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明人作品的时代特色

(二)“三言”中明人作品的时代特色

“三言”中具有明代时代特色的作品，主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玉堂春落难逢夫》、《王娇鸾百年长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宋小官团圆破毡笠》、《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杨八老越国奇逢》、《木绵庵郑虎臣报冤》、《施润泽滩阙遇友》、《老门生三世报恩》等。这些作品的时代特色非常鲜明。例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写的就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政治斗争，《施润泽滩阙遇友》则写的是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关于爱情婚姻这一传统题材的作品，也有着与宋元时代显然不同的特点，明代拟话本中的这类作品，人的主体意识更为突出，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人身自由的愿望更为强烈。有些作品则明确标明朝代年号，更易确定。

“三言”中明代人的作品，从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描写爱情婚姻生活。这类作品数量多，思想意义较强，艺术成就也高。它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小说与戏曲表现爱情婚姻生活的优良传统，即:强烈的反封建精神，赞美真挚忠诚的爱情，谴责始乱终弃的负心薄幸人;爱与憎、同情与批判的态度很鲜明。这一传统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作品中主人公(特别是女主角)的思想精神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作者在进行社会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时，也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封建社会传统的褒贬标准。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个动人心魄的爱情悲剧。这原是一个带有传统性的题材:陷落火坑的女子，不甘于沉沦，要求“从良”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写此类题材的元人杂剧就有好几种。但是本篇却显示出新的思想意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杜十娘这个争取人身自由和爱情幸福的风尘妇女形象，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表现了社会底层妇女灵魂的觉醒和人格的尊严。她是京华名妓，以自己的美貌和聪明、才情，赢得了公子王孙们的欢心。但是她不愿过那种非人的生活，“久有从良之志”，遇到性儿温存、忠厚挚诚的李甲，就把真正的爱情献给了他。在李甲“囊无一钱，衣衫都典尽”，遭到虔婆驱逐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命运与李甲紧紧地结合起来，并对李甲反复地进行爱情的考验，终于完全信赖李甲是个忠实的情侣，于是协助李甲设法把她从火坑中赎买出来，结成真正的夫妻。她怀着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生活的憧憬，跟经患难考验过的情侣，奔向了自由的天地。

但是，杜十娘却没有料想到，在她所生活的时代，对妇女来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火坑;特别是她所信赖的情侣李甲，却原来是个懦怯、自私、卑鄙的伪君子，在封建势力无形的压力和金钱的引诱下，在半途中把她出卖了。这，就她的爱情和生活的理想来说，是被残酷的现实所毁灭了，但在与现实作决绝的斗争中，却显示了她灵魂的觉醒和人格的尊严，在道义上她是胜利者。她义正辞严地痛斥了破坏他们幸福的孙富:

我与李郎备尝艰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为谗说，一旦破人姻缘，断人恩爱，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当诉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欢乎!

她对李甲炽热的爱，也转化为满腔的恨，悲愤沉痛地斥责他:

妾风尘数年……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谁知郎君相信不深，惑于浮议，中道见弃，负妾一片真心。……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命之不辰，风尘困瘁，甫得脱逃，又遭弃捐。……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

真是句句掷地有声，令人肝肠寸断。她以壮烈的死，控诉了罪恶的封建势力和市侩主义，鞭挞了卑鄙、自私的负心人;也以死捍卫了人格的尊严。杜十娘的悲剧，一方面说明封建势力和金钱对人性的践踏;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作为一个觉醒的人，具有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人格、爱情，是不能以金钱交换的。杜十娘的死，是个悲剧，是美的毁灭，又是妇女人格和崇高的价值观念的胜利。

