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化中的八股化及其影响

(二)明初传奇创作的八股化

自从元末明初《琵琶记》和“荆、刘、拜、杀”问世之后，从明永乐到景泰(1403—1456)的五十多年间，没有产生著名的传奇作家和作品，民间戏文蓬勃发展，地方戏有海盐、弋阳、余姚、青阳等不同声腔，但也没有书面的剧本流传下来。这一时期，文人作家的传奇创作，比较沉寂。究其原因，除了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封建专制主义严酷的禁令、政治环境不利于戏曲发展等因素以外，影响传奇创作较严重的障碍，一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文人将毕生精力用于“时文”的写作，皓首穷经，而不屑于从事传奇剧本、小说之类的“小道”。二是明初杂剧余晖未尽，由元入明的剧作家，惯于杂剧创作，且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而北京原是杂剧盛行之地。封地在南昌的宁献王朱权、在汴梁(今开封)的周宪王朱有燉，又都酷爱杂剧，他们及其周围的一批文人都从事杂剧创作，蔚成风气，传奇则相对地冷落萧条。

诚然，文学体裁并没有阶级性。统治者很善于利用新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文学样式，来为自己服务。在明代，首先效法高明《琵琶记》、利用传奇来宣扬封建礼教的，是弘治王朝的文渊阁大学士(地位相当于宰相)、道学家邱濬(1418—1495)^[5]。濬字仲深，广东琼山(今属海南省)人。家贫而勤奋好学，乡试第一，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翰林院，为庶吉士编修。著有《续通鉴纲目》、《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等。为官廉洁耿直，持论公正，但性格褊隘，他主要是个正派的辅臣、朱子学大家，以其余技作传奇，编著剧本有:《五伦全备记》、《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等四种。其代表作是《五伦全备记》，又名《纲常记》。此剧纯属道学家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教之作，剧中写伍典礼的前妻生子名伦全，而继室范氏生子名伦备;又收典礼的同僚之遗孤克和为义子。典礼死后，范氏抚育三个儿子，一视同仁;三子则克尽孝道，而且娶妻都是贞节之妇。总之，在父子兄弟姓名中就寓含人伦纲常的封建教化之意，其主要情节，就是表彰慈母、孝子、节妇等事迹。用八股文的调子写剧本，毫无艺术性可言。作者在剧本中开宗明义宣称:“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这与《琵琶记》开场所说“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如出一腔，但它却缺乏《琵琶记》的艺术感染力。邱濬把戏曲创作看成是与写八股时文一样的玩意儿:“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所以《五伦全备记》也就成了传奇八股化的标本。王世贞《曲藻》嘲笑说^[6]:“《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徐复祚《曲论》更挖苦它“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一蟹不如一蟹矣”。沈德符《顾曲杂言》亦持批评态度，措辞颇为尖锐:“邱文庄淹博，本朝鲜俪，而行文拖沓，不为后学所式，至填词，尤非当行，今《五伦全备》是其手笔，亦浅甚矣。……《五伦记》至今行人间，真所谓不幸而传矣。又闻邱少年作《钟情丽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为时所薄，故又作《五伦》以掩之，未知果否?但《丽集》亦学究腐谈，无一俊语，即不掩亦可。”可谓一箭双雕。

继踵《五伦全备记》之作甚多，最有代表性的是邵灿《香囊记》。邵灿的生卒年不详，约成化前后在世，字文明，一字宏治，宜兴(今属江苏)人，诸生。《香囊记》情节大半出于虚构，而关目蹈袭《琵琶记》、《拜月记》，主题则是歌颂张九成一家忠、孝、节、义俱全。本剧第一出［沁园春］词云:“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公然宣称是《五伦全备记》的续编，剧中故事以宋室南渡之际为背景，张九成、张九思兄弟，由寡母抚育。九成与邵贞娘新婚半月，受母命与弟赴试，邻媪王氏允许照顾其家，不久，兄中状元，弟为探花。但因九成策论中触犯秦桧，受命使金被羁留漠北十年。某日，一乞丐出示紫香囊以换取食物，乃是张母亲手为九成缝制之物，问其来由，乞丐原是兵士，在战场拾得此香囊，而误传九成已死。汴京陷落，宋室南迁，张母与贞娘在逃难途中失散，母遇一少女为伴，途宿驿中，恰逢九思，于是相携同行，贞娘则为周姥姥所救，但紫香囊又失落，为赵运使之子所得，乃以此为聘礼，欲强娶贞娘。贞娘持香囊向新任观察使控诉，观察使恰是张九成，见紫香囊，知投诉者为贞娘。夫妇、母子、兄弟欢庆团圆，朝廷旌表。(www.xing528.com)

《香囊记》关目蹈袭他剧一目了然，加上曲辞的骈俪化，使明代传奇的八股化得以恶性发展，流毒深远。徐渭《南词叙录》批评道:“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徐渭还指出它的恶劣影响:“《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句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7]。”滥用前人诗语入曲，为戏曲行家所讥刺，徐复祚《曲论》就曾尖锐地指出:“《香囊》以诗语作曲，处处如烟花风柳。如‘花边柳边’，‘黄昏古驿’，‘残星破瞑’，‘红入仙桃’等大套，丽语藻句，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8]

这时的传奇创作，出现一股以劝忠劝孝为宗旨、形式讲究骈俪的潮流。实质上是八股时文在戏曲创作领域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