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拜月亭记》及其他南戏
所谓“四大南戏”，指的是《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四个南戏剧本，简称“荆、刘、拜、杀”，向为戏曲史研究者所重视。就其成就而言，当首推《拜月亭记》。
关汉卿有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南戏《拜月亭记》是根据关剧改编而成的，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列有本剧名目。改编者传说是元人施惠。施惠字君美，钱塘(杭州)人氏。但吕天成《曲品》却说:“云此记出施君美笔，亦无的据。”钟嗣成《录鬼簿》把施君美列为第二期元曲作家，当与乔吉、郑光祖同时，虽云“诗酒之暇，唯以填词和曲为事”，却不曾提及有《拜月亭记》之作。王国维认为本剧第五出中，有“双手擘开生死路”一句，乃是太祖微行时为阉豕者题春联语，故该剧作者当是元末明初人。此论较为允当，该剧流行的版本有三种:明世德堂刊本，更为接近“古本”，明末凌初成之侄凌延喜所刊，以沈璟与凌初成考订本为底，戏曲史家视为最善本:此外，尚有容与堂本和汲古阁《六十种曲》本，题为《幽闺记》。
本剧以金受番兵(指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族)进逼、迁都汴梁的离乱时代为背景，描写了蒋世隆和王尚书之女瑞兰悲欢离合的爱情婚姻故事;在戏剧冲突展开过程中，又穿插了陀满兴福和蒋世隆之妹瑞莲的婚姻巧合，作为陪衬。剧情基本轮廓虽承袭关汉卿杂剧，但作者构思奇巧，颇有新意。陀满兴福因其父遭谗被害，避祸越墙入蒋世隆宅，两人遂结义为兄弟，为喜剧性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蒋世隆携妹瑞莲逃难，王瑞兰亦侍母逃难，途中被番兵冲散，兄妹、母女各不相保，原是兵荒马乱中常有之事，巧在世隆寻呼“瑞莲!瑞莲!”，瑞兰误听为呼己而应之，患难中遂结伴同行。王夫人寻呼其女瑞兰，瑞莲亦误听为呼己而应之，遂结为母女，相携而行。这种奇巧偶然，看似天真异想，但在荒乱的环境中，而且呼名音韵相同而误应，实为情理中之事，奇巧而不荒诞。
蒋世隆与王瑞兰在患难相扶之中，成为知己，于逆旅中结为夫妻，突破了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相约幽会的老套。世隆患病，瑞兰尽心照料，在困境中深化了患难夫妻的爱情，正因为他们的爱情是严肃而真挚的，才经得起风波的考验。“无巧不成戏”，王尚书旅差途中恰经世隆和瑞兰所寓之店，逼迫瑞兰离开落难的穷秀才，硬将瑞兰拖走。这一凄惨的场面，在舞台演出时必然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原是悲剧性的戏剧冲突，却因蒋世隆中了状元，王尚书招新科状元为女婿，转化为大喜剧。这一艺术构思当然是很巧妙的，蒋世隆忠诚于瑞兰的爱情而“推就红丝”，瑞兰心中也只有穷秀才蒋世隆，而拒配状元郎，就在这悲剧的高峰，消除误会，真相大白，天凑良缘，喜出望外，在极悲之际获得极喜的美满结局，而王尚书的势利残酷的丑恶面貌，前后对照之下，也暴露无遗。喜剧的一条副线，是陀满兴福和瑞莲的奇缘。陀满兴福既与蒋世隆为结义兄弟，而且世隆是兴福的救命恩人，因此当世隆和瑞兰途经兴福山寨时，热情款待、赠金作别，兵乱安宁后又主动邀世隆结伴赴试，也就合乎情理。结义兄弟，得中文武状元，双双被宰相招为爱女之婿，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条副线，戏虽嫌稍多，但与主线互相映衬，增强了喜剧气氛。
