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凌濛初的生平与小说理论
“三言”的出现，使文人拟作话本蔚然成风，并产生许多拟话本的专集，影响较大的就是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12岁入学，屡次应举未中，“卒以数奇，四中副车”[10]。在其《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自云:“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遇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丁卯为天启七年(1627)，他已经47岁，科举失意，浪迹南京，于是借古今奇异动人之事，经过一番想象构思，创作成小说，也是文人未遇之时“聊舒胸中磊块”的惯技。这就是他创作《拍案惊奇》的动因。当然，这是与他对小说的文学观分不开的。
首先，他把汉魏以来志怪与传奇的小说艺术传统，转向写现实的日常生活:“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11]使小说内容更切近现实生活，是一大进步。
其次，重视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这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儒家只强调诗、文的社会意义，而视小说为“小道”。凌濛初则指出:“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12]因而他对一些“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的下流作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种“为世道忧”的作家责任感是可贵的。但把文学作品当作“劝讽”、宣扬封建礼教与因果报应的工具，又是很陈腐的。忽视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成了社会教化的附庸。(www.xing528.com)
再次，对文学作品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提出符合创作规律的见解。当时的书商见于冯梦龙编纂的“三言”，“行世颇捷”，成了畅销书，于是鼓励他提供“秘本图书而衡之”。凌濛初确实也称道冯氏所辑《喻世》等书，但他与冯氏不同，冯梦龙侧重于编辑，除编纂当代话本小说外，“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凌氏则重在自己创作，“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他的题材来源，大都有所凭借，但事实只是借题发挥的一个影子，主要是通过他的艺术构思创作出来的新篇。正如孙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中所说:
凌氏的拟话本小说，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创作。
尽管凌氏的“二拍”也还存在不少“臭腐”的封建糟粕，但总的来说，主流还比较好，“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13]
《拍案惊奇》刊出于崇祯元年(1628)，因《初刻拍案惊奇》很受读者赏识，“翼飞胫走”，“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于是“聊复缀为四十则”[14]，就是《二刻拍案惊奇》。两书刊出的相隔时间不很长，都作于凌濛初较为落魄潦倒之时。崇祯七年(1634)始授上海县丞，署令事，凡八月，又署海防，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方擢徐州判，分署房村，为抗拒农民起义军，不久就呕血而死。著作除“二拍”外，有关诗歌研究和史学著作多种，戏曲有《虬髯翁》、《颠倒姻缘》、《北红拂》、《乔合衫襟记》、《蓦忽姻缘》等，另有戏曲选本《南音三籁》，并附有戏曲理论著作《谭曲杂札》，是个多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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