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是科举文化演变的一种综合性极强的独特文体，它对明清两代士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凡是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士人，都必须学会写八股文。这种讲究形式美而富于功利性的八股文，尽管今人读它也许有味同嚼蜡之感，但是它对当时有志于进取功名富贵的士人来说，却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封建朝廷以八股文作为选拔仕宦人才的手段，而儒生则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只有通过八股科举及第，才有可能兑现儒士的人生价值;不然，学问、才能、道德品质都很优秀的人才，也很难有机会施展抱负。於永清《近科衡文录序》云:“国家取士功令，斟酌前代，自经义外，参用论、表、策，盖用经义以观子大夫经术，用策以观子大夫时务，用论以观子大夫才藻。二百年来，海内人士靡然乡风。当是之时，即有修由、夷之行，挟伊、吕之才，负孔孟之道，怀管、葛之略，宁渠能离此业而取进贤冠乎?”艾南英深有感慨地说:“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得进。”[52]这样，就迫使儒士在科举道路上取得成功之前，不得不把精力集中于学练八股文的写作上，而不大可能真正从事诗歌、古文的创作，小说、戏曲的创作就更无暇染指了，一般都是中了举人、进士之后，或者绝意仕进之士，才认真从事八股文以外的文学创作。这种时代风尚，不仅影响文学发展，而且还影响士人的精神面貌、思想意识和整个人生观。
1.八股文的渊源及其嬗变
明代的科举制度，是从唐、宋沿袭来的，但是用八股文的形式来考试，却是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的一大发明，给士子套上无形的精神枷锁。《明史·选举志二》: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这种试士之法，把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规范化、模式化了，是把儒生培养成封建专制主义的驯服工具的灵丹妙药。四书、五经既是儒家经典，是士人思想道德修养的必修课，借以命题试士，不足为奇。“代古人语气为之”，即所谓“代圣人立言”，只能模仿古圣人的语气腔调说话，而且以程朱学派的观点为标准，不许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使士子的思想统一到程朱理学的规范之内;再加上形式上要排偶对仗、整齐划一，作者就无甚自由可言了。文学艺术贵在创造，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用同一个模式予以规范化，不就把作者的创造性剥夺光了吗?
我们在《绪论》中就曾简要地谈到八股文的问题，其实，这一科举制度虽然是明太祖和刘基制定的，但是八股文的体制，却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起初并不强调对偶，更无八股的定式。股，就是对偶的意思。据明人郎瑛记载:“本朝科场，自洪武三年，第一场经义一篇限五百字、四书义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场礼乐论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场，时务策一道，务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场之后，骑观其驰骤便捷，射观其中数多寡，书观其笔画端楷，律观其讲解详审。此乡试、会试之式也。殿试亦止策一篇，却是时务。”[53]并无八股文之说。形成八股的体制，是成化以后的事。成化二十三年(1487)会试题目《乐天者保天下》，文中才有起讲先提三句，接着就讲乐天之意四股，中间过渡四句，再讲保天下之意四股，又收拢四句，最后作大结。每四股之中，在构思上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上半篇与下半篇的布局结构方式相同。前后共八股，故有“八股文”的称谓。嘉靖以后，又有所变化。据《明史·选举志一》记载:
万历十五年，礼部言:“……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因取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奏请刊布，以为准则。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论者以明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
由此可见，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最标准化的八股文，是盛行于明中叶，即从成化到嘉靖时期。嘉靖以后的变化，不在于八股文的体制，而在于内容和文字不囿于四书、五经，“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不免有所“恣轶”。其实，这一突破性的发展，是一种进步。
八股文表现形式上的特质是排偶。中国文学史上体尚排偶，不乏其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律诗，都讲究对偶，所以说排偶的渊源由来已久，这种排偶的文学传统，显然对八股文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唐代试律诗，与一般律诗不同。它是五言排律，六韵十二句，偶或八韵十六句。首联为破题，可对仗，也可不对;次联为承题，又称颔比，补充表明题意;三联称颈比;四联称腹比(相当于八股文的中比，是全诗的核心，也是显示才情高低的关键);五联称后比，起补足腹比的作用;末联为结尾，亦称合题，要留有不尽之意。在程式上为八股文起了铺垫的作用。但是以往各种崇尚对偶的文体，只是艺术形式上必须遵循的规律，思想内容却没有什么统一的规范，作家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因而仍然能够开放出艺术之花。可是八股文则不然，它有着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双重的限制，作者只是为了求取功名，不得不应制而作;博取功名之后，就把这块敲门砖丢掉了。明人朱之瑜就曾提出过批评性意见:“中国以制义取士，后来大失太祖高皇帝设科之意。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借此干进，彼尚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54]
把八股文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是切合实际的，把它与唐诗发展的四个阶段相比附，似乎也未尝不可。
2.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与作品
明初洪武十七年至成化初年，是八股文体制粗具规模的时期。明太祖下诏设科举，虽然是洪武三年开始，但是不久就罢科举，定科举之式是在洪武十七年。十八年会试的题目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头名会元是黄子澄，他的文章中已讲究排偶，在破题、承题、起讲之后，写道:
故
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
天开日朗，万国仰一人之有庆。
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
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
非天下有道之时乎?
