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主题的矛盾与统一

二、《西游记》主题的矛盾性与统一性

《西游记》的前七回，是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而在全书中，这又是一个引子，最精彩的是“大闹天宫”。前三回写孙悟空学道练兵是为闹天宫作准备，闹地府勾销生死簿则是“大闹天宫”的前奏，闹天宫的根本矛盾，是神与魔、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不安于被统治地位的孙悟空，反抗绝对权威玉皇大帝，搅乱了天宫的统治秩序。这“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7]。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孙悟空被如来佛镇压在五行山下。但这不是矛盾的终结，而是矛盾将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就全书的结构而言，是为中心故事的展开埋下伏线。

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唐僧的小传，中间穿插了唐太宗入冥故事，而成为取经的缘起。在结构上与前七回并列同为展开取经故事作准备。

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才是西天取经的正文，一共包括41个故事，其中主要描写取经人和妖魔的矛盾，也有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以及取经人内部的矛盾。在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时而使人惊骇，时而使人欣喜，时而又使人疑虑。故事既步步引人入胜，又步步发人深思。历尽艰难曲折的过程，矛盾最后解决，实现所追求的理想，故事也告结束。

由于作品题材、内容结构和主要人物孙悟空形象的复杂性，评论者对作品主题的认识众说纷纭。清人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认为这是一部谈禅、讲道或劝学的书。也有所谓“求放心”之说。对《西游记》作认真研究、提出较为切合实际的观点的，首推胡适。他认为前七回写的是“美猴王的天宫革命，虽然失败，究竟还是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这七回虽是骂人，却不是板着面孔骂人。他骂了你，你还觉得这是一篇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他指出这部书“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他并且联系作者的诗歌创作，来理解《西游记》的思想内容:“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8]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能从《西游记考证》和《再寄陈独秀答玄同》等文章的整体内容来看，就能理解胡适观点的正确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部分，明确注明是沿用胡适的观点。“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实在是很精当的评价。

文学，包括神话小说，很难离开社会生活作纯艺术的虚构，不过神话小说反映社会生活更为曲折，往往以荒唐、滑稽的艺术形式反映作者的主体意识、严肃庄重的社会内容，如果没有封建社会中的皇权统治机构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就很难虚构出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如果没有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邪恶势力或自然灾害及其各种变异现象，也很难幻想出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西游记》是利用神话的幻想形式，借助传统的题材，曲折地反映作者对当时现实社会的认识和自己的理想。

由于题材本身和作者世界观以及历史的局限性，作品的结构和主题，前后是既矛盾而又统一的。矛盾表现在由“美猴王的天宫革命”转为“斩鬼”除邪的社会改良，而统一于“皈依正果”。也就是在“美猴王的天宫革命”还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历史条件下，只好借助于现存的封建制度，进行扶正灭邪的改良;这种改良行动，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也包括征服自然。(www.xing528.com)

《西游记》所描写的神魔世界，固然是艺术家的想象和虚构，但是也有一定的生活真实作基础，它实际上是明代社会现实和某些自然现象的艺术概括。天上的神佛，是宗教徒的理想化身，就其本质来说，是人间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幻化;而孙悟空大闹天宫，也可以说是现实社会中农民为追求自由平等而进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的曲折反映。当然，两者之间不能作绝对化、简单化的比附，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是不能画等号的。特别是浪漫主义的神话艺术，更高于现实生活，并以怪诞、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过，即使像《西游记》这样的神话小说，作者所描写的神魔世界，也不是虚设的幻影，它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那样黑暗，腐败，无人?为什么一个猴子去把天宫闹得那样稀糟?”^[9]大闹天宫的根本矛盾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孙悟空打到通明殿，要玉帝搬家让位，是矛盾斗争最尖锐的表现，斗争的结果，是孙悟空被镇压在五行山下，这是带有悲剧性的，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悲剧结局，作者受题材和世界观的局限，不可能写孙悟空摆脱五行山的镇压后继续大闹天宫直至胜利。即使他看到了现实社会中的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造反行动，但他还看不出这条道路可以取得胜利，他并不希望农民造反，尽管他对现实社会“有一肚子牢骚”，也只是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只能在皈依佛法的条件下，保护唐僧取经，才能成就“正果”。所以，作品的主要情节，是写西天取经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所进行的种种斗争，而取经人与阻碍取经事业的妖魔鬼怪之间的矛盾，成了主要的矛盾，这里有必要正确理解“取经”的性质。

