、彼此爱慕的心理发展过程，比“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才子佳人恋爱境界，更高出一个层次。《二刻》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是一个喜剧性的爱情故事，写成都绵竹参将之女闻蜚娥，“丰姿绝世”，且受将门家庭影响，“自小习得一身武艺，最善骑射，真能百步穿杨。模样虽是娉婷，志气赛过男子”。因社会风气轻武重文，“武弁人家”受外人指目，她就女扮男装入学读书。“学得满腹文章，博通经史”，考取了秀才。她与同学朋友杜子中、魏撰之意气相投，“三人就像一家兄弟一般，极是过得好，相约了同在学中一个斋舍里读书。两个无心，只认做一般的好朋友。闻俊卿(蜚娥)却有意要在两个里头拣一个嫁他。两个人比起来，又觉得杜子中同年所生，凡事仿佛些，模样也是他标致些，更为中意，比魏撰之分外说得投机”。杜子中也非常爱慕俊卿，互为知心挚友。本篇摆脱了三角恋爱、有一个小人拨弄其间，致使好事多磨、由误会导致悲剧的陈套格局。在艺术构思上别出新意，使喜剧性的情节发展既富有传奇色彩，又很自然生动，有较浓的生活气息，与闻俊卿的身份、擅长相适应，在择偶的方式上，也很有个性特色:

俊卿归家来，脱了男服，还是个女人。自家想道:“我久与男人做伴，已是不宜，岂可他日舍此同学之人，另寻配偶不成?毕竟止在二人之内了。虽然杜生更觉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后来还是那个结果好?姻缘还在那个身上?”……见一只乌鸦，在楼窗前飞过，却去住在百来步外一株高树上，对着楼窗呀呀的叫。俊卿认得这株树，乃是学中斋前之树……俊卿道:“我借这业畜，卜我一件心事则个。”扯开弓，搭上箭，口里轻轻道:“不要误我!”飕的一响，箭到处，那边乌鸦坠地……急急下楼来，仍旧改了男妆，要到学中看那支箭下落。

以箭落谁手，决定择偶对象，是切合像俊卿这样善能骑射的古代少女的心理的，作者充分地刻画了她的心理活动，并细致地描写了典型环境，因乌鸦栖止在学中斋前树上，所以射乌之箭只可能落在杜、魏两人之一的手中。果然，中箭之鸦，落到正在斋前闲步的杜子中跟前，箭干上写有“矢不虚发，发必应弦”两行细字，子中念道:“那人好夸口!”于是他所拾取的箭就自然地传到魏撰之手中，而子中则因事离斋，所以，当俊卿来斋寻箭时，箭却在魏手中。由此产生戏剧性的误会，也增强了情节发展过程中离奇曲折的传奇性。其间又穿插了俊卿之父被兵备道诬陷入狱的变故，在患难中，既表现了俊卿处事的才干，也加深了她与魏、杜的情谊，特别是和杜子中患难与共，在同心谋划营救闻父的过程中，更促进了俊卿对子中爱情的深化，当她女扮男装的秘密被子中发现后，这一对情深爱笃之人私下结合，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符合读者审美心理的。而俊卿在成都旅店中与景小姐的奇遇，恰巧补偿了带有误会性却无可非议的与魏撰之的“竹箭之期”，况且当初俊卿允许撰之的是她的“姊姊”，将才貌双全的景小姐配与撰之，收“玉闹妆”为定的婚事，也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一处理方式，不但没有损伤主要人物的形象，反而更突出了他们的心灵之美。他们之间不是争风吃醋、妒嫉挑拨，而是既互相爱慕，又能互相谅解与帮助，成全对方的美事。与本篇故事近似的，《初刻》卷二十九《通闺闱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也是描写男女双方自小同学、情深谊厚，以至自由恋爱，由于女方家长嫌贫爱富，将女许配富家郎，而真挚坚贞的爱情却突破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虽经惊险风波，但借助科举功名，终于喜结良缘。还有一些写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与幸福的作品，如《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在当时固然也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但是在具体情节描写上，主要迎合市民情趣，格调不高。

