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文化与戏曲的畸形发展
曾经在元代剧坛盛放奇花异彩、标志一代文学高峰的杂剧,元中叶以后,它就逐渐枯萎,虽然还能数出几个名家名作,但是已无盛日之姿。到了明代,杂剧数量倒也不少,存目五百多个,现存剧本尚有一百五六十种,而且也不乏优秀之作,但就明前期杂剧而论,与元杂剧相比,就黯然失色了。明初,北杂剧的余波尚存,一批由元入明的杂剧作家及其作品,如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天台》、刘兑《金童玉女娇红记》、《月下老定世间配偶》、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基本上是元后期杂剧创作风气的继续。像刘兑的《娇红记》,其题材出于元人宋梅洞《娇红记》传奇体小说,晚明剧作家孟称舜也据以改编为传奇剧本《鸳鸯冢娇红记》。宋梅洞原作、孟称舜的改编,写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悲剧,都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意义,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刘兑却把悲剧改为喜剧,而且笼罩了一层仙道的迷雾,可以说是才子佳人剧与神仙道化剧合流的产物。其文辞以骈俪见长,脱离元杂剧本色天然之趣。此外,罗贯中写于元明之际的《宋太祖龙虎风云会》,表现了那个龙争虎斗时代知识分子的建功立业理想。黄元吉的《黄廷道夜走流星马》,故事以唐太宗即位之初为背景,描写功臣李道宗举荐其婿黄廷道说沙漠野驴万户入贡“流星马”的过程,体现了明朝建国之初的时代精神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罗贯中为“忘年交”的贾仲明,作杂剧16种,今存6种,其神仙道化剧《吕洞宾桃柳升仙梦》、《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等剧,对后来朱有燉的同类杂剧影响较大。他的《录鬼簿续编》,为研究元和明初杂剧提供了重要资料。杨景言的《西游记》杂剧,对后来吴承恩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影响,当然是值得重视的。
明代初期,杂剧创作就个别作家作品而言,也有值得肯定的,但是寥若晨星,从总的趋向来看,思想境界和艺术趣味,都离开了元杂剧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积极的倾向,虽然剧本数量不少[1],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审视,实际上是衰落了。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文艺的扼杀。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在政治上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特别是儒生的文化思想控制非常严酷,把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与程朱理学相结合,使官方哲学神圣化,更有效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并且在文艺创作上采取禁锢政策,尤其是对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戏曲,一方面使用暴力扼杀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剧本,另一方面却鼓励写歌功颂德、宣扬封建礼教或神仙道化的作品,以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在《御制大明律》中就有“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条款: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象,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www.xing528.com)
据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载《国初榜文》,引“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所云内容与上列律令精神相同,还特别强调:“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皇帝对此奏章的旨意是:“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在如此残酷的禁令下,谁敢创作或收藏触犯封建统治者的庄严妙像的剧本呢?帝王文化误导戏曲创作的畸形发展。
其次,与上述原因密切相关,是皇家贵族对剧坛的垄断。王公贵族朱权、朱有燉,先后霸占剧坛,并罗致一批帮闲文人,按照律令精神或皇帝旨意,炮制剧本。无论是杂剧或传奇剧本,遍布说忠劝善、神仙道化、寻花问柳之风。剧坛上出现虚假繁荣,真正的优秀剧本是极少数。
再次,明初随着南戏的复兴,传奇剧本的崛起,北杂剧曲调的逐渐失传,也加速了北杂剧的衰亡。
南曲传奇,继《琵琶记》之后,明前朝出现传奇创作八股化的不良风气,戏剧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工具,文辞也骈俪化,堆砌典故,影响戏曲艺术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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