当斯时也:
语离明，则一人所独居也。
语乾纲，则一人所独断也。
一制度，一声容，议之者天子，不闻以诸侯而变之也。
一生杀，一予夺，制之者天子，不闻以大夫而擅之也。
皇灵丕振，而尧封之内，咸怀圣主之威严，
王纲独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
信乎?非天下有道之世，孰能若此哉?
文章虽尚排偶，但并没有几股的限制。黄子澄凭这篇文章取为会元，官至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看来他是赞美封建专制独裁的能手。后因忠于惠帝朱允炆，力主削藩，被成祖朱棣磔死。
明中叶，即从成化中至嘉靖末，是八股文的成熟和全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鏊(1450—1524)，字守溪，吴县人。成化甲午(1475)解元(乡试第一名)，次年会试第一名，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有人把他在八股文上的地位，与司马迁在史学、杜甫在诗歌、王羲之在书法上的地位相提并论，称赞他的八股文理实、气舒、神完、法备。[55]选录其代表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以窥一斑: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
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
诚能:
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
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
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
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蓄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粱，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吾知:
藏之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之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之也。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飱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这是一篇标准的八股文，虽是代圣人立言，但于委婉的语气中表现出作者的政治见解，既说明问题，又不冒犯君王;层次清晰，议论充分而不失分寸，对偶工整，体式完全符合八股文的规范，但它实际上不止八股。“八股”是概而言之。
嘉靖年间的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归有光，也是作八股文的名家，善于以古文为时文，使八股文的体式稍有变化，文气显得略为灵巧。
隆庆、万历时期，随着整个时代环境和文坛面貌的变化，八股文作家讲究机法，形式上力求灵变而不逾矩，内容上不墨守成规，往往借题发挥，抒发胸中郁结。赵南星、顾宪成、汤显祖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赵南星是个刚正不阿、嫉邪恶佞之士，当时朝士趋炎附势、谄事宰相张居正，据说赵南星的《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一文，就是有感于此而借题发挥，颇得圣人言外之意。本文大结写道:
籍灵宠于有位，既以谄鬼者而谄人;求凭依于无形，又以谄人者以谄鬼。吾不意世道之竞谄，一至于此!