造成杜十娘悲剧的原因，不仅仅由于李甲的自私、卑鄙和怯懦，更主要的是潜在的封建压迫和社会的邪恶势力。李甲之父李布政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他虽然没有出场，却是客观存在，使怯懦的李甲精神上产生恐惧感，既爱杜十娘，又不敢带她同归故里。富商子弟孙富利用这种潜在的封建势力和李甲的矛盾心理，从中进行破坏，企图以重金攫取杜十娘。市侩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逼迫，导致杜十娘的悲剧，这与唐人传奇《霍小玉传》中霍小玉的悲剧，颇为相似，又有很大的区别。李甲与李益的性格弱点，比较近似，都是卑鄙、自私的伪君子，慑于封建家长的干涉。杜十娘与霍小玉都是风尘女子，其温柔多情与刚烈悲壮的性格特点也较为相像。但由于时代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各人性格和造成悲剧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唐代的士族婚姻制度，是使自私的李益违约背盟、抛弃霍小玉另娶卢氏女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霍小玉提出“欢爱八年”的“短愿”也不能实现;明代婚姻尽管也讲“门当户对”，但是并无严格的士族婚姻制度，而金钱的作用却很大，它可以腐蚀人们的灵魂，孙富就是凭借金钱的神通，引诱李甲出卖杜十娘，成了杜十娘悲剧的直接原因，杜十娘投江自尽前“怒沉百宝箱”，也是对贪利小人李甲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她在道义上和人格上是真正的胜利者。

《王娇鸾百年长恨》也是个爱情悲剧。公子哥儿周廷章和官宦小姐王娇鸾的恋爱，不仅男女双方才貌相当、情投意合，而且门第相称，似乎可以有喜剧性的结局。可是周廷章却抛弃了王娇鸾，迫使王娇鸾悲愤自尽。如前所述，“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各个时代都有，但促使负心男子抛弃女方的原因，则除了个性特点以外，社会历史根源各不相同。唐人传奇中莺莺、霍小玉的悲剧，与士族婚姻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在明清时代，虽然还不能排除门第观念，但是金钱势力的干预或腐蚀，成了重要原因之一。杜十娘的悲剧就是典型例证。王娇鸾与周廷章，原不存在门第的问题，父母之命也并非不可挽回，主要是周廷章的灵魂被金钱美女所腐蚀，“贪财慕色，顿忘前约”，他的品质比李益、李甲更为卑劣。王娇鸾与《莺莺传》中的莺莺，同为闺门女子，身份、地位、遭遇相似，而时代不同，思想性格也有区别。在大家闺秀王娇鸾的身上，受新兴市民思想意识的影响较深，她的追求，她对失落的抗争与控诉，都是非常强烈的。她在自杀前怀着满腔悲愤，写下《长恨歌》诗，揭发、控告了周廷章始乱终弃的罪行恶德，使负心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正是这个艺术形象所提供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乃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篇，是描写爱情婚姻的悲剧，主要是鞭笞负心薄幸人的丑恶灵魂或控诉社会上的邪恶势力，那么，《卖油郎独占花魁》就是讴歌真挚爱情的喜剧，是对爱情美的颂歌。

贫苦的卖油郎秦重，除了一颗挚诚敦厚的心以外，既无钱又无势;但是他却在爱情竞争中，挫败了众多有钱有势的王孙公子、文人墨客，以自己一片挚诚的心，赢得了花魁娘子莘瑶琴的爱情，而莘瑶琴也在秦重真挚、纯朴的爱情感召下，净化了灵魂，唤起了真正的爱情，使青春复活，唾弃了唯有金钱权势而无真情实感的王孙公子，摆脱了奢华而糜烂的妓院生活，得到了普通人应有的美满幸福的爱情。莘瑶琴由一个纯洁的少女，被拐骗陷入火坑，又从火坑中跳出，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一曲折的人生历程，是由美堕落为丑，又由丑转化为美的过程。秦重和莘瑶琴的胜利，是美对丑的胜利，是真挚的爱情对金钱交易的两性关系的胜利，也是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新兴的市民意识对封建意识的挑战。

