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中的盛世颂歌：台阁体与台阁文化

五、盛世颂歌——“台阁体”与台阁文化

明前期诗文，继宋濂、刘基、高启等人之后，从永乐至天顺(1403—1464)年间，出现一种缺乏艺术生命力的文学，即以台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

杨士奇(1365—1444)，名寓，以字行。泰和(今江西泰和县)人。建文初，以辟召入翰林;成祖即位，简入内阁，典机务，进左谕德，辅佐太子;仁宗朝官至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清廉贤明，政绩卓著。著有《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杨荣(1371—1440)，字勉仁，建安(今属福建)人。建文二年进士，授编修。成祖朝，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历事四朝，谋而能断。著有《杨文敏集》。杨溥(1372—1446)，字弘济，石首(今属湖北)人，与杨荣同举进士，授编修。永乐初，侍皇太子为洗马。因东宫遣使迎帝迟，获罪下狱十年之久;仁宗立，擢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英宗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与士奇、荣并列。“是时，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又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33]。“三杨”是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的能臣贤相，但视诗为“小技，不足为也”^[34]。位极人臣，荣华富贵，诗文多半为应制而作，内容不外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上四平八稳，雍容典雅，成为典型的台阁文学。尽管在朝堂上直言敢谏，反对“上书颂太平者”，指出“流徒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等亟须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35]，但是在应制诗中，则须表现太平祥瑞景象，这正是台阁文化特色。经他们倡导，效法者众，一时相袭成风，形成流派。因其代表人物皆为台阁重臣，故称为“台阁体”。从以下所举诗例中，可窥见其特色:

广寒宫殿属天家，晓从宸游驻翠华。

琼液总颁仙掌露，金支皆播御前花。

棹穿萍藻波间雪，旗飐芙蓉水上霞。

身世直超人境外，玉盘亲捧枣如瓜。(www.xing528.com)

——杨士奇:《从游西苑》

海宇升平日，元宵令节时。彩云飘凤阙，瑞霭绕龙旗。

歌管春声动，星河夜色迟。万方同燕喜，千载际昌期。

——杨荣:《元夕赐观灯》

前首写随从皇帝游西苑，饮酒赏乐，游湖观花，真是人境桃源;后一首写元宵节皇帝赐大臣观灯，一派升平祥瑞气氛，举国欢庆，繁荣昌盛，千载难逢。诗中缺乏实际内容，形式上工丽华贵，平庸乏味。与“三杨”同时的诗人有:金幼孜、黄淮、胡广、周述、王直等人，都属于“台阁体”一派。

台阁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除了作家自身久居高官、主体意识上有浓厚的感恩知遇、歌功颂德的愿望以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气候、文化思潮，都有着密切关系。明初经过洪武时期三十年的恢复工作，社会经济渐趋繁荣，从永乐到正统(1403—1449)，半个世纪间，虽然也曾几次对外用兵，皇室内部也发生过争夺皇位的战争，但是总的来说，是国力强盛，政治清明，上下图治，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潜伏的社会危机被表面的繁荣昌盛景象所掩盖，人们所感触到的是难得的“太平盛世”。据史载:宣宗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36]。在这样较为开明的政治气氛中，尽管杨士奇还保持清醒头脑，反对有人上书歌颂太平，但是在应制诗中作升平颂歌却是很自然的，也是符合这类台阁文化传统规范的。正由于“三杨”是德高望重的能臣贤相，因而能引起一倡众和的社会效应。而一般知识分子，又都专心致志地从事八股文章的写作，通过科举，找到了荣身之路，失落了对社会的忧患意识，何况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还没有表面化、尖锐化，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也不可能成为这时文艺思潮的主流。还值得注意的是，明初朱元璋搞的文字狱，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在士人中尚心有余悸，都非常谨慎，思想意识上受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比较紧，难以摆脱精神枷锁。“台阁体”诗文正是适合这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作家主体意识而产生的。其带有倾向性的诗文风气，是平正纡徐有余，深湛精劲不足。流弊深远，产生许多冗长空洞，众口一腔，缺乏生气与激情的作品，自然要遭到后来有识之士的反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别集二三·杨文敏集》所说:“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与杨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秉国既久，晚进者递相模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物穷则变，于是何、李崛起，倡为复古之论，而士奇、荣等遂为艺林之口实。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即前后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併回护后来之衰。亦不可以后来之衰，併掩没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与荣哉。”这一论断，是切合实际的。也为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评论历史上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