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文化的演变
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要按自己的需要、确定适当的制度或方式来选拔人才，充实各个层次的官员(干部)。汉以前虽然没有明确的选择人才制度，但是列国君王自有考察、选用人才的方式，士人则利用这种方式达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取得兑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或游说列国与君王对策以逞才辩，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产生的。
科举制度是隋唐时代才确立的。汉代的察举选士，实际上也是一种考试制度，对后世的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举贤良方正，察孝廉，举明经，举博士，都要经过经学考试与对策，皇帝确认是优秀人才，才正式授予官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采纳董仲舒的对策。问策与对策，是由皇帝书面提出问题，对者书面回答，可以畅论己见。例如汉文帝十五年九月，对推举为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约400字)，被推举者作书面回答。其中之一晁错所呈上的，就是那篇著名的政论文《贤良文学对策》，列举以往圣王之所以成功的经验，并指出秦朝由强盛变为败亡的教训，要言不烦，简洁有力，切中肯綮，对当朝皇帝的善政，也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浮夸之辞，文章风格朴实深厚，精当而富有说服力。这次参与对策者有一百多人，晁错名列高第，擢为中大夫。策的问与对的具体作法，《前汉书》卷七十八《肖望之列传》，在叙及“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句下，颜师古注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五代时王定保撰《唐摭言》对此说得更明白:“两汉之制，有射策、对策二义者何?射者，谓列策于几案，贡人以矢投之，随所中而对之也。对则明以策问授其人而观其臧否也。如公孙弘、董仲舒，皆由此而进者也。”[43]从对策中，可以看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文字表达的能力。
隋炀帝大业三年，始设进士科，采用以策试士的办法，唐以后遂成定制，并与察举脱钩，成为纯粹的考试。唐代的策与汉代的策不同之处，在于根据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发策，与经义没多大关系，士子对策更能发挥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制度是发展变化的，而且唐代科举的科目有好几种，主要的是进士和明经。当时士大夫特别重视进士出身。据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云: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案:唐人赵嘏诗)
考取进士比考取明经难得多，进士出身，仕途优于明经，因而当时考进士的人特别多，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44]。应举者如此之多，而“及第不得过二十五人”。考试权集中于中央，唐太宗曾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45]士林中人，乃“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进士科成了读书人入仕的重要途径。
唐代进士科考试项目，《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记载甚详。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进士》条概述云:
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46]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三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开元二十五年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自今加试大经十帖。”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又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太和八年，仍复诗、赋。此唐一代进士试艺之大略也。(www.xing528.com)
所谓杂文，不仅指诗、赋，还包括箴、论、表、铭之类;赵赞奏罢诗、赋后，并非至文宗太和八年(834)才恢复，“贞元四年(788)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即复旧制”[47]。
唐代的试策，分为经策、子史策、时务策三种。从前两种对策中可反映出对经史子集广博娴熟的状况，时务策指对社会现实生活中有关国计民生的意见和建议。太和二年二月，文宗考试应举之士，命庞严、冯宿、贾悚为试官。文宗的问策，坦诚地陈述了当时存在的许多弊病和施政的失误，希望群彦能提出治理国家的方略，表示“朕将亲览”。应直言极谏举人刘，对策洋洋洒洒五千余言，措辞激切，高屋建瓴，语语中的，特别指出宦官篡权的危机:“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念《春秋》继故之诚。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颛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闱将变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48]，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将相之职不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这一番话，都是针对宦官擅权祸国乱政的时弊而发的。三位试官都很感佩，但因宦官当权，不敢将刘的对策之文投档上呈，于是公认为最佳的对策，与汉代晁错、董仲舒不相上下的刘落选了。其文迅即传开，士林为之感动，鸣其不平，乃至相对而泣，登科者愿以身名授，宦官当道，执政大臣也不敢主持正义。
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宋史·选举志·科目上》: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进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寖备，学校之设遍天下，则海内文治彬彬矣……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宋代科举考试，重视对策。真宗景德四年闰五月壬申，“帝谓宰臣曰:‘比设此科(指试贤良方正)，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则济时之用，安得而知!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因命两制各上策问，择而用焉”[49]。熙宁三年三月己亥，神宗“御集英殿策试进士，罢诗、赋、论三题”[50]。
程朱理学在宋代是有争议的，理学在宁宗时曾一度被视为“伪学”，予以禁止。越禁，影响反而越大;[51]解禁后，到了南宋末年，理学在士林中已成为时尚之学，士子在对策中引理学之言蔚然成风，文天祥《御试对策》文章，就有不少理学名言。元代有姚枢、许衡、吴澄、许谦等理学名家，到了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之时，程朱理学就定为官方哲学了。蒙古、色目考生试经问，汉人、南人考生试明经、经疑，概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内出题，而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汉人、南人考生加试经义，从“五经”中选一经，《诗经》、《尚书》、《周易》均以程朱学派所注解的观点为准;《春秋》沿用“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则用古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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