《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是赞美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关于妓女与士子的爱情关系，在唐人传奇、元人杂剧中写得较多。在封建社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不合理的条件下撮合而成的婚姻关系，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妓院固然是金钱与色相的交易所，是丑恶、肮脏、耻辱之地，但是在极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下，也不排斥妓女与士子之间由才貌的互相吸引，进而性格的相投，成为“风尘知己”，产生真挚的爱情，唐人传奇《李娃传》中李娃与荥阳生的爱情，就具有典型意义。《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情节，由悲剧转为喜剧的发展过程，与《李娃传》有某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李娃拯救了落难的荥阳生，并竭力帮助他成就功名，以“节行瓌奇”，不但使门阀制度的卫道士荥阳公主动承认他们婚姻的合法性，并得封汧国夫人;而《玉堂春落难逢夫》，真正落难的是玉堂春苏三，王景隆被鸨儿所逐，鸨儿又将苏三卖给山西客商沈洪，沈妻皮氏却与奸夫合谋，毒死沈洪，而嫁祸于玉堂春，玉堂春竟被赃官打入死囚。幸亏做了巡按御史的王景隆，昭雪玉堂春的冤狱，并不负誓言，贵为显宦，却认领了落难的玉堂春，结为夫妻。作品的积极意义在于:王景隆和玉堂春经历了艰苦曲折、出生入死的考验，互相始终忠于爱情的誓言，王景隆冲破封建等级观念，固然难能可贵，而玉堂春身为妓女，在极其险恶的境遇中，能保持对王景隆爱情的纯洁性，因而他们赢得了爱情的幸福。(www.xing528.com)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是市民家庭婚姻的悲喜剧。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蒋兴哥“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商人重利轻别离，原不足奇;年轻美貌的妻子王三巧，尽管对蒋兴哥的感情很深，在陈商串通卖珠子的薛婆勾引下，这个良家妇女的贞节观念也崩溃了，导致了蒋兴哥不得不与王三巧离婚的悲剧。这是商品经济所产生的新的家庭婚姻问题，妇女主体意识的增强，封建礼教的约束力则相对削弱，失节之事也就容易发生。离婚又复婚的喜剧，在封建传统的婚姻关系中，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出现这种悲喜剧却是可以理解的。男女双方更重视感情的实质，而不再片面苛求女方的贞节。蒋兴哥在反思悲剧产生的过程中，既忏悔自己为追求微利而远离青春妻子，也就自然会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原谅妻子的失节行为，更珍惜当初的夫妻深情，在外力的促进、成全之下，复婚是合乎情理之事。

还有一些作品是对僧侣禁欲主义虚伪性的揭露和批判的，从对和尚、尼姑、道士淫乱生活的描写中，暴露了佛道清规戒律的虚妄，道观、寺庙、庵堂并非净土，而是纵欲之所。

“三言”中所描写的大量爱情婚姻，几乎全是市民的两性关系。这一方面与作者的生活视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接受者的审美意识分不开。作为一种市民文学，主要是为市民阶层服务的，对于爱情婚姻的价值观念、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调，都渗透着浓厚的市民意识。

2.表现市民群众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际关系也复杂化，更需要借助传统道德来处理和平衡复杂的人际关系。特别赞美人际间的信义和友谊，批判背信弃义的不道德行为，强调人生以信义为重。《施润泽滩阙遇友》就是突出的例子。盛泽镇的施润泽，由一个只有一张机的手工业商人，不上十年，竟成为三四十张机的机户。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他在自由竞争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固然是他善于经营，也是因为他重信义，拾金不昧，将拾得的重金归还失主，因此得到对方的盛情酬答，避过了一次意外横祸，并在桑叶奇缺之时得到友人的帮助，使他的蚕桑事业大获其利。此外，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刘小官雌雄兄弟》，都是写轻利重义、济困扶危的信义美德，终于得到善报或美满归宿的，对于背信弃义、见利忘义之徒，则为社会舆论所不齿。例如《桂员外途穷忏悔》，写桂生处在被逼债走投无路、意欲投水自尽的绝境，得幼年同学施济之助，摆脱困境，却私下攫取施家窖藏金银，骤为富豪。施济却家道日衰，身后留下弱妻孤儿，难以为生，其妻儿出于无奈，投奔桂生，希望有所报答，以度困厄，桂生却忘恩负义、傲慢无礼，致使施济遗孀呕气而死。后施济之子得祖父遗留密嘱，发掘几处藏金，重振旧业，而桂生则被人诱骗财产，长子、次子、妻孙氏死后为施家之犬，桂生忏悔前愆，才得善终。其间虽掺杂因果报应迷信观念，但对于恩将仇报的不义之徒来说，主要是造成一种舆论，施加精神压力，予以道德上的批判，虽托元末为背景，实际上反映了明后期的人情世态和道德导向。明万历年间邵景詹撰文言小说集《觅灯因话》，首篇即为《桂迁梦感录》，拟话本当据此改编。戏曲家李玉又据以创作为《人兽关》传奇。