本剧曲辞、说白，也以本色天然著称，善于以平易质朴的白描手法，描写感人至深的场面、抒发人物真挚生动的感情、刻画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例如《相泣路歧》写王瑞兰母女顶风冒雨逃难的凄苦情景:
［剔银灯］(老旦)孩儿，两条路不知往那一条去?迢迢路不知是那里?前途去安身在何处?(旦)一点点雨间着一行行凄惶泪，一阵阵风对着一声声愁和气。(合)云低，天色傍晚。子母命存亡，兀自尚未知。
［摊破地锦花］(旦)绣鞋儿，分不得帮和底。一步步提，百忙里褪了跟儿。(老旦)冒雨荡风，带水拖泥，(合)步难移，全没些气和力。
——第十三出
［剔银灯］曲根据关汉卿原作［油葫芦］曲略加“点”、“行”、“阵”、“声”四个重叠字，便活现出母女在风雨交加中逃难的悲苦之情;［摊破地锦花］亦从原作［油葫芦］后半支曲辞化出，栩栩如生地描绘出闺秀弱女离乱生活之艰辛。又如“抱恙离鸾”一出，王尚书、王瑞兰、蒋世隆三人的对答，无论曲辞、说白、动作，全是白描，朴素、明白而富于戏剧性，活生生地表现出三人的情绪或性格特征:蒋世隆的悲苦冤愤、王瑞兰的忠诚执著、王尚书的顽固狠毒。再如“皇华悲遇”一出，描写风雪寒夜，王瑞兰在驿馆后堂、王夫人和蒋瑞莲在驿馆廊下，都因怀着各自的愁思，通宵不寐的情景心态，质朴中而不失其文采，体贴入微，扣人心弦:
［新水令］(老旦)凄凉逆旅人千里，(旦)这萦牵怎生成寐?(小旦)万苦横心里。(合)睡不着，是愁都做枕边泪。……
［销金帐］(老旦)黄昏悄悄，助冷风儿起。想今朝，思向日，曾对这般时节，这般天气，羊羔美酒，美酒销金帐里。兵乱人慌，远远离乡里。如今怎生、怎生街头上睡?
［前腔］(旦)呀!樵楼上一更鼓了，初更鼓打，哽咽寒角吹。满怀愁分付与谁?遭逢这般磨折，这般别离。铁心肠打开，打开鸾孤凤只。我这里行恓惶，他那里难存济。翻覆怎生、怎生独自个睡?
［前腔］(小旦)是二更鼓了，冬冬二鼓，败叶敲窗纸，响扑簌，聒闷耳，难禁这般萧索，这般岑寂。骨肉到此，到此你东我西，去又无门，住又无依倚，伤心怎生、怎生街头上睡?
一连用六支［销金帐］曲辞，写尽母女三人自黄昏至五更天凄凉孤苦的心情，以明白如话之辞，抒幽怨曲折之情，不失本色当行之致。
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是《幽闺拜月》，在继承关汉卿原作第三折基本情节和优美的语言艺术基础之上，又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王瑞兰内心的幽怨与痛苦，是她父亲王尚书蛮横狠毒行为造成的，身居高位而心如蛇蝎的老人，破坏了年轻一代在患难中结成的良缘，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带有悲剧性，而揭开瑞兰内心愁苦奥秘的，恰是她夫婿的胞妹，在姊妹打趣调谑中也就更富有喜剧性:
［二郎神］(旦)拜新月，宝鼎中把明香满。(小旦潜上，听科)(旦)上苍，这一炷香呵!愿我抛闪下男儿疾效些，得再睹同欢同悦。(小旦)悄悄轻将衣袂拽。姐姐，却不道小鬼头春心动也。(走科)(旦)妹子到那里去?(小旦)我也到父亲行去说。(旦扯科)(小旦)放手，我这回定要去。(旦跪科)妹子，饶过了姐姐罢。(小旦)姐姐请起。那娇怯，无言俯首，红晕满腮颊。
［莺集御林春］(小旦)恰才的乱掩胡遮，事到如今漏泄，姊妹们心肠休见别，夫妻每是有些周折。(旦)教我难推怎阻，罢罢，妹子，我一星星对伊仔细从头说。(小旦)姐姐，他姓甚么?(旦)姓蒋，(小旦)他也姓蒋，叫甚么名字?(旦)世隆名，(小旦)呀!他家住在那里?(旦)中都路是家。(小旦)姐姐，你怎么认得他，他是甚么样人?(旦)是我男儿受儒业。……妹子，你啼哭为甚因，莫非是我男儿旧妻妾?
［前腔］(小旦)他须是瑞莲亲兄。(旦)呀!元来是令兄，为何散失了?
