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彰显民主思想

(一)《封神演义》反暴君苛政的民主思想

《封神演义》100回，日本藏明刻本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国内解放后整理出版的，基本上采用清初的四雪草堂刊本为底本，并参考了广百宋斋石印本、蔚文堂本等加以厘校，还修正了各本虽然皆同而有明显矛盾错误之处。原作约产生于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作者生平不详，据梁章钜《浪迹续谈》六卷《封神传》云:“吾乡林樾亭先生尝与余谈，《封神传》一书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因偶读《尚书·武成篇》‘唯尔有神尚克相予’语，衍成此传。其封神事则隐据《六韬》(《旧唐书·礼仪志》引)、《阴谋》(《太平御览》引)、《史记·封禅书》、《唐书·礼仪志》各书，铺张叔诡，非尽无本也。”作者想以《封神演义》与《水浒传》、《西游记》“鼎立而三”的主观愿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就神魔小说而言，它的成就仅次于《西游记》，却不容置疑，不失为名宿之作。

殷商与周的斗争，自汉以来就有记载，《史记·殷本纪》，对帝纣才兼文武而荒淫暴虐的史实，记载较多，叙述他宠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搜刮民脂民膏，“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用炮烙酷刑迫害无辜，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于羑里;重用佞臣费中、恶来，诸侯叛纣而往归西伯。微子数谏，不听，遂离去;王子比干强谏而被剖心;箕子惧，徉狂为奴;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诸侯伐纣，与纣战于牧野，纣因兵败登鹿台，赴火而死。周武王斩纣头，悬挂在白旗上，杀妲己，释放箕子，封比干之墓，以纣子武庚禄父续殷祀，周武王为天子。《周本纪》有关记载大体相同，而对周武王记述更多，更显其英武明哲。《封神演义》就其故事梗概而言，有一定的史实为依据，而着重写纣王的昏暴淫乱，穷奢极欲，残害忠良，宠信妲己，任用奸佞，祸害人民。文王、武王则是仁义贤明的君主，原是商纣王之臣，但他们施行仁政，“得道多助”，天下八百诸侯都拥护他们，以臣伐君，以仁易暴，吊民伐罪，终于推翻商纣王的暴政。周武王的军师姜子牙，也曾是纣王政权的一个小官吏，因反对纣王的暴政而逃出五关，隐居磻溪，应文王之聘，为兴周灭纣立下大功，身为谋主，出将入相。这些描写都有史实根据，但作为一部神魔小说，绝大部分的情节铺叙，则是幻想虚构的。从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西游记》和“四游记”等神魔小说，以及《武王伐纣》平话、民间传说，为作者将历史题材神魔化提供了素材和艺术上的借鉴，而更为主要的，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理想，对商周历史的反思，联系明中叶后的时代特征，借历史抒写理想。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所云:“书之开篇诗有云:‘商周演义古今传’，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

“侈谈神怪”的主要表现，是把纣王昏暴淫乱的原因归罪于狐狸精的化身妲己，她迷惑挑唆纣王立炮烙酷刑、杀妻灭子、设虿盘残害宫人，造酒池肉林、建鹿台、拒纳忠谏，剖比干之心、断老少涉河者的胫骨、剖孕妇之腹识别阴阳生理，重用奸佞崇侯虎、费仲、尤浑，败坏朝政。纣王之成为千古暴君而终于亡国，都是因为狐狸精妲己蛊惑蒙蔽君王之罪。这显然是受“女人祸水”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开脱了罪魁祸首暴君的罪责。在武王伐纣过程中，虚构了阐教与截教的矛盾斗争，几乎在商周战争的全过程都充满神魔斗法。阐教的神道仙怪辅佐周武王，截教的神魔妖怪则助纣为虐，虽互有胜败，各有伤亡，而邪不敌正，阐教降伏截教。周武王联合四方诸侯，攻克殷都朝歌，纣王上摘星楼自焚而死，妲己被擒杀。在战斗过程中丧生的人神魔怪，灵魂进入封神台。最后，姜子牙按榜封神，而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天命”，“在劫难逃”。