3.反权奸斗争的赞歌。明中叶以来，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忠奸矛盾斗争异常尖锐，这在诗文、戏曲、小说中都有强烈的反映。《古今小说》中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以满腔的政治热情，歌颂了反权奸斗争中的忠臣义士，而严厉地斥责了奸佞权臣。它根据江盈科撰《沈小霞妾》予以发挥铺饰，而冯梦龙所编《情史》卷四《沈小霞》篇曾提及此事，据此推测，本篇也许出自冯梦龙之手。作品中写的是嘉靖年间统治集团内部的忠奸斗争，却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作品中所描写的权奸严嵩父子及其党羽杨顺之徒，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谗害忠良，祸国殃民，因而为人民所痛恶。鞑靼首领俺答入侵，宣大总督杨顺不敢抵抗，敌人退走后，才故意扬旗放炮，以示追袭，其实连“半个鞑子的影儿”也不曾见。又恐失机坐罪，便滥斩平民首级冒充军功，“那一时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以孔明为楷模，手书《出师表》自励的忠臣沈鍊，因触犯严嵩父子而被流放，途见如此惨状极为愤怒，斥责杨顺:“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揭穿了奸徒的罪恶本质，于是严嵩集团对他更加忌恨，罗织罪名处斩沈鍊并株连家属，他的长子沈小霞在被捕押解途中，爱妾闻淑女用计救脱沈小霞，藏身沈鍊密友家中。八年后，严嵩父子败倒，忠臣冤案昭雪，沈小霞以其父所书《出师表》为信物，与亲友相会，沈鍊父子的正义斗争，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因而也受到人民的赞扬。《明史·沈鍊传》载其史实。

主题与它类似的作品有《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写南宋末年贾似道，凭借裙带关系，因缘爬上宰相高位，荒淫无度，结党营私，残害忠良，大敌压境而不发救兵，贻误军国大事，民怨沸腾，终于被削职发配循州。郑虎臣在押解贾似道至木绵庵时，以槌击毙贾似道，“上报父仇，下为万民除害”，大快人心。这虽是南宋故事，却也是明代现实中反权奸斗争的曲折反映。本事详见《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姦臣》四《贾似道传》。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贾似道木绵庵记》，可见元时南戏已演其事。《齐东野语》、《西湖游览志余》卷五《佞悻盘荒》、《效颦集》下卷《木绵庵记》等，都有关于贾似道的记载。

此外，如《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描写嘉靖年间在野士人卢柟桀骜不驯、蔑视权贵、清高自矜的品性，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只因得罪了当地知县，“把天大家私，弄得罄尽，险些儿连性命都送了。”揭露了当权官僚自私凶残的本质，而对太学生卢柟深表赞赏和同情。

4.表现文人和市民对科举制度的矛盾心态。“三言”中许多描写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的作品，大都涉及科举。科举及第乃是命运的转机，因此许多作品都流露出艳羡科举及第，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盛事。士人想要“洞房花烛”婚事如意，首先也须“金榜题名”。但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如愿以偿的毕竟不多，由于科举制度潜在的弊端，有学识才智的，也可能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也不一定有真学问。因而有些作品中，既暴露了科举制度的虚伪性，又向往科举及第荣华富贵的美梦，表现了失意文人和市民对科举的矛盾心理。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老门生三世报恩》。鲜于同自幼多才博学，“八岁时曾举神童，十一岁游庠，超增补廪。论他的才学，便是董仲舒、司马相如也不看在眼里，真个是胸藏万卷，笔扫千里。……何期才高而数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举，岁岁观场，不能得朱衣点额，黄榜标名”。他又不愿“循资出贡”，因为在科举时代，是只重进士，而轻视科贡的。鲜于同的一番牢骚话，却切中科举的弊端:

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谭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带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土司还要寻趁他。