这种慷慨激昂的文字，显然是针对朝廷上下的不正之风而发的。汤显祖主要是杰出的戏曲家，但他的八股文也写得独树一帜。例如他的《不有祝之佞》一文，后股写道:
在朝廷而不佞，难于终宠;即侪党之间，不佞不足以全其身。
处怨而不佞，难以巧全;即骨肉之际，不佞不足以全其爱。
针砭时弊，可谓痛快淋漓，公然乖违代圣贤立言的陈规，是颇为大胆的。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八股文的风尚，诚如方苞所说:“凡胸中所欲言者，无不借题以发之。”[56]代表作家有章世纯、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有四大家之称。其中最负声誉的是艾南英(?—1646)，他与章、罗、陈同为江西抚州人，鉴于万历末年场屋文风的俗陋堆砌，他们四人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颇受士子的拥护。他是天启甲子(1624)科举人，七年(1627)参加会试。因对策有讽刺当权宦官魏忠贤的言论，被罚停考三科。崇祯初，诏许会试，但屡试不第，尝尽考场之苦，终未能成进士。他的《应试文自序》，是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控诉书[57]，具有认识这个制度的文献价值，从中我们看到:郡县小试时，诸生于冰霜冻结之晨，解衣露立门外、“寒冱不知为体肤所在”的窘态，受搜身的污辱;酷暑则“数百人夹坐，蒸熏腥杂，汗流浃背，勺浆不入口”的折磨;督学评定试卷高下之后，“诸生挽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敢发声”，奴颜婢膝，丧尽廉耻，“面目不可以语妻孥”的苦衷。“至入乡闱，所为搜检、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昼曝、暑暍风沙之苦”，还要经受重复性的磨难。而结果，“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却高中了，而有真才实学之士却下第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往这条路上去走呢?因为不经此途取得功名，就只能“为逸民以终老”，这真是儒士的悲剧!艾南英的八股文，如《危行言孙》等篇，以浑朴醇古著称。明亡后，他参与南明隆武政权，抗清殉国。这个时期，除四大家之外，金声(?—1645)是有名的作家，他是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庶吉士。曾向崇祯积极进陈抗清方略，遂乞归休宁。请兵破南京，金声集士据险抗清，后被执壮烈殉难，他的八股文多湛深之思，名倾一时。他的《言不顺》二句一文，[58]可以说是八股文的正格:
事不可以逆成，而正名之义切矣。(破题)
夫言以行事;不得于言而求诸事，不亦左乎?(承题)
若曰:子迂吾说，将谓拘于理而不达于事也。而不知吾说诚计事之深者也。(起讲)
以为吾欲为政，则必以兴事为期;有如为之而无成，此其君无乐乎有国，而其相亦无贵乎当国。
且吾业为政，则无自操事之体，亦惟是申命以行之;岂徒惟其言而莫予面违，亦必服其言而莫予心非。(起股)
今者，名不正而言已不顺矣。
顺逆之故，初不必验于言后;
而成败之机，吾早已见于事前。(虚股)
将有事于国中，则明诏大号，百姓于是乎望德音焉，君臣上下，义有所错，要必始于父子。而今大义先蔑如矣，则而象之，
又何诛乎?虽令之不听，呼之不应，吾见其废然而反耳。
将有事于境外，则尺简寸牍，四方于是乎观辞命焉。朝聘会盟，继好息民，则又必称我先君。而今紊然于所自承矣，文而告之，又何称乎?或诘我而无辞，即欲盖而弥彰，吾见其动辄得咎耳。(中股)
盖勋业之在天壤，未有可独立而就。天与人归，即帝王尚烦其拟议;故谟必讦而后定命，猷必远而后辰告。岂其抗衡中外，而可以遂其侥幸之图?
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辞窘，虽英雄无所用其势力。彼作誓而尚有叛，作诰而尚有疑;况乎决裂典则，而漫以行其矫诬之意!(后股)(www.xing528.com)
由斯以观，不顺于言而求成于事，必不得之数矣。而其弊皆自名始。子谓为政而不期于成事则可;不然，安得迂吾言乎?(大结)
这篇文章，比王鏊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更加规范化了，除了开头“破题”、紧接着“承题”、“起讲”和最后以“大结”告终以外，中间四比整整八股，是地地道道的八股文。
3.选拔官吏与影响文风两种不同的视角
由上述可见，八股文的关键在于:内容上的“代圣贤立言”与形式上的“体尚排偶”相结合，旨在统一士人思想道德、束缚个性、做封建皇朝的忠臣。实践证明，有明一代的八股科举制度，是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的，选拔出不少敢于与擅权的宦官、奸臣作斗争，或以身殉国的忠臣，还有一些清官、良吏、能臣。儒家思想乃至程朱理学，在培养士人道德规范方面是成功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则是负面的。作为科举制度，主要目的或功能，是选拔合格的官吏，而不是培养作家，但是用来科举考试的文体八股文，势必影响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这正如唐代考进士要试诗赋促进盛唐诗歌的发展一样。明代传奇创作的八股化是明显的例证，诗文方面无论是台阁体、复古派乃至反复古派，各个流派从一个模式到另一个模式，极端化、绝对化，又何尝不是沾染八股文风的习气呢!思想家李贽，诗文革新的健将袁宏道，对复古派拟古主义的诗风那样深恶痛绝，而对八股时文却赞赏备至，与民歌、小说相提并论，正说明八股文对文学家影响之深。李贽《时文后序》云:“彼谓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矣。夫文不可以行远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国家名臣辈出，道德功业，文章气节，于今烂然，非时文之选欤?故棘闱三日之言，即为其人终身定论。苟行之不远，必言之无文，不可选也。然则大中丞李公所选时文，要以期于行远耳矣。吾愿诸士留意观之。”是从八股取士，名臣辈出，道德功业，文章气节，光辉灿烂这个角度肯定八股时文的。
袁宏道则是从反复古、主张厚今薄古的文学进化论的角度，来推崇时文。他在《诸大家时文序》中说:“以文取士，文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顾奚必古文词而后不朽哉?且所谓古文者，至今日而弊极矣。何也?优于汉谓之文，不文矣;奴于唐谓之诗，不诗矣。取宋、元诸公之余沫而润色之，谓之词曲诸家，不词曲诸家矣。大约愈古愈近，愈似愈膺，天地间真文澌灭殆尽。独博士家言，犹有可取，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二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子之申其独往者，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为文不类古，至摈斥之，不见齿于词林。嗟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