——第三十二出
在舞台演出时，这个悲喜剧交错而以喜剧色彩为主的场面，无论是曲、白、动作，都是非常优美的，构成生活气息很浓、抒情性很强、历历如在眼前的意境。它是一曲赞美爱情的颂歌。何良俊从本色、当行的角度，盛赞《拜月亭》:“余谓其高出于《琵琶记》远甚。盖其才藻虽不及高，然终是当行。其‘拜新月’二折，乃隐括关汉卿杂剧语。他如《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妙绝。……正词家所谓‘本色语’。”[11]
总之，本色天然，即与“画工”相对而言的“化工”之美，是《拜月亭记》艺术美的最主要特征。在戏曲史上，可与元杂剧《西厢记》相媲美。而其艺术构思的奇巧，如由误听错认而结奇缘之类关目，对后来传奇作家颇有影响，巧合、误会、双关等常用的喜剧手法，追溯渊源，《拜月亭记》为始作俑者。
《刘知远白兔记》，或称《白兔记》，是早期南戏重要剧目之一，《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已载有此名目。该剧早期演出本已失传，今传富春堂刊本《新刻出像音注刘知远白兔记》，以及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白兔记》，均经后人修改，故有的曲白全然不同，这是因为原剧文辞太质朴，加上不易懂的方言俗语，后人辄加窜改，致使失其真面目。
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出土的明代成化年间刊印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全剧不分出，情节简练，结构紧凑，似少文人修改痕迹，南戏风韵尚存，近乎当年演出本原貌。尽管几种版本不同，但其故事情节、人物遭际大致相同。剧中写五代时刘知远幼孤，被继父逐出，村中李文奎怜而收为牧马人。一日，李见知远卧处有一道火光冲天，且睡时有蛇钻七窍之异，李乃以女三娘妻之。李文奎夫妇亡故，刘知远遭舅兄李洪一夫妻虐待，迫使守瓜园，意图必为瓜精所害，结果反因祸得宝剑兵书，知远乃往太原投军岳节使麾下，岳亦喜其有异兆而招赘为婿，后因军功升为九州安抚使。李三娘则备受兄嫂折磨，原已怀孕，临月而不得休息，竟在磨房产子，不得已以齿咬脐带，故将其子取名咬脐，托邻翁送至知远处抚养。十六年后，咬脐出猎，射白兔，负伤而逃，追至一村，遂于井旁邂逅其母三娘，知远乃迎娶三娘团圆。
刘知远与李三娘故事，见于《五代史·汉高祖本纪》及《皇后李氏传》，剧中所写，除知远出身军卒，李氏为农家女符合史实以外，其他情节都是由民间艺术传播演化而来。宋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关于刘知远与李三娘的故事，已粗具《白兔记》情节梗概，尚无入赘岳府之事。金元时有《刘知远诸宫调》，从现存的几段可以看出，所叙故事以家庭生活变迁为主，更接近剧本情节。南戏《白兔记》是根据平话、特别是诸宫调改编创作的，刘知远发迹变泰的史实仅仅是个吸引作者的动因。
《白兔记》写的虽然是历史人物传奇性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情世态。剧本的戏剧冲突，是围绕刘知远夫妇与李洪一夫妇之间家庭矛盾展开的。李文奎招孤苦无依的穷光蛋刘知远为婿，在李洪一夫妇心目中自然视为寇仇，必欲置知远夫妇于死地而后快。“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世态炎凉，在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家庭生活中，都具有普遍性。本剧的积极意义不在于描写刘知远发迹变泰，而在于通过对李洪一夫妇残酷迫害刘知远夫妇具体过程的叙述，鞭笞了势利小人嫌贫爱富的丑恶灵魂。李三娘忠诚于穷丈夫刘知远的爱情，宁受“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挨磨到天明”苦难生活的折磨，决不改嫁，她抢去李洪一夫妇逼迫刘知远写的休书，立即撕碎，表现了我国古代妇女坚贞刚烈的崇高品格。她在生活中是被虐待、受欺凌的弱者，但在与命运的斗争中又是永不屈服的强者。
《白兔记》在艺术上保留着民间艺术质朴自然之美，饶有野趣，情味纯真。正如《曲海总目提要》所云，“荆、刘、拜、杀”的共同特点是“指事道情，能与人说话相似，不假词采绚饰，自然成韵。犹论文者谓西汉文能以文言道世事也”。曲辞明晓如话，以白描手法，抒淳朴真切之情。例如第三十出《诉猎》:
［绵搭絮］(旦挑水桶上)别人家兄嫂有亲情，唯有我的哥哥下得歹心肠、恶面皮。罚奴夜磨麦晓要挑水，每夜拳独睡，未晓要先起，那些个手足之亲，想我爹娘知未知?
