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状况及原因

一、短篇白话小说繁荣状况及其原因

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指的是话本和拟话本。它与“说话”伎艺有着血缘关系。“说话”的渊源很早^[1]。先秦、汉代为帝王讲故事的宫廷俳优，伎艺已相当精妙，优孟、优旃^[2]、东方朔、枚皋^[3]等人，就很善于讲述生动的故事或戏谑性的笑话，达到规劝、娱悦君王的目的。从出土文物汉代说书俑^[4]，可见其形象之生动。魏晋六朝有所谓“俳优小说”和“说肥瘦”，也是构成后来“说话”艺术的因素。唐代有了“说话”的正式记载，安史之乱以后，唐玄宗回到长安，退居冷宫，高力士常以“转变”、“说话”来为他解闷。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在“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云:“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就是李娃故事，白行简的传奇小说《李娃传》即根据说话人所说的这个故事改编而成。“说话”在唐代属于“杂戏”中的“市人小说”，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小孩子听了讲三国故事以后，“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说话”艺术感染力之强。还有唐代讲唱“变文”的某些形式和技巧，也为“说话”所吸收。宋代是“说话”艺术的繁荣时期。所谓“话”，就是故事，“说话”，讲故事，是很讲究技巧的。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都要适应当时的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它基本上是一种市民艺术。说话艺人的艺术造诣是很精湛的，因而取得极好的效果，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说话”情况，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说国贼怀奸从(纵)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5];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士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

由此足见说话的艺术魅力之强，产生广泛、深刻的社会反响。南宋“说话”分四家。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云: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清代翟灏在《通俗编》卷三十一《俳优》条，引耐得翁另一著作《古杭梦游录》，关于“说话有四家”之说，内容与上引相同，而无“说参请”，恰好四家。《都城纪胜》所列家数，如将“说经”与“说参请”各算一家，则与作者所云“说话有四家”之数不符，故应将“说经”与“说参请”合二为一。

四家说话人各有“说话”的底本，即话本，有的很简括，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临场即情发挥，全靠说话艺人师徒相传的本领和各自的才情;有的则出自文化水平较高的“书会才人”之手，或者经过他们加工、充实、提高，有了可读性，因而这些话本也就成了最早的短篇白话小说(自然不包括那些篇幅较长却很简陋粗糙的讲史平话和取经诗话之类)。

宋元时期话本的数量很多。仅仅根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的记载，就大约有140篇小说话本的题目，惜其绝大部分都已散失。保存至今者，主要见于1915年缪荃荪依据“影元人写本”刊印的《京本通俗小说》，明嘉靖间洪楩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明万历间熊龙峰刊印的小说;至于明末冯梦龙编刻的“三言”，则不全是宋元话本，其中含有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

“说话”是诉之于听觉的民间口头文学，艺人为调节气氛、加强艺术吸引力，采取说和唱结合的形式。散文与韵文相间，散文用来叙述事件，韵文用以描绘景物、形容装束打扮、刻画心理、渲染气氛、转换情节，以及表示说话人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和态度。(www.xing528.com)

“说话”艺术在元代和明代仍然广泛流行。明代说话一般叫作说书或平话，它继承并发展了宋元话本的传统，在体裁上显得更加丰富多彩，普遍地采取讲唱文学的形式，包括词话、诗话、陶真、道情等，都是边讲边唱，以散文为主，夹杂了较多的诗、词韵文，形式生动活泼。

到了明代中叶，说话伎艺趋向衰落，而文人的拟话本大量出现，这与一般市民文化水平相对提高，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印刷技术和出版条件的改善，都有关系。更重要的是知识阶层审美心理的变化、对俗文学的重视。话本脱离了说话艺人的口头创作而书面化，从“瓦舍伎艺”变为书面文学，思想和艺术的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一批与市民阶层思想感情相通、美学观念也较近似的士人，对拟话本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比之于宋元话本，明人拟话本在题材方面有所拓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问题，有较全面的反映;艺术上既发扬话本的特色，而具体描写更细腻，文笔更流畅、生动，增强了可读性。因此，文人搜集编辑话本和拟作话本就蔚然成风，出现了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与专集，成为自宋迄明的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这既标志着“小说”的高度发展，也说明它是由瓦舍讲唱转向案头阅读所结下的硕果。是士人雅文化与市井俗文化融合所促成的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局面。

最早的话本总集《清平山堂话本》，辑集了宋元以来话本60篇，原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等6集，现在刊行本只是残存的27篇，其余均已散佚。《京本通俗小说》，也只残存9篇，基本上都是宋元的作品。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冯梦龙编纂了宋元明话本的总集“三言”，包括《古今小说》(后改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大都经过他的加工。许多优秀的古代短篇白话小说赖以保存。

在“三言”的影响下，出现大量文人的拟话本，即作家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凌濛初的“二拍”，包括《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就是文人拟话本的专集。拟话本的出现，除了说明市民对文学作品的需求及其审美倾向以外，还象征着文学的商品化。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一部分作家对文学的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

比“二拍”稍后，出现了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清源《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醉醒石》，还有原名《幻影》后来改称《三刻拍案惊奇》者，均属拟话本专集。

在辑集话本和拟作话本之风影响下，抱瓮老人从“三言”和“二拍”中，选辑了40篇，称之为《今古奇观》。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白话小说选集，在“三言”、“二拍”未被发现之前，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就借此选集得以流行，影响很大，它如同散文选集《古文观止》、唐诗选集《唐诗三百诗》，流布甚广，早在18世纪就流传到欧洲。

从以上叙述中，可见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繁荣的状况，也可窥见其繁荣的原因:说话艺术长期的演变发展，正所谓厚积薄发，到了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艺术已经很成熟，加上有了适宜的社会土壤——新兴市民阶层的文艺需求、审美心理;文人美学观念的进化、乐于从事话本和拟话本的编辑、整理乃至创作事业;伴随资本主义因素萌芽而来的文学商品化，出版商借以赢利，也刺激了出版的积极性，这也就难免产生一些粗制滥造、内容庸俗、艺术低劣的作品。因此，在看到短篇白话小说繁荣现象的同时，不能不注意某些作品的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