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生平与小说理论简介

(一)冯梦龙的生平与小说理论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子犹，别号龙子犹，题所居为“墨憨斋”，因以为号。江苏吴县人。自少有才气，而生活放荡不羁。其兄名梦桂，是画家;弟名梦熊，是诗人，时人称之为“吴下三冯”。崇祯间举贡生，久困于科举功名，于是发愤著作。晚年选授福建寿宁知县，政简刑清，颇有政声。后离任回乡。南明弘光元年(1645)，清兵破南京，福王被俘，唐王逃往福建，冯梦龙上《中兴伟略》，建言反清策略，并刊印抗清宣传品。老迈忧国而死^[6]。

冯梦龙是个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对民歌和通俗演义小说、话本等曾经做过大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工作，编纂话本小说总集“三言”，是他从事通俗文学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冯梦龙从事通俗文学工作是很自觉的，在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山歌叙》、《太霞新奏序》、《酒家佣序》等文学理论文章，表现出对民歌的卓越见解，待另章论述。就《古今小说序》、《警世通言叙》、《醒世恒言序》等专论话本小说的文章来看，尽管他在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上，坚持儒家以社会教化为中心的传统文艺观，强调小说的功能“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要取得“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7]的效果，“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8]，即借助于生动的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有助于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安宁。在文学发展史观、语言艺术的通俗化方面，颇具卓见。他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肯定白话小说:“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縠毳锦，惟时所造。”^[9]在故事情节的曲折、人物描写的细致等方面，明代白话小说确实有远远超过宋人话本的。那种“恨乏唐人风致”的观点，是以士大夫的审美意趣衡量通俗小说，以一种标准去要求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不可能认识白话小说的艺术特色。冯梦龙小说理论的价值，还突出表现在对小说艺术大众化、通俗化的倡导: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小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古今小说序》

说明小说艺术，必须便于大众的接受，通俗化，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www.xing528.com)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对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有较精当的论述: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

……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

小说艺术不能脱离生活凭空捏造，但艺术毕竟不能等同于真实的生活，离开想象和虚构，不经过典型化，就不可能发挥“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也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他举听说书艺人说《三国志》“关云长刮骨疗毒”所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为例，很能说明问题。

冯梦龙的小说理论，与李贽和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是在明后期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有所滋长的大环境下产生的，都带有人文主义的文化素质。从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称冯梦龙为俗文学一大功臣，是当之无愧的。

冯梦龙编辑的“三言”，是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每部40篇，共120篇。其中包括宋、元、明三个时代的作品，约有三分之一是宋元说话人的话本，是书会才人和说话艺人协作的成果;有三分之二是明人话本或模拟话本的样式创作的所谓拟话本，这也包括冯梦龙自己的作品，前人的作品也大都经他修改。现在无法逐篇确定创作的年代，也分不清哪些是说话人的话本，哪些是拟话本，冯本人的作品有多少。不过，一些带有代表性的作品，从思想内容的时代特色和艺术风格的变化中，大致可以推测出它们产生的时代。例如《崔待诏生死冤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汪信之一死救全家》、《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小夫人金钱赠年少》等都是宋人话本。但是经过长期的流传和冯梦龙的加工，与它们原来的面貌已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