［前腔］井深干旱，水又难提。一井水都被我吊干了。井有荣枯，眼泪何曾得住止，(介)奴是富家儿，颠倒做了驱使。莫怪伊家无礼，是我命该如是。倘有时刻差迟，乱棒打来不顾体。
［前腔］寻思情苦泪双垂，夫在边廷，想我孩儿倚靠谁?吃淡饭黄虀，强要充饥。哥嫂每夜里巡更不睡，讨是寻非。哥嫂他那里昧己瞒心，料想苍天不负亏。前面一簇人马来了，我神思疲倦，且在井边少睡片时。
声泪俱下的倾诉，纯用日常生活中朴实无华的语言，不加润饰，自然而感人至深。善于通过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这是南戏艺术的一大进步。例如“逼书”、“说计”、“看瓜”等三出戏，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鲜明地表现了李洪一夫妇的狠毒、奸诈的性格，同时也突出了刘知远刚直豪爽、李三娘坚贞不屈的个性特征。(www.xing528.com)
《白兔记》作为较早的南戏剧本，艺术上显然还较为粗糙，曲辞过于质朴而少文采，结构虽较紧凑，但有平铺直叙之弊。这些缺点，在《杀狗记》中表现更为突出。文学剧本中存在的缺点，并没有影响舞台演出。它的戏剧性较强，特别是《逼书》、《看瓜》、《分别》、《挨磨》、《分娩》、《汲水》、《诉猎》等精彩的场面，更便于在舞台上充分发挥表演艺术的功能。
《荆钗记》，作者尚难考定。《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王十朋荆钗记》，作者似应为由宋入元之人;但《南词叙录·本朝》又著录此剧，而注明“李景云编”。可能宋元旧篇原有此剧，至明初经李景云改编。清初张大复《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于卷首总目，题为“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著”，于是王国维《曲录》以为明朱权撰，因权别号丹邱，其实是误会。吴梅《中国戏曲概论》亦以为宁献王(朱权道号丹邱)作。
剧中写宋人王十朋与钱玉莲悲欢离合故事。王十朋是好学穷儒，富室钱流行爱其才，欲将女钱玉莲许配十朋为妻，王十朋乃以荆钗纳聘。而王之友人孙汝权，富而无学，垂涎玉莲，以金钗一对并银四十两为礼议婚。继母贪财欲许聘，玉莲坚拒不从，继母以一乘破轿送玉莲与王十朋成婚。半年后，十朋上京应试，状元及第，万俟丞相欲招十朋为婿，十朋不从，被远遣潮阳任签判。落第之孙汝权，乘机播弄是非，图再娶玉莲，玉莲投瓯江自尽，为钱巡抚所救，收为义女。十朋之母赴京寻子，告知玉莲死讯，十朋哀恸不已，乃奉母赴任，后转调吉安太守，钱巡抚欲将义女许配十朋为妻。玉莲曾误闻十朋病死，矢志守节。虽经波折，终于夫妻团圆。
在盛行科举制度的时代，儒士为利禄所诱，贵而易妻，带有普遍性，《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就是如此。王十朋品格之难能可贵，在于宁可得罪当朝宰相，也决不弃荆钗所聘糟糠结发妻;钱玉莲忠于爱情，不为势利所动，宁死不屈，这种精神，也是值得赞许的。尽管作者从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来颂扬男女主角，也无损人物形象的光辉，读者或观众，仍然能够理解剧本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况且，美好的传统道德，至今仍值得继承发扬。
王十朋是南宋初期著名诗人，关于此剧本事，传说不一。清代焦循《剧说》卷二引《瓯江逸志》云:“……又一说:玉莲实钱氏，本倡家女。初王与之狎，钱心许嫁，后王状元及第归，不复顾，钱愤，投江死。”剧作家据此附会演化，写成此剧，似较近乎情理，也大致切合戏剧创作的艺术规律。
对本剧的艺术水平，毁誉不一。曲辞俚俗粗鄙，诚然是其缺憾，但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评:“《拜月亭》之下，《荆钗》近俗，而时动人，《香囊》近雅而不动人，《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12]吕天成《曲品》评曰:“《荆钗》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词隐称其‘能守韵’，然则今本有失韵者，盖传抄之伪耳。真当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近人吴梅则谓该剧“曲本不佳……实则明曲中，尚属中下乘也。……‘赴试’、‘闺念’、‘忆母’诸折，全摹则诚旧套，而出词平实，远逊《琵琶》，不独结构间多可议焉。”[13]曲贵本色当行，原不以雅丽取胜，重在以情动人。本剧如第三十五出《时祀》，抒情写景，真切感人，悲剧气氛颇浓:
［雁儿落］(生唱)徒捧着泪溶溶一酒卮，空摆着香馥馥八珍味。慕音容，不见你，诉衷曲，无回对。俺这里再拜自追思，重相会是何时?揾不住双垂泪，舒不开两道眉。先室，俺只为套书信的贼施计。贤妻，俺若是昧诚心，自有天鉴知。
［侥侥令］(老旦唱)这话分明诉与伊，须记得圣贤书。懊恨娘行忒薄劣，抛闪得两分离在中路里，两分离在中路里。
［收江南］(生唱)呀!早知道这般拆散呵，谁待要赴春闱?便做到腰金衣紫待如何?说来又恐外人知，端的是不如布衣!俺只索要低声啼哭自伤悲。
［正园林好］(老旦唱)免愁烦回辞奠仪，拜冯夷多加护持。早早向波心中脱离，惟愿取免沉溺，惟愿取免沉溺。
丈夫哭祭妻子，婆婆悼念媳妇，情真意切，而曲辞朴实自然。剧中某些曲、白，也有方巾气，显受理学影响，也无碍观赏。