显然，作者是把取经事业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来描写的。它的缘起，就是由于西方佛祖对东土众生苦难的怜悯，想把“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才派观音菩萨到长安点化唐太宗差人取经的;唐僧则以御弟的身份怀着“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的“忠心赤胆”，走上取经的道路。这固然与传统的题材有关，但也是作者理想的反映。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道教势力横行，儒学嫡派程朱理学逐渐僵化，其末流蜕化为伪道学，政治黑暗，人民苦难深重。在还找不到一种新的思想武器的情况下，与以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的佛经，就很自然地成为他借以疗治社会病态的药方，他相信佛经可以拯救处于苦难深渊中的人民，“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从他对如来佛法无边、观音神通广大的宣扬，对西天“极乐世界”的美化，都说明他对佛的信仰，他是把取经作为美好的理想来追求的。

比吴承恩稍晚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既是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又是佛教的信徒，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取经事业的组织者或支持者——如来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以至人皇唐太宗，基本上都是为作者所肯定的，是善的代表，虽然有时对他们带有轻蔑嘲笑之意，但又把他们作为依靠的力量。而阻碍取经的妖魔鬼怪，则成为取经人斗争的主要敌人，是邪恶的代表，也是作者所批判的主要对象。取经路上的妖魔，大多与神佛有某种瓜葛，如平顶山金角、银角大王是李老君的守炉童子，金兜山的独角犀大王则是老君的青牛，九头狮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小雷音寺的黄眉老佛是弥勒佛的义儿，麒麟山的赛太岁是观音坐下的青毛犼，陷空山无底洞的老鼠精是托塔李天王的义女，狮驼国的云程万里鹏是如来佛的舅父。他们正是依仗自己与神佛的特殊关系和法宝，到世上作恶的，也有少数与神佛无关的妖魔，如白骨精和车迟国的虎力、鹿力及羊力大仙。他们都是祸害百姓的邪恶势力，铲除他们也是必要的，但是把斗争的矛头由神权世界的统治者转向依附神佛进行罪恶活动的妖魔鬼怪，并且这种斗争还得到神佛的支持和帮助，却说明斗争性质的改变。由反对腐败无能的神权统治即“天宫革命”，转化为神魔世界内部除奸反邪、“扫荡妖氛，辨明邪正”的改良活动;这种活动是在神权统治集团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也是可以得到神权统治者支持的，因为它的目的再不是要玉皇大帝搬家让位、不存在推翻神权世界的封建统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倒是维护了神权统治的权威。但是降魔伏妖的具体活动，也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在还不可能推翻封建统治的时候，改良的活动仍然有其进步意义，特别是那种为达到理想的目标而百折不挠的精神、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智慧和胆识，更体现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

对于取经事业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打破儒家思想的大一统局面，对于解放思想、开拓文学艺术的新境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贬之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至于宣扬佛法无边、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类宗教迷信思想，则是应该抛弃的。

改良主义的理想，也表现在对待现实中昏君和宗教的态度上。对取经路上所经过的列国无道昏君和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道徒，是痛恨的，对他们的罪恶揭露和批判都相当深刻，如第四十四回写车迟国国王与虎力、鹿力、羊力大仙结亲，尊这三个妖道为“国师兄长先生”，国王成了被愚弄的傀儡，并残杀异教僧人，二万僧人被杀掉19500个，强迫留下的500个服苦役。作者在叙述中反复咒骂“那国王着实昏乱”，三个妖道一一被孙悟空铲除。再如第七十八回，写比丘国国王宠幸妖道所进的美女，以至身体尪羸，竟听从封为国丈的妖道之言，强迫民间献出1111个小儿，要挖小儿的心肝做药引。唐僧骂那国王道:“昏君!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生命!”这些，正是对明世宗佞道灭佛、祸害人民的黑暗现实的批判。但是作者并不主张推翻昏君，而是归罪于妖道的迷惑，佞臣的弄权，蒙蔽了“圣聪”，只要帮助昏君翦除奸邪，使他醒悟，就可以改变“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腐败局面。对道士的罪行和佛教徒的虚伪性虽然有所批判，但是并不否定宗教，他提出“三教归一”的理想，“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认为这才可以确保“江山永固”。这部神魔小说的“人化”意识确实是很浓的，既不能离开神话反映现实的特殊艺术规律，对作品作社会学的机械理解，也不能否认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作纯艺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