清儒焦里堂论述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时说:“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59]李渔《闲情偶寄》把八股文的布局、结构方法，用来比喻戏曲创作的“格局”、“大收煞”。足见八股文影响之大。明代的拟话本有一个使人厌烦的缺点，就是封建说教气味太重，也是与八股文的“代圣贤立言”之风密切相关的，尽管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与古圣贤之言毫不相干，甚至抵牾，作者却总要与封建教化挂上钩，以示不悖圣贤之教。至于以科举考试、才子佳人为题材的小说、戏曲作品，可以说不胜枚举。士人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为人生最佳境界，故小说、戏曲也往往以中状元、钦许完婚、喜庆团圆为结局。
对于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文章相结合，人们早已形成习惯性的反感。我认为应该还原历史，无论是程朱理学，抑或八股取士，都应置于明代这一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每个时代都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柱，在明初，程朱理学可以说是新儒学，“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经过程颢、程颐及朱熹的解释、发挥，成为一种能为多数士人所接受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朱熹是集儒学之大成者。当然，首先要经过明皇朝的最高统治者所确认、成为官方哲学，推而广之。明朝的科举制度是朱元璋和刘基制定的，刘基是亲自经历了元朝的举人、进士考试，博通“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的人物，他可以从切身感受的角度，向朱元璋提出建议，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也就是国家的精神支柱;而将这种哲学思想与科举考试相结合，势必让有志于仕进之士所接受，有利于培养和选拔官吏，更有利于巩固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以图长治久安。
因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主要目的是选拔各个层次的政府官吏，好的官吏，必须信守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有较高的思想修养，规规矩矩，忠于职责，依法行政。进士出身的官员，应该说大多数是忠诚于国家、廉洁奉公、能为民作主、公正办事的，当然也有像严嵩之流的奸臣，以及一些厚颜无耻的趋炎附势之徒。明朝昏君辈出，纵有阉党、奸臣擅权，忠诚耿直、舍生取义之士，前仆后继，与奸宦权臣作斗争，直到胜利;在民族斗争中，宁死不屈。明朝能支撑270年之久，与其科举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对作家来说，更多的是消极影响，已如前所述，作家必须创新，有个性，富于激情，不能拘守某种教条的束缚。
“八股”早已成为贬义词，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能作简单的否定或回避它，而要正视它，故作以上的具体分析。至于程朱理学，我们也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仁义礼智、修身、齐家、治国之论，作为传统思想或伦理道德，属于精华，应予以继承、发扬光大。而宣扬寡妇生活艰难也不能改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三纲五常”片面化、绝对化，以及“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反人性的僧侣主义思想，则须抛弃。
【注释】
[1]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篇中小字，乃是夹注性的文字，特加括弧标示。
[3]见宋濂撰《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宋学士全集》四库全书本。
[4]见王彝《文妖》，又见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八《文淫妖》，笔记小说大观本。
[5]见王袆《宋太史传》。附于《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6]见王袆《宋太史传》。
[7]《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五，第1405～140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8]张时彻:《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引自《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刘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9]黄伯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引自《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刘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10]宋濂等:《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二十五史》版。
[11]朱元璋《封刘基诚意伯诰》:“朕观往古俊杰之士，能识主于未发之初，愿效劳于多难之际，终于成功，可谓贤智者也。如诸葛亮、王猛，独能当之。”见钱伯城等《全明文》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十八年》，中华书局1957年版。
[13]均见张廷玉等《明史·刘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中华书局1957年版。
[15]张廷玉等:《明史·刘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6]黄伯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引自《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刘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17]钱伯城等:《全明文》一，第8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8]详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9]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0]《明史·刘基传》，系据黄伯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
