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金瓶梅》的作者及创作背景

二、《金瓶梅》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与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并列，世情小说《金瓶梅》，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它不同于前三部长篇小说，都经历了“话本”、杂剧等艺术形式的演变过程，然后由一位大作家写成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是第一部由作家独力创作的长篇小说。

《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今山东峄县)笑笑生。其真实姓名，至今尚有争议。最早提及此书者为袁宏道，其《与董思白》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2]可见董思白是《金瓶梅》书稿的收藏者。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3]袁中郎称此书“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4]。袁中道则既喜读此书，却又诬之为“诲淫”。^[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又云:“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张竹坡认为:“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6]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在于抨击现实中的黑暗面，是发泄满腔的悲愤，而不是“诲淫”。后人据《万历野获编》所言，臆断小说作者为王世贞，因王既是“嘉靖间大名士”，且与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由此生发出来的所谓“苦孝说”，则属荒诞无稽之谈。据吴晗考证，王世贞不可能创作《金瓶梅》，一是没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时间，二是作者应是山东人，王世贞虽曾在山东仕宦三年，但他系江苏太仓人，操吴语，不可能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俗语创作长篇小说。有的学者提出作者是山东峄县贾三近，可备一说。亦有人认为是屠隆所作。又有人考证，认为作者为谢榛。近年更有人撰专著称作者是绍兴萧鸣风，亦不失为一家之言。对这个问题，我仍持审慎态度。兰陵为今山东峄县，笑笑生是带有谐谑性的化名。从语言特色看来也应是山东人，缺五回，为他人所补，时作吴语，似应与全书区别开来。(www.xing528.com)

关于《金瓶梅》创作的时代，从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应是明代万历中期(1582—1602)之作。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商人阶层的势力有所发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金钱的作用大为提高。首先，在封建社会固有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之间，又交错了新兴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他们掌握大宗社会财富，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易的方式剥削他人，另一方面又以其经济势力勾结官府，官府在经济上有求于商人，而商人则在政治上借重官府。商人阶层在实际生活中成为当时社会矛盾关系的一个集结点。《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正是这种社会本质力量的代表。其次，由于阶级的两极分化加剧，社会财富集中在官僚地主和富商手里，社会生活的悬殊也趋向绝对化，穷人不得不卖儿鬻女，做官僚地主、富商、豪绅的奴婢，任其驱使和蹂躏。再次，是封建传统文化开始解体，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出现复杂微妙的现象，而处于主宰地位的是金钱和权势。《金瓶梅》就是一幅描绘封建社会末期世俗人情、市井文化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