一直到了57岁，鬓发都已苍然，还跟后生们谈文讲艺，希求一举，成了人们戏弄的笑具。当地知县蒯遇时，是个声价甚高的博学之士，器重后生，而厌恶年长老成之人，他主持全县生员考试，“弥封阅卷，自恃眼力，从公品第，黑暗里拔了一个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在众秀才面前夸奖道:‘本县拔得首卷，其文大有吴越中气脉，必然连捷，通县秀才，皆莫能及。’”。恰好这个第一名正是他所厌恶的老怪物鲜于同。鲜于同赴省试，又遇上蒯遇时被征聘做《礼记》房考官，蒯思忖“我今阅卷，但是三场做得齐整的，多应是夙学之士，年纪长了不要取他。只拣嫩嫩的口气，乱乱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论，愦愦的判语，那定是少年初学”，便可以把鲜于同甩脱。可是“置之魁列”的偏偏又是鲜于同，因为他带病勉强进场，草草完篇，“自谓万无中式之理”，却恰巧歪打正着。蒯遇时升任礼科给事中，又进会试经房，为避开鲜于同原考《礼记》，他就看《诗》五房卷，等到揭晓，列在第十名正魁的，又是鲜于同，“气得蒯遇时目睁口呆，如槁木死灰模样”!这种戏剧性的科举考试，文章好坏，似乎没有客观标准，全凭阅卷试官主观的好恶，简直如同儿戏。本篇通过鲜于同参加科举考试的数十年经历，深刻地揭示了科举制度的弊病。但作者旨意不在批判科举，而是鼓励屡试不中的老儒，不要灰心，鲜于同久困场屋，61岁终于中进士，“历仕二十三年，腰金衣紫，锡恩三代”。还举了梁皓(灏)82岁中状元为例，安慰、激励老儒生坚持在科举道路上奋进。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足取，但在小说领域触及科举制度的弊端的，这却是较早的一篇，其讽刺艺术，对后来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都有所启发。

与本篇类似的有《钝秀才一朝交泰》，写马德称“十二岁游庠，聪明饱学”，“文章盖世，名誉过人”，但从15岁进场，屡试不中，又因其父马给事弹劾奸宦王振，遭到打击报复，抄没家产，至亲好友乘机落井下石，以至穷困潦倒，处处碰壁，历经灾厄，众人都视为不祥之人，称为“钝秀才”。直到32岁，适逢“土木之变”后，王振毁败，新帝继位，马给事冤案昭雪，并得未婚妻黄六嫫之助，“廪例入粟”，考了监元，秋季乡试中了经魁，来年春又中了第十名会魁，殿试二甲，考选庶吉士。连试皆捷。“宾朋一向疏失者，此日奔走其门如市。”贯穿篇中虽有宿命思想，但从马德称科举功名的成败得失的过程中，既暴露了科举制的缺陷，也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主旨在赞扬“有志妇人，胜如男子”，表彰妓女赵春儿从良，千方百计苦劝败家的丈夫曹可成回心转意，重振家业，兴旺发达。而从败家的浪荡子一跃而为州府经历、通判、代理知府的变迁中，却反映了晚明科举制度的腐败。原来曹可成是个监生，到了一定时候，只要肯花钱，就能得官:

(可成)对浑家说道:“我的家当已败尽了，还有一件败不尽的，是监生。……我的选期已透了，怎得银子上京使用。……”春儿道:“选这官要多少使用?”可成道:“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财来财往，莫说监生官。使用多些，就有个好地方，多趁得些银子;再肯营干时，还有一两任官做;使用得少，把个不好的缺打发你，一年二载，就升你做王官，有官无职，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哩。”春儿道:“好缺要多少?”可成道:“好缺也费得千金。”……

曹可成就是凭他妻子春儿埋藏地下的千两银子，做了三任州府官，位至六品大夫，“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可见，科举功名，并不是凭学识才智，全凭金钱交易。所谓“卖官鬻爵”，乃是公开的秘密。

“三言”作为市民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固然有其反封建传统意识，突出妇女人格的独立性及其聪明才智，爱情观、人生价值观诸方面，都有其积极的、值得充分肯定的因素，但它也反映了封建文人和市民的落后意识和庸俗情趣。宣扬因果报应、“一啄一饮，前世注定”等宿命论迷信思想，色情猥亵描写也不少，尽管作者宣称警诫淫乱，而在实际描写中却带有欣赏意味。这与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气、文人和市民庸俗的生活趣味，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