值得注意的一个带有传统性的主题，是对于负心薄幸人的谴责、批判乃至惩罚。南戏中的《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古今小说》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二刻》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飙，焦文姬生仇死报》，是很突出的一篇。在“入话”中，作者写了一个妇女辜负前夫的嘱托，“不顾公婆，也不顾儿子”，“喜喜欢欢”去嫁人，“义不足以为人妇，慈不足以为人母”受到惩罚。未免对妇女的贞节要求过于苛刻，所以作者发议论说: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

这番议论是有精辟见解的。接着他在“正话”中就说了一个“赛王魁”的故事，让人们晓得“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世家大族的浪子才人满生(后来升任鸿胪少卿之职，故称为满少卿)，因“终日吟风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弄掉了”，族中无人理他，投奔亲友，到处托空碰壁，旅途中又遇大雪，受尽穷途之苦，世情冷暖，不觉放声大哭，焦文姬之父把他从啼饥号寒的死亡边缘拯救了出来，他感激涕零，表示“异时倘有寸进，不敢忘报”。焦文姬是“美丽不凡，聪慧无比”的姑娘，看到落难秀才满生，“仪容举止，尽看得过”，于是互相产生爱情，私相结合，焦父不得已，只好招赘满生做了女婿。满生叩着头激动地说:“如此玉成，满某即粉身碎骨，难报深恩。”“小生与令爱恩深义重，已设誓过了，若有负心之事，教满某不得好死!”他还对焦文姬道:“小生飘蓬浪迹，幸蒙令尊一见如故，解衣推食，恩已过厚。又得遇卿不弃，今日成此良缘，真恩上加恩。他日有负，诚非人类!”当时说出如此真诚动听的话，也是很自然的。焦氏父女尽心竭力帮助他，得以一举登第;为他选官能有好地方，焦父倾其所有。当他得授官职后，原来已不理睬他的族中亲友，又来趋附奉承他，由叔父做主，娶官宦门第之女为妻;他虽曾感到吃惊，有所顾虑，但却“半晌不作声”，讳言自己落魄潦倒、幸亏焦家拯救并与焦文姬成亲已久这段经历。及至与宦门小姐结婚之时，看见“妆奁丰厚，百物具备”，新人模样又出色，满生便“快活非常”，把困顿时的患难结发妻“丢在东洋大海去了”，以至“心里反悔着凤翔多了焦家这件事”，竟然在新人面前，把原先焦氏所赠衣服香囊拿出来，“一把火烧了，意思要自此绝了念头”。新妇并不妒忌，还提出接焦氏来同住过日，满生却负了盟誓，“一意只是断绝了”，对比之下，更突出满生的负心薄幸和背叛盟约的罪责。焦氏“举家悬望，受尽苦楚，抱恨而死”。老父与丫头相继沦亡。十年后，焦文姬与丫头青箱的鬼魂，终于来到满少卿的齐州任所，把负心人“活捉了去阴府对理”。鬼魂伸冤报仇，在元人杂剧中不乏先例，而且鬼魂出现在伸冤的严肃时刻，所以不能以封建迷信观念等闲视之，是表现对负心薄幸之徒的强烈谴责;何况在封建时代，人们普遍存在鬼魂观念，焦氏鬼魂向满生索命报怨，对负心人是严厉的精神制裁。

有少数几篇旨在揭露僧尼道士淫乱生活、批判佛道的虚伪性，但是在具体描写中，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缺乏严肃深刻的批判，甚至还流露出不健康的欣赏趣味。