[21]朱彝尊编:《明诗综》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2]引自章培恒等主编《全明诗》第二册《刘基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3]张廷平等:《明史·文苑传一·张孟兼》，中华书局1974年版。
[24]见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四库全书本。
[25]《二鬼》诗的系年有争议，拙著《明清文学史·明代卷》(1991年版)论及此诗，认为二鬼是作者的化身，不提未曾出仕元朝的宋濂，诗中讽喻的对象是元末“昏庸腐朽的统治者”。但认真品味诗意，似已由元入明。
[26]清初吴乔《答万季野诗问》:“太祖破陈友谅，贮其姬妾于别室，李善长子弟有窥觇者，故诗云然。李、高之得祸，皆以此也。”其说不确，高启被斩与李善长得祸，相距时间甚远，得祸直接原因各不相同。
[27]王世贞:《明诗评》卷一《高太史启》，《明诗话全编》本，第四册，第435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8]见朱彝尊《明诗综》卷八所引李时远评语，四库全书本。
[29]千，沈德潜《明诗别裁》作“十”，亦可通，中华书局1975年版。
[30]见清汪端《明三十家诗选·高启诗选》所引，同治蕰兰吟馆重刊本。出自赵翼《瓯北诗话·高青丘诗话》，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汪端引文顺序稍有变异，而意义相同。
[31]高启《凫藻集》中有《遊天平山记》一篇，云:“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予与同志之友……相与诣天平山而游焉。”在《缶鸣集》卷五有五言古诗《天平山》一首。见《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2]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本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3]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4]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士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5]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士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6]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士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7]杨士奇:《东里全集·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参议春雨解先生墓碣铭》，四库全书本。
[38]见曾棨《西墅集·内阁学士春雨解先生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
[3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二三·泊庵集》评语，中华书局1965年版。
[40]李昌祺生平，详见本书第三章《文言小说的复苏》二。
[41]沈德潜:《明诗别裁·李东阳》，中华书局1975年版。
[42]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本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43]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试杂文》条。《说库》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4]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典·历代制》下，四库全书本。
[45]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说库》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6]所谓“大经”者，指《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而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即“四书”为小经。帖者，将经文的上、下、左、右都用纸贴上，只露出一句为试题;十帖者，即贴经文十处，每贴一处为一帖。
[47]见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一“建中二年”条按语。先师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在考辨中详录原文。
[48]唐宪宗李纯、唐敬宗李湛，先后被宦官陈弘、刘克明所弑，故云。
[4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宋纪二十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
[5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宋纪六十七》，中华书局1957年版。
[51]参见清孙奇逢编辑《理学宗传》卷之六《朱子》，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影印版。
[52]见艾南英《天傭子集·应试文自序》，道光丙申重刻本。
[53]引自郎瑛《七修类稿·国事类·本朝科场》，中华书局1959年版。
[54]朱子瑜:《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三，引自《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绪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55]俞长城辑:《可仪堂百二十家名家制义稿·王鏊稿》题辞及评语。
[56]方苞等编:《钦定书文·凡例》，四库全书本。
[57]艾南英不是否定八股科举制度，而是批评某些有损人格尊严的具体做法，特别是对评卷不公的考官甚为反感。他是享盛誉于士林的八股文大家，却未中进士，当然心理不平衡。
[58]孔子《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之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可苛而已矣。”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9]焦循:《易馀龠录》卷一五，木犀轩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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