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西游记》从故事的产生到形成长篇小说，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
玄奘取经是唐代贞观年间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尚玄奘“结侣陈表”，要求去印度求经，皇帝不允，他只身混入商人队中，偷出国境，备历艰辛，游历50余国，历时17年，从印度取回佛经657部，在长安译经，一直至死。他那坚毅顽强、不畏艰险的精神，为人们所敬佩。他的弟子辩机根据玄奘口述，辑成《大唐西域记》，弟子慧立、彦琮为他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佛教徒的观点，描写取经的奇迹，给故事渲染上宗教的神秘色彩，也为《西游记》作者浪漫主义的奇思遐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宋有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体裁和内容与唐五代变文的“俗讲”相似，主旨是宣扬佛法。全书共十七节，叙述取经往返过程。主要人物是唐僧和猴行者，深沙神只出现一次，尚无猪八戒。出现猴行者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孙悟空形象创造了雏形。许多神魔故事，极为简单，只有“女人国”等个别节目为《西游记》所采用，丰富的想象对长篇小说的艺术方法有所启发。宋元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唐三藏》，已失传。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1]，六本二十四出，故事轮廓和主要人物已接近百回本《西游记》，“女儿国”、“火焰山”等故事写得颇为生动，但宗教宣传意味浓而神话艺术的情趣淡，艺术水平不高。今存元代磁州窟“唐僧取经枕”，有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形象，说明取经故事在元代已广为流传并逐渐定型。此外，还有平话《西游记》，惜已失佚，从其残篇“梦斩泾河龙”和“车迟国斗圣”来看[2]，对吴承恩《西游记》影响较大。
吴承恩(1500?—1581?)，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淮安府志·艺文志》“淮贤文目”著录有吴承恩《西游记》，小说中又多淮语方言，参以世德堂本“华阳洞主人”所作序文，确定吴承恩作《西游记》当无可怀疑。离淮安不甚远的连云港附近云台山有关石猴、水帘洞的附会，也有助于作者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吴承恩总括以前的西游故事，而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审美意识，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予以大胆的创造和发展。其主要贡献在于，把以唐僧为中心人物的宣扬佛法的宗教故事，改造成为以孙悟空为中心人物的英雄传奇，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取经路上降魔伏妖等惊心动魄离奇变幻的斗争故事，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表现了作家的理想和追求，增强了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提高了审美价值，相对地摆脱了宗教宣传的俗套，而成为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以诙谐怪诞为特征的美感享受。(www.xing528.com)
吴承恩之所以能够写出这部优秀的神魔小说，有其主客观的原因。首先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是一个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皇帝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而大都荒淫无道，倒行逆施，特别是吴承恩生活的时代(弘治至万历初)，政治更加腐败，皇帝或崇佛、或佞道，妄想灵魂不灭或长生不老，大量压榨人民膏血，以供宗教迷信之用。嘉靖帝居然封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为礼部尚书，并重用他们的亲属和门徒，醉心于炼丹、玩弄女色。道士、宦官、佞臣狼狈为奸，锦衣缇骑横行霸道，乡宦豪绅作威作福，人民受害无穷。总之，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而统治阶级本身也腐朽到了极点。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开始滋长，与传统的封建思想相对抗的新的思想意识随之产生，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怀着一种神秘好奇的心情探求着新的理想;然而，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义，给新因素的压力还相当沉重。人民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而实际上又摆脱不了，每次农民起义都遭到失败。这种社会现实，正是吴承恩创造神魔世界的基础。
其次，吴承恩具备创作这部神魔小说的特殊条件。他出生于一个由小仕宦没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社会地位不高，而文化素养很好，曾祖父和祖父两世为学官，父亲吴锐虽弃学从商，但也是“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的博学之士[3]。他自己则自幼富于幻想，喜爱野史奇闻，他在其短篇志怪小说集《禹鼎志》序文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从“野言稗史”和神话志怪小说中，不但接受了某些不同于封建传统的思想意识，而且在艺术情趣上受到了陶冶。他又是个“性敏多慧，博极群书”的“通才”[4]，而在科场上却很不得意，“屡困场屋”，嘉靖二十三年(1544)才中岁贡生，仅做过长兴县丞的小官，曾“有荆府纪善之补”[5]，也是闲职。仕途坎坷，老境贫困，又耻折腰。他的切身经历，使他对封建统治者感到不满，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希望改变现状。但他毕竟是个封建文人，世界观基本上是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主，兼蓄佛、道。他改变现实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改良主义:“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6]以英雄自许想改变黑暗的现实，但实际上又无能为力，因而对现实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痛恶荒淫无道的昏君、佞臣以至各种邪恶势力，但他并不否定封建制度，并不认为可以或者能够用暴力推翻封建统治。他所理想的是三代、两汉式的“治世”，在维护现存的封建统治的原则下，起用英雄人物来斩除奸邪，出现“四方民物俱昭融”、没有“五鬼”“四凶”的太平盛世。这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再次，吴承恩在文学艺术上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古代神话、志怪传奇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又融合了自己要求变革现实、感慨激愤的情怀和“善谐剧”的个性特点，形成他独创的浪漫主义特色，在志怪神奇的故事中，寄寓鉴戒意味或反映自己的理想，而以诙谐不恭的姿态来表现。这种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风格，既存在于《禹鼎志》中，也体现在《二郎搜山图歌》、《瑞龙歌》等诗篇中，同样，也为我们理解《西游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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