《封神演义》成功地塑造了暴君的典型——殷纣王的形象。纣王原名受辛，“残义损善曰纣”，“纣王”乃是对这个暴君的恶称。因此，作者对这位我国奴隶制兴盛时期的君主，在当时历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某些事件，就予以掩盖，例如对“经营东南”、平定“东夷”，促进黄河文化的传播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只字不提;对他才兼文武没有作正面描写，只就“托梁换柱，力大无比”稍带一笔，从女娲宫进香、作诗亵渎神明开始，刻画他贪色好淫的性格特征，奸佞权臣费仲、尤浑投其所好，进选美之议，正中昏君下怀。费、尤二奸又挟私怨进谗要纣王索取冀州侯苏护之女妲己，苏护以忠言力谏，纣王却“勃然大怒”，苏护几乎被杀，欲反商而众寡悬殊，被逼送妲己进宫。

作者在处理妲己形象时，虽然渲染上封建迷信色彩，把妲己写成受女娲之命变化美女惑乱纣王、施妖术断送成汤天下的妖精，但是透过这层迷雾，读者仍然可以看出暴君纣王的罪恶本质。炮烙直言敢谏的大臣、诛妻杀子、阻塞忠良、恣行无道、荒淫酒色，囚西伯于羑里，造虿盘于宫中，挖比干之心疗妲己之疾，断胫验髓，剖腹验胎等暴虐罪行，虽然都与妲己的谗言蛊惑有关，但是只有昏暴君王当朝之际，宠妃佞臣的阴谋才能得逞。

纣王的倒行逆施，导致众叛亲离，天下大乱。从纣王的形象中，可以认识历代封建暴君的本质，特别是作者所生活的明代昏暴君王和奸佞权臣的丑恶面貌，从梅伯、商容、姜后、黄飞虎等人诅咒纣王的詈语声中，可以觉察到明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时代特征。《孟子》中许多具有古代民主思想的言论，在明代遭到删节，而在《封神演义》中却借一些正面人物之口，用来批判独夫民贼商纣王。例如纣王炮烙梅伯之后，黄飞虎听了微子、箕子、比干等大臣的议论，就大怒曰:“……古人道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书中虽然也表彰了像闻仲这样对商纣王竭尽愚忠、以身殉职的大臣，但更多的是赞赏敢于反抗暴虐无道昏君的叛逆行动，许多叛商投周的大臣，反复提到“君不正，臣投外国”，以此为反叛暴君的理论依据。再如苏护劝郑伦降周时说:“今国君无道，天愁民怨，四海分崩，生民涂炭，刀兵不歇，天下无不叛，正天之欲绝殷商也。……必是君失其道，便不可为民之父母，而残贼之人称为‘独夫’。”(第六十一回)在明代中后期，批判历史上的昏君暴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是以仁易暴、以臣伐君、以有道伐无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批判暴君暴政，向往仁君贤相的开明政治，这也正是作者借写历史上商周斗争表现自己理想的真实意图。因而，与暴君纣王相对照，塑造了仁政理想的化身文王和武王，描写了他们的统治区西岐这个儒家的理想社会:

众民进城，观看景物:民丰物阜，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尧天舜日，别是一番风景。……伯邑考传命，“既朝歌逃民因纣失政，来归吾土，无妻者给银给他娶妻。又与银子，令众人僦居安处，鳏寡孤独者在三济仓造名，自领口粮”。(www.xing528.com)

——第十八回

文王从羑里逃归西岐，途中饥乏困顿，向客舍店小二要求暂记欠账，说到西岐“着人加利送来”。店小二怒曰:“此处比别处不同。俺这西岐，撒不得野，骗不得人。西伯侯以仁义而化万民，行人让路，道不拾遗，夜无犬吠，万民而受安康，湛湛青天，朗朗舜日。好好拿出银子，算还明白，放你去，若是迟延，送你到西岐，见上大夫散宜生老爷，那时悔之晚矣。”这一喜剧性的插曲，正好反映了西伯推行仁政的社会效果，这也正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士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而西伯姬昌也正是封建时代人民理想的仁君，作者特地描写了西岐人民欢迎西伯归国的情景:

一路上欢声拥道，乐奏笙簧，户户焚香，家家结彩，文王端坐鸾舆，两边的执事成行，幡幢蔽日。只见众民大呼曰:“七年远隔，未睹天颜，今大王归国，万民瞻仰，欲亲觌天颜，愚民欣慰。”文王听见众臣如此，方骑逍遥马。众民欢声大振曰:“今日西岐有主矣!”人人欢悦，各各倾心。

——第二十二回

明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程朱理学，作者思想意识中尽管包含很可贵的民主性的精华，但在塑造他理想君王形象时，却表现出浓厚的程朱理学的意味。例如文王回国后，散宜生、南宫适都陈说纣王肆行无道，“料朝歌不久属他人矣”。要求“杀进五关，围住朝歌，斩费仲、妲己于市曹，废弃昏君，另立明主，以泄天下之愤”。文王却对他们大讲为臣之道:“孤以二卿为忠义之士，西土赖之以安。今日出不忠之言，是先自处于不赦之地，而尚敢言报怨灭仇之语!天子乃万国之元首，纵有过，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过?(父)纵有失，子亦不敢语，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为人臣子，先以忠孝为首，而敢直忤于君父哉!昌因直谏于君，君故囚昌于羑里，虽有七载之困苦，是吾愆尤，怎敢怨君，归善于己。古语有云;‘君子见难而不避，惟天命是从。’今昌感皇上之恩，爵赐文王，荣归西土，孤正当早晚祈祝当今，但愿八方宁息兵燹，万民安阜乐业，方是为人臣之道。从今二卿切不可逆理悖伦，遗讥万世，岂仁人君子之所言也!”他特别强调，“五伦之中，惟有君亲恩最重;百行之本，当存忠孝义为先。”(第二十二回)，直到他临死时，还谆谆告诫世子姬发:“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弑君之名。商虽无道，吾乃臣子，必当恪守其职，毋得僭越，遗讥后世。”(第二十九回)。

商周矛盾斗争是全书的主线，具体表现就是“武王伐纣”，武王当然是全书的主角，但是作者却把他写成继承文王遗训的忠臣孝子。当姜子牙将伐纣事宜准备就绪、向武王呈上《出师表》，武王览毕，却“沉吟半晌”说道:“相父此表，虽说纣王无道，为天下共弃，理当征伐;但昔日先王曾有遗言:‘切不可以臣伐君。’今日之事，天下后世以孤为口实。况孤有辜先王之言，谓之不孝。总纣王无道，君也。孤若伐之，谓之不忠。孤与相父共守臣节，以俟纣王改过迁善，不亦善乎。”(第六十七回)当八百诸侯大军围困朝歌、姜子牙当纣王之面向天下诸侯宣布“纣王十大罪”后，双方正在激战之际，武王居然在逍遥马上大发“不分君臣，互相争战，冠履倒置，成何体统”的感慨，要姜子牙劝众诸侯“善化天子”，顾全“君臣体面”。作者之意是欲显武王之仁厚，而给读者的感觉是近乎迂腐虚伪，懦弱无能颇似阿斗。

真正的主角是姜子牙，写他穷困时落拓潦倒、无以谋生而到处碰壁的窘迫之态，虽笼罩天命迷雾，但还较生动;马氏厌弃他时乖命穷，逼他写休书，也是世态使然。遇文王后，出将入相，施展抱负，更受文王托孤之重，尽心竭力辅佐武王，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颇为相似。但诸葛亮以智谋克敌制胜，成为智慧与忠贞的典型;而《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则是神化的方士，依仗阐教道术取胜，故其形象缺乏血肉。作为讨伐纣王的元帅，没有充分显示其谋略，但在体现“以臣伐君”、“以有道伐无道”的古代民主思想方面，却不失其光辉。在上周武王的《出师表》中，以及向众诸侯宣布纣王“十大罪状”的场面，都表现出凛然正气和敢于犯上作乱的叛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