3.反映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商业经济的发达，人际关系和人们心理状态、价值取向的变化。这也是“二拍”中很有意义的内容。这类作品为数不多，但无论从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它比“三言”中的同类作品，时代特色更加鲜明，艺术表现手法上更富于幻想性和奇异色彩，如《初刻》卷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描写“倒运汉”文若虚在穷困潦倒、百无聊赖中，跟随一帮久惯飘洋的商人去航海，意在“看看海外风光……省得在家忧柴忧米”，同船张大等人勉强凑一两银子给他，好买果子船上吃。他信步随便将这一两银子买了“洞庭红”橘子，原只想在船上可以解渴，也可分送众人。众人却笑话他是什么“宝货”，他羞惭吞声，不敢提起买橘之事。到了吉零国，众人上岸发货，他一人闷坐船上，想起橘子恐怕坏了，搬出来摆在船板上。岸上看的人看他吃橘子感到好奇，居然用当地一个银币买一个橘子，顷刻之间卖光，得银币上千个，每个八钱七分重，共计八百余两银子。他是“倒运”怕了的人，不敢将银子同船上人买货做生意，放弃“几倍利钱不取”。他们的船，“见风起了，扯起半帆，不问东西南北，随风势漂去”，来到一个无人的空岛，靠岸抛锚，等候风势。文若虚一人走到岛上绝顶，于草丛中发现一个像床大的龟壳，他就拖回船上，也算到海外一番。到了福建，波斯胡商竟把这个大龟壳视为奇珍异宝，用五万两银子买了，然后波斯胡商才指破这原来是自然蜕下的鼍龙壳:“此壳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气，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其珠皆有夜光，乃无价宝也!”本篇生动地描写了明中叶海外贸易和福建等地的商业盛况，以及海外国家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反映了商人发意外横财、骤成巨富的心理，实际上在当时出海贸易的商人中，也涌现出一些暴发户。另一篇更富于神奇、幻想色彩的，是《二刻》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这是根据蔡羽的传奇体文言小说《辽阳海神传》改写的。程士军经商亏折资本羞归故里，因得海神之助而获巨利，把商人的羁旅生活与神人恋爱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情节离奇、想象丰富、变幻莫测，有较强的艺术魅力;而由文言演化为白话，由雅入俗，使这一传奇故事更切近生活，尽管有“海神显灵”等神奇虚幻的描写，但在艺术上仍然有真实感。

商业性剥削的历史虽然悠久，从有商品经济起，有不等价的交换，就产生了剥削，但是从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出现以后，这种商业剥削更具有掠夺性和残酷性。《初刻》卷十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就是描写典当铺老板卫朝奉狠心盘剥的，在他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浸透了人民的血泪:

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薄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秤出，还要欠几分等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

这就是早期资本家借以剥削致富的伎俩。作品中更通过卫朝奉如何狠心吞没陈珩秀才庄房这一典型事例，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典当商处心积虑掠夺他人财产的凶残奸诈面貌。陈秀才一座价值一千二三百两银子的庄房，典当三百两银子，按三分利息，三年本利就是六百两，无钱赎取，卫朝奉趁陈秀才十分窘迫之际，不找给他一分银子，就把他的这座庄房吞占了。这不是残酷的掠夺吗?

“三言”和“二拍”作为短篇白话小说的艺术宝库，多侧面地、形象地反映了宋元明时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各阶层人物(特别是新兴市民阶层)的家庭、爱情与婚姻状况，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价值取向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的变化。尽管作品中有不少封建说教、宗教迷信、色情描写等不健康的成分，但是仍然不失为一部封建社会后期的百科全书。

“三言”、“二拍”与文言小说以及戏曲，有着密切关系，它们之间不只是题材的互相资取，在艺术手法上，除了因文体的不同、鉴赏者主体审美意识的差别，大致有雅与俗的差异之外，也还有某些可供互相借鉴的共同点。至于将它们与异域的《十日谈》相比，固然也可以在题材和思想倾向等几个方面找到某些相似之处，因为产生这些作品的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哲学思潮都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所以反映在文学艺术上，也都有早期文艺复兴作品的某些特色，例如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宣扬对尘世利益和尘世享乐的追求，成为作品中一个突出的主题，这是不足为奇的，从比较文学的角度阐明一些问题，是有意义的;研究我国文学史，比较文学的方法，对拓宽思路、在研究问题时受到启发，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宜对具体作品做牵强的比附，毕竟各自所肩负的使命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