把徐"的《杀狗记》与《拜月亭》、《白兔记》、《荆钗记》并列为“四大南戏”，实际上是很不相称的。《杀狗记》的说教气味较浓，“杀狗劝夫”关目幼稚可笑，艺术上也不足称，但在表现家庭内部兄弟、叔嫂、夫妻关系，以及与社会上交友的问题，却颇发人深省。剧中男主角孙华，乃是东京一富家子弟，结交朋友柳龙卿、胡子传系酒肉之徒，却以封建家长姿态，虐待亲弟孙荣。孙华之妻察知丈夫所交无赖棍徒而将同胞手足逐出家门，势必招祸生灾，故买一狗杀之，穿上人衣，假冒人尸置于门口;然后告知其夫速邀二友移尸以避祸，二友坚拒不来。而弟孙荣闻讯即回家移尸埋葬。二友却乘机勒索孙华钱财，甚至到府衙告发孙华杀人。孙荣与嫂先后到庭作证，说明事实真相，验明尸体实是死狗。孙华乃大醒悟，兄弟、夫妻全家和睦相处。旨在说明妻贤夫祸少，家和万事兴，交友须谨慎。
吕天成《曲品·能品二》评《杀狗记》曰:“事俚，词质。旧存恶本，予为校正。词多有味。此真写事透彻，不落恶腐，所以佳。”[14]
《琵琶记》和“荆、刘、拜、杀”四大南戏剧本，思想意义和艺术水平的高低不尽相同，而作为南戏剧本群体，在戏曲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们促进元末明初南戏的发展，过渡到明清戏曲的主要形式——传奇。题材大都描写家庭、婚姻，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民间情调、生活气息较浓，因而有其积极的社会效益，为南戏的中兴立下功勋。但是这些剧本大都有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气味，对明前期传奇创作的八股化倾向有较大的影响。在艺术上，情节结构沿着两条线索发展，在戏剧冲突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方式，为后来许多传奇剧本所采用。这些南戏的曲辞大多数以朴素通俗、本色天然见长，而《琵琶记》曲辞也有典雅的一面，即所谓“画工”，比之于《拜月》、《西厢》的“化工”之美，似稍逊一筹。明清传奇的本色派、辞采派之分，其渊源即在于此。《琵琶记》曲辞的典雅方面，对明代传奇的骈俪化、卖弄文辞，起了开不良风气的作用。这些剧本的戏剧冲突都很尖锐，大都带有悲剧色彩，但最后都以大团圆结局，其原因固然很复杂，就作者主体意识而言，确有调和矛盾的愿望。这种结尾方式，尽管效果不完全相同，应联系整个剧本情节来考虑，但对后来传奇剧本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好的，特别是对悲剧，大团圆结局，冲淡了悲剧气氛。观众似乎并不计较“大团圆”的负面影响，他们已经习惯于“大团圆”结局，一般不予以评议。
【注释】
[1]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4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3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3]据张大复《九宫十三摄南曲谱》所载，尚可补充十余种。
[4]元杂剧分析虽系明人所为，但实际上受一本四套曲子、由一人主唱的限制，一套曲子即为一幕(或称一折)。
[5]如以人物上场、下场作为分段(即分场)准则，该剧可分50多场。
[6]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4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7]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五《高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8]施润章《蠖斋诗话》称高明“登至正四年进士”，见《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9]王世贞《曲藻》云:“偶阅《说郛》所载唐人小说:‘牛相国僧孺之子繁，与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寻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适之。蔡已有妻赵矣，力辞不得。后牛氏与赵处，能卑顺自将。蔡任至节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于此，则诚何不直举其人，而顾诬蔑贤者至此耶?”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3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0]王世贞:《曲藻》，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3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1]何良俊:《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2]王世贞《艺苑卮言》论曲部分题作《曲藻》，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3]见《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曲概论》三，《明人传奇》，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14]吕